三、正定時期（1982-1985）的新聞傳播實踐
1982年，習近平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任上來到河北省正定縣，先后擔任縣委副書記和縣委書記職務。這期間，除了忙於日常工作之外，他還親身參與了新聞傳播工作，一是為當時的新華社記者採訪提供盡可能的幫助，促成長篇通訊《正定翻身記》在《人民日報》發表，二是親筆撰寫了一篇新聞評論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從傳播空間來看，從北京到正定，初看起來可能是舞台變小了，實際上，可供揮洒的傳播空間更大了，這裡所說的“傳播”當然包括但不限於他本人自己親力親為的新聞傳播，事實上，在正定期間，通過籌集貸款興建榮國府，吸引《紅樓夢》劇組進駐，習近平一下子將國人的目光聚焦到這個一度沉寂的古縣，從此以后“正定是個好地方，那裡出了個趙子龍”這句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毛澤東語錄后面還應該再加上一句話，那就是“正定還有一個榮國府”。 這其實是一種“大傳播”的實踐和探索，套用馬克思“以往的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這句話，我們完全可以說“以往的新聞傳播都側重於傳播世界，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正是通過這樣的舉措，習近平進一步豐富了新聞傳播的內涵和外延。
從傳播過程來看，人際傳播要妥善處理特定對象的不理解問題：正定有一個當時很有名的作家叫賈大山，據相關文章回憶“第一次見賈大山，習近平則印象深刻。他后來回憶二人剛見面時的情形——“大山同志一扭頭，開玩笑說：‘來了個嘴上沒毛的管我們。’” 那一年，習近平29歲，賈大山40歲﹔而大眾傳播則要妥善處理傳播動機與傳播效果以及傳播渠道之間的復雜關系。當時的習近平妥善地處理了兩種不同的傳播之間的關系。
從傳播對象來看，這一時期的傳播對象與陝北梁家河時期相比，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是從“大隊”層面向“縣域”層面的物理空間的變化，還包括從基本可知的有限傳播對象向很難厘清人數和邊際的無限傳播對象的變化。
從傳播效果來看，這一時期的人際傳播是非常成功的，這種傳播不僅感動了正定百姓和正定縣委、縣政府一班人，而且還感動了頗難感動的新華社記者，使得后者懷著激情撰寫了長篇通訊《正定翻身記》，這一時期的大眾傳播也同樣是非常成功的，刊發在《人民日報》上的《中青年干部要“尊老”》乃是對1982年2月中共中央下發的《關於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的積極響應，考慮到作者當時的年齡隻有31歲，而且又擔任的是縣委書記這一職務，所以，這篇文章的意義非常深遠。
縱觀這一時期習近平的新聞傳播，有以下特點：
一是由以往的人際傳播發展到新聞傳播。此前，無論是在陝北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還是在清華大學讀書，或者是在中央軍委辦公廳擔任秘書，習近平都沒有直接參與新聞傳播工作，也沒有成為中央新聞媒體的報道對象。當然，早在梁家河時期的1975年的9月20日，習近平就因為帶領當地的鄉親們創辦了延川縣，也是全陝西第一個沼氣池，而受到當時的延川縣委的關注，他的事跡就曾經被當時的《延安通訊》以《取火記》的題目報道過。但是，當時的《延安通訊》畢竟只是地區一級的媒體，而且還是一個內部刊物， 所以，習近平真正的新聞傳播之路應該是從河北正定開始的。
二是站在了一個非常高的起點上進行新聞傳播。這裡所說的“起點”至少包括以下兩層含義，一是指刊登他所撰寫的新聞傳播作品的媒體平台極高，是當時中國最高的媒體平台《人民日報》，二是描寫他的新聞傳播作品的媒體平台極高，也是當時中國最高的媒體平台《人民日報》，其中，描寫他的新聞傳播作品《正定翻身記》刊登在1984年6月17日的《人民日報》二版，他所撰寫的新聞傳播作品《中青年干部要“尊老”》，發表在1984年12月7日的《人民日報》。
三是他所撰寫的新聞傳播作品立意高遠。思考的是黨和國家的大問題。1982 年1 月13 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讓中青年干部上來接班的問題時，把它比喻為“一場革命”，並疾呼：這場“革命”不搞，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 在當時的那種情況下，時年31歲的縣委書記習近平撰寫《中青年干部要“尊老”》，並且刊發在黨中央機關報上，這個立意無疑是極高的，意義也是極為深遠的。
四是他所撰寫的新聞傳播作品文化底蘊非常豐厚。《中青年干部要“尊老”》這篇文章中至少有八處用典，分別化用了孟子、鄭板橋、於謙、荀子等古代著名人物，以及陳毅元帥等現代人物的著名語句，信手拈來，與文章渾然一體，這種用典具體又可以大致分成兩類，一類是直接標出出處的用典，如“早在兩千多年前，孟子在回答齊宣王治國之道時，就曾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類似的例子還有“清人鄭板橋有詩雲：‘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干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龍孫繞鳳池’。中青年干部的成長亦是同理。” ﹔一類是不直接標出出處，如“千千萬萬的老同志，‘投身革命即為家’，幾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兢兢業業，艱苦朴素，廉潔奉公，不計名利，不怕犧牲” ，類似的例子還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中青年干部要敢於發揮自己的優勢，銳意改革，大膽創新，用心血和汗水，去開拓新局面，闖出成功路。” ，前者化用的是元帥詩人陳毅的詩歌《梅嶺三章》中的詩句，后者化用的則是先秦大家荀子的名篇《勸學》的句子，之所以沒有標明出處，我想可能是行文的需要，也可能作者認為，這兩個典故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不管怎麼說，一篇文章中竟然化用了八個典故，而且渾然天成，不給人以突兀之感，這確實顯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蘊，而這也再一次印証了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的通過刻苦攻讀，習近平早在梁家河時期就已經掌握了豐厚的文化知識。
五是關心新聞人，尊重新聞傳播規律。《正定翻身記》的第一作者，時任新華社河北分社記者的趙德潤先生在接受採訪時，曾經回憶起當年在正定撰寫《正定翻身記》時的情景“我習慣於在採訪的地方寫稿。因為回去后有各種干擾，而且激情會“衰減”。醞釀和寫作過程中習近平至少去了三次，一進屋就擺擺手說‘別累著別累著，休息會兒！’” 與某些領導喜歡記者“報喜不報憂”不同，習近平非常尊重新聞傳播規律，鼓勵記者通過自己的眼睛看到一個真實的正定，“習近平希望我們到下面多看看，不光看先進，也要看后進、看缺點，隨便和老百姓聊。他想讓我們看到全貌，看到實實在在的東西。”
總體看來，正定時期屬於習近平新聞傳播的正式起步階段。有人說，這一時期的習近平主要以兩種身份參與新聞傳播工作：一是以“創作者”的身份直接參與新聞傳播工作，一種是以“領導者”的身份參與新聞傳播工作。其實，這兩種身份是不能也不應截然分開的，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一句非常形象的話“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應親口嘗一嘗”，新聞傳播並非習近平的主業，但是，卻是他治理正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抓手——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革命領袖都曾經在早年親自從事過新聞傳播工作，同樣的道理，治理正定只是習近平治國理政的一個起點，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他通過這一時期發表的新聞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他的思想高度和政治高度。
包括但不限於《正定翻身記》等新聞作品在《人民日報》上的刊發，對於讓全國人民了解正定，促進正定的可持續發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福建寧德時期（1988－1990年）的新聞傳播理念。
1988－1990年，習近平從福建省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轉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寧德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成為主政一個地區的一把手。這一時期雖然隻有短短的兩年，但對於學習和把握習近平總書記的新聞傳播思想非常重要，因為這一時期的習近平，已經從一個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來觀察和思考許多新聞傳播方面的大問題，並且有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從傳播空間來看，寧德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這裡是革命老區，習近平1988年剛到寧德第一次跟地委干部做報告時說過“寧德是個革命老區，我也出身於陝北革命老區，所以心裡很有親切感，寧德革命老區的老前輩是為革命做出貢獻的。”在當時寧德又是一個經濟極不發達、發展非常緩慢的地區，2000年，習近平在接受專訪時透露，當時的福建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賈慶林找他談話：“省委想讓你到寧德去沖一下，改變那裡的面貌。寧德地區基礎差，發展慢，開什麼會議都坐最后一排，因為總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個地市，沒有實力，說話氣不粗。你去之后，要採取一些超常措施，把這個狀況改變一下。”
從傳播過程來看，這一時期的新聞傳播，無論是傳播實踐，還是傳播治理，都要面臨兩方面的挑戰或者質疑，一種挑戰或者質疑來自所謂的“左”派，一種挑戰或者質疑來自所謂的“右”派，前者對今天我們認為理所應當的某些東西極度反感，比如誰要是敢提新聞宣傳的“人民性”那就跟誰急，后者對今天我們認為理所應當的另外一些東西同樣極度反感，比如誰要是在新聞宣傳報道中突出一下成績報道，那就會被扣上一個“歌德”的帽子，一時之間，當時的中國新聞宣傳工作者有點“找不到北”的感覺。
從傳播對象來看，這一時期的新聞傳播主要是傳播治理或者說傳播管理，因此，他的傳播對象與正定時期又有一些不同，正定時期的新聞傳播其對象包括但不限於新聞宣傳戰線（《中青年干部要尊老》實際上是面向全國中青年干部乃至全國人民傳播的），但是，寧德時期公開發表的（《把握好新聞工作的基點》）則主要是針對新聞宣傳戰線傳播的。
從傳播效果來看，這一時期的傳播取得了“跨越空間”和“跨越時間”的“雙跨越”式的成效。所謂“跨越空間”是指習近平這一時期關於新聞宣傳的相關見解經過包括但不限於新華社主辦的《中國記者》等全國性、重量級刊物的刊登，其影響力迅速跨越寧德、福建而走向全國，《中國記者》在刊登這篇文章所加的“編者按”中指出“5月中旬，福建省寧德地區召開新聞工作會議，寧德地委書記習近平在會上會下，就當前新聞工作如何把握好基點等問題談了許多看法。他的觀點對我們新聞工作者很有啟發”﹔所謂“跨越時間”是指這一時期關於新聞宣傳治理的一些觀點和見解經受住了時間和實踐的檢驗，對於今天乃至以后的新聞宣傳和新聞傳播工作都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縱觀這一時期的習近平，其新聞傳播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是站在全局角度思考如何進一步加強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地區”是一個多義詞，在行政領域有一個含義是“省、自治區人民政府的派出機關”，地區一級的領導從理論上說，應該站在省級人民政府或省級黨委的角度和高度思考問題，但鑒於當時的實際情況，卻很少有地區一級的領導能夠做到這一點。但是當時的習近平同志卻做到了。他在寫於這一時期的一篇文章中，開篇第一句話就是“當前要進一步加強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 ，這在當時的地區一級的領導干部中是不多見的。
二是站在科學的高度指明了新聞傳播的地位，進一步提出要尊重新聞傳播規律。認為“新聞學作為一門科學” 有其自身規律，“所以既要強調新聞工作的黨性，又不可忽視新聞工作自身的規律性。” 這在當時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有人曾經撰寫專題論文回憶說“1984年初，全國新聞職稱評定委員會的一位副主任甚至認為‘新聞無學’，因此不必給新聞工作者評定職稱。這不僅引發了新聞學界的震動，更引起了所有新聞人的強烈反彈。” ，俗話說，不比不知道，同樣是在80年代，專門研究新聞的大咖竟然認為“新聞無學”，而主政一方的習近平卻旗幟鮮明地指出了新聞有學，而且是一門科學，這一點即使在幾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讓人敬佩不已。
三是從思辨的深度闡明輿論引導和輿論監督之間的關系。在上個世紀80年代，由於種種原因，從當時的中央媒體到地方媒體，在如何妥善地行使自己的職責，發揮好新聞媒體應該發揮的作用的時候，表現的往往並不盡人意，存在著許多越位、錯位、不到位等情況，每逢遇到風吹草動，往往有一種找不到北的方向感缺失的情況，這一點絕非危言聳聽，有興趣的人不妨翻一翻那一時期的主流媒體。當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李瑞環同志曾經在1989年11月25日的一次講話中不無遺憾地指出了這一點：“新聞宣傳一旦出了大問題，輿論工具不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不按照黨和人民的意志、利益進行輿論導向，會帶來嚴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損失。這次教訓太深刻了，對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業危害太大了，今后決不允許再重演。” ，而時任中共福建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早在這一年的5月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運用輿論監督武器，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講究社會效果。要有利於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有利於改革、開放，有利於黨開展工作。輿論監督的出發點應該是積極的、建設性的。監督的重點應該針對那些嚴重違反黨和國家重大政策以及社會生活中存在的重大問題，要抓典型事件。揭發的事實，務求准確。涉及黨的一級組織和政府的批評，要持慎重態度，不能先入為主。”
四是從多維互動的向度提出要妥善處理好黨政領導與新聞從業者之間的關系。1989年，中國出現了一場政治風波。回望那段歷史，理性的人們不難發現，那場風波的發生，有其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但是在當時，有人卻把板子統統打到幾類人身上，其中一類人就是新聞工作者，那個時候雖然還沒有“防火防盜防記者”的說法，但是，新聞工作者的自我感覺肯定是“如鴨飲水冷暖自知”的。在很多黨政干部對於新聞工作者避之唯恐不及的當時，習近平卻提出要妥善處理好黨政領導與新聞從業者之間的關系：“各級黨政領導要正確對待新聞監督，要樹立開放、開明的態度，對記者不應求全責備，要與新聞記者交朋友，把新聞監督看作對地方工作的支持，為新聞監督創造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
五是以大無畏的鮮明態度勇敢地指出新聞所應具有的“人民性”。“人民性”一詞源自俄羅斯，維亞捷姆斯基在《古典作家和出版者談話》中第一次使用這一概念，意指“ 民族性”。馬克思也提出過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問題，這個概念1944年傳入中國。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新聞界曾經有過一場關於“黨性”與“人民性”的爭論：1981年1月23日，一位當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曾經不指名地批評了“人民性”問題，他說：“把民主和領導對立起來，以至走到說‘黨性發源於人民性，說黨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現，沒有人民性哪裡來黨性？’這種奇談怪論居然能夠相當流行，我覺得這是社會科學界一種羞恥。”由於這位領導長期分管意識形態工作，所批評的又是當時新聞界的一位資深領導，所以，一時之間，“人民性”似乎成了一個禁區，許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習近平同志卻以大無畏的鮮明態度勇敢地指出新聞所應具有的“人民性”，他說“我們強調的黨性，包含著人民性的深刻內涵。我們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黨，她沒有獨立於人民利益的自身利益。但我們黨既代表人民的眼前利益，也代表人民的長遠利益﹔既代表人民的局部利益，也代表人民的全局利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黨對每一件事情的看法和主張，應該說就是人民願望、要求的充分體現，就是人民的看法和主張。” 對比一下當時其他領導人的講話，我們不能不對此肅然起敬。筆者注意到，無論是中共18大當選中央總書記之后第一次與新聞記者見面，還是后來發表“219”重要講話，“人民”都是習近平思茲念茲之所在，這一點，其實是可以從1989年5月的這篇公開發表的講話中窺見端倪的。
六是從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維度指出了新聞工作應該承擔的歷史使命。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國門大開，許多人對於新聞工作的地位與使命開始迷茫，在所謂的“遠離政治”的大氣候下，“新聞自由”之風開始甚囂塵上，有很多人借反“文革”之機主張“新聞獨立”“遠離政治”，一時之間，頗有“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感覺，就在這個特殊時刻，習近平同志指出“對於群眾中存在的某些模糊的認識，新聞媒介要加以引導，緩解矛盾，溝通黨、政府與人民之間，這一部分人民群眾與那一部分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增進人們對改革的理解和支持，將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引導到‘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上來，引導到‘實現四化，振興中華’這一偉大的歷史使命上來。” ，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在這次講話中他指出，新聞工作要“高舉旗幟、引領導向，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從中我們不難看出31年前的那篇文章的許多影子。
七是從教化的角度提出新聞工作所應具有的育人功能。著名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曾經指出“所有的電視都是教育的電視，唯一的差別是它在教什麼”，這話雖然是對電視說的，但也同樣適用於包括但不限於電視在內的所有新聞傳媒。從理論上說，新聞傳媒可以教人向善，傳遞正能量，也可以誘人向惡，傳遞負能量。習近平非常敏銳地注意到這一點，因而早在1989年，就語重心長地指出：“新聞工作者要把握時代的脈搏，認識新聞的作用，要看到新聞事業是黨和人民的喉舌，擔負著反映輿論、引導輿論的一個重要任務。我們黨歷來有一個傳統，就是通過運用報紙、廣播、電視等宣傳工具，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人民，反映人民的呼聲，弘揚正氣，揭露消極腐敗現象，動員組織廣大群眾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在2016年“219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黨的新聞工作要承擔起“澄清謬誤、明辨是非”的神聖使命，這一點其實我們完全可以從《把握好新聞工作的基點》一文中的某些論述看出端倪。
八是從“打鐵還需自身硬”的角度提出應該加強新聞工作隊伍建設，特別是要增強學習意識。毛澤東同志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指出：“報紙工作人員為了教育群眾，首先要向群眾學習。報社的同志應當輪流出去參加一個時期的群眾工作，參加一個時期的土地改革工作，這是很必要的。報社的同志也要經常向下邊反映上來的材料學習，慢慢地使自己的實際知識豐富起來，使自己成為有經驗的人。” 對此，習近平非常認同，他認為，新聞工作者不僅要向群眾學習，而且還要向書本學習，不僅要學習以往積澱下來的傳統文化知識，而且還要學習新形勢下的新知識，他指出，“要加強學習，提高政策理論水平。這是搞好新聞工作必須具備的重要條件。水平不高，是寫不出好報道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五光十色的社會生活，要有一雙慧眼，才能透過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這就要求每個新聞工作者都要有較高的理論、政策水平，要學習法律知識，熟悉商品經濟規律，要有較強的原則性和科學分析能力”。 這裡他特別提到要“熟悉商品經濟規律”，而不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在“商品經濟”姓“社”姓“資”尚存有較大爭論，許多人在提到它時還要加一個“有計劃的”定語的當時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說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一大創新。
縱觀這一時期習近平的新聞傳播思想，筆者認為：
一是主張善觀媒體。媒體是一種客觀存在，如何正確看待媒體卻凸顯出相關行為主體的眼光和情懷。習近平認為，“新聞學作為一門科學，與政治的關系很密切。但不是說新聞可以等同於政治，不是說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實性，所以既要強調新聞工作的黨性，又不可忽視新聞工作自身的規律性。”這等於提出了新聞傳媒的主體性問題，在當時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二是主張善待媒體。媒體從業人員一直處於比較尷尬的境地，有人把他們比作啄木鳥，也有人稱他們為貓頭鷹，“報喜”的時候還好，“報憂”的時候往往就不那麼受歡迎了。有一段時間，有些地方甚至有“防火防盜防記者”的說法。而習近平則認為，“各級黨政領導要正確對待新聞監督，要樹立開放、開明的態度，對記者不應求全責備，要與新聞記者交朋友，把新聞監督看作對地方工作的支持，為新聞監督創造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這即使是在今天也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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