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3日，社会学家郑也夫在《南方周末》上刊发了一份“自荐书”，表示要竞选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一职。郑也夫是北京大学退休教授，中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学术界和舆论界德高望重。这份自荐书发布一个多月后，《中国青年报》于5月3日报道了此事，标题为《一场失败率99%的毛遂自荐》。文章称郑也夫预想“……同行间公开竞争的输赢吸引，会激起一些风浪”。然而应者寥寥，只有一位青年学者与他联系，并表示支持之意。我不知这位青年学者是谁，肯定不是我。
我与郑也夫教授相识多年。早在人民大学读研期间，我就上过他两门课，之后还考取过他的博士生。虽因留学未能拜在他门下，我亦深受也夫师的言传身教。我几乎读过他的全部著作，并为其中几部撰写过书评。评价也夫师在社会学界的学术水平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因为我未读过大多数当代中国社会学者的著作，无法进行比较。不过，也夫师竞逐社会学会会长，借此举推动制度变革，我至少应当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可读过自荐书后，我即决定采取不支持的观望态度。在解释这一立场的真正原因之前，我想先说明哪些因素不构成理由。
郑也夫教授《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称：“一位社会学家对……记者评价，郑也夫的‘自荐’是‘堂吉诃德式’的。”读过那部西班牙名著的人都还记得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滑稽场面。与堂吉诃德眼中的假想敌不同，郑也夫面对着一个实实在在的敌人，那就是老大不振的中国社会学会。说“老”是因为该会已经成立近四十年；说“大”是因为该会已有2300多名个人会员；说“不振”是因为参加过社会学会年会的学者，大都会感受到一股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陈腐气息。
2013年7月，我在贵阳参加过一次中国社会学年会。我本以为这是国内社会学界最高级别的学术会议，可参会经历令我大失所望。年会共设四十多个论坛，大多紧跟“城镇化”的政策步调，还有一个解析“中国梦”。我不认为社会学不应当研讨时下的政策问题，可这届年会似乎将学科建设抛到了一边——会上甚至没有一个关于社会学思想史的论坛。这届会议收到1300多篇论文，大多数分论坛可能没有筛选就发出了邀请，导致发言质量参差不齐。由于与会人数众多，我参加的某分论坛仅为每位学者留出十分钟宣讲论文，用于讨论时间就更少了。
我不支持也夫师自荐会长，不是因为这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也不是不赞成他的改革方案。研究中国问题的社会学会，自己的问题都一大堆，确实让外人耻笑。为解决这些问题，也夫师提出了几条很有见地的建议，比如将会长的任期缩短至一年，学术交流的重心放在中小型研讨会上，减少年会的仪式性活动，向社会传播同仁们的学术成果等等。最重要的改革建议，则是废除目前大佬协商推举会长的制度，改为由全体会员投票选举。
我不支持的理由更不是因为也夫师获胜机率很小。今年7月，中国社会学会将举行换届选举，也夫师知道自己“当选会长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一”。只是他不愿仅仅“宣扬一种理念”，而要“以一种包含了此种理念的行亲自登场”。“宁可个人受挫，也要搅动一池死水”。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很值得褒扬的。我与也夫师一样，都有为中国学术的制度建设出一份力的心愿。我和他的分歧不在于目的，只在于手段。
对我来说，与其呼吁改革既有组织，不如退出后加入其他组织，或者重建一个新的组织。“呼吁”（voice）和“退出”（exit）是已故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概念。对任何一个组织，如公司、学校或国家，甚至包括恋爱关系，成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表达不满。一是像也夫师这样批评组织存在的问题，呼吁领导采取改革措施，甚至有意取而代之。另一种方式则是退出，比如妻子对老公总抱怨，离婚再嫁了；员工对老板有意见，另谋他就了；国民嫌环境太污染，移居海外了。
参加过一次社会学会年会后，我也决定“退出”，不再参加今后的年会。会开成这样，是组织者有问题；开成这样我还参加，是我有问题。中青报记者采访的某位教授也有此观感：“我知道的那些高水平学者，没有几个参加年会的。”在这位教授看来，“年会的学术水平‘很平庸’，‘年会的价值还不如一场读书会’。”另一位青年学者也表示，他周围很多年轻学者“都以不参加年会为荣”。就像某台办的春节晚会不好，你关了电视，上网看片不就结了？
即使对话语权很大的个体成员，通过呼吁推动组织改革的成本，很可能都大于退出组织的成本。中青报的报道称，中国计算机学会从形式化的官僚体制成功转型为公正有效的民选体制。中国社会学会也不是没有可能推进改革，但这不是一个人的活儿。制度变迁不同于学术争论，一百个物理学家说不过一个爱因斯坦，并不意味着爱因斯坦能够按照他的意愿制订物理学会的规则。何况，也夫师本是学术江湖中的独行侠，现在却要自荐当武林盟主，很多同仁一时还难以接受这一角色转换。
根据也夫师发起的网上调查，在提交问卷的160位社会学者中，有八成赞同直选，几乎全体都赞同差额选举。考虑到对现行体制不满的人更有可能参与调查，实际比例不会这么高，但也说明相当数量的会员支持差额直选的改革方案。也夫师说：“有意思的是，这么高的数据，和现实中无人来电，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我想这恰好说明，绝大多数不满者虽然拥护改革，也认为呼吁的成本太高，甚至不愿为此公开表明身份。
社会学有一派叫做“功能主义”，讲事物的“显功能”和“隐功能”。在“观察者网”上刊登的一篇评论中，专栏作家张小宝点出了社会学会年会的显隐功能：“办会的内容并不重要，请来的人才重要。每年的各种基金、课题的评委都会在此时集中亮相，有需要提携后生的导师要趁这个机会带着弟子好好挨个拜会，否则两年内拿不到省部级基金的博士后就不能顺利出站、发不出A刊的青年讲师们无法晋升副教授。”简言之，年会是社会学界的大派对，私下往来交易的隐功能远重于公开学术交流的显功能。在隐功能或潜规则支配组织活动的机制下，聚焦于后者的改革如何可能成功？
张小宝文末引用一位师兄的话说：“一个知识分子改变不了什么的。”也夫师也认为空谈无用，应身体力行。我倒没有这么悲观。思想的后果没有立即推动改革，不等于没有效果，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那么高比例的受访者支持差额选举。虽然不能用手投票，我们至少有用脚投票的自由。如今很多机构、大学和民间组织都有自主办会的权力，也在积极促进这些交流活动，中国社会学会不可能垄断社会学的学术交流。也夫师多次提倡学习美国社会学会的制度，其实中国的社会学者早已从中受益。据我所知，每年暑期都有相当数量的国内社会学者参与美国社会学年会。有所不满的会员完全可以退出社会学会，另找论坛切磋技艺。
当退出的成本小于呼吁，而且有其他选择时，我们何必关心中国社会学会和它的年会？退出并非一种消极举动，相当数量的成员用脚投票，这本身就会对组织造成改革压力。整整五个世纪前的1517年，马丁-路德为反对教会腐败，在教堂大门上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结果被逐出教会。在他的影响下，基督新教渐渐兴起，并迫使教会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今天，同样为了“宣扬一种理念，推动一项变革”，也夫师是否可以考虑采取另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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