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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推开一扇“生门”

作者: 来源:admin 关注: 时间:2018-03-26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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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上,29岁的李双双从大着肚子住进医院的一刻起就一脸沉闷。

胎儿快满30周了,一项指标不合格。优生科说,孩子出生后可能会有先天缺陷。一家人琢磨后决定引产,医院产科的意见却截然相反:胎儿剖出来还可以存活,引产意味着直接“打死”,既不人道也违反医疗法规。

围绕这条小生命去与留的拉扯,从他们入院一直持续到胎儿出生后的救治阶段。整个过程中,产妇始终一言不发,丈夫犹犹豫豫,公婆反复推算着“性价比”,医生的解释和劝说已近乎声嘶力竭。

“出生后到底会不会有问题?”“没人给你打包票的,我不是神,我是人。”……“先交1万治疗看看,至少给孩子一个机会。”“交了1万,之后会不会是个无底洞?”

“医生只是从生命角度考虑,但没考虑我们家庭。孩子以后好不好走?作为监护人我们以后怎么走?这么说,好像从道德方面我是低人一等了。”李双双的丈夫叹气。

医治后,孩子仍没保住,沉重的气氛从这个家庭入院开始,一直蔓延到他们离去的画面结束。不少观众气呼呼地评价,太没人性了。

但屏幕下,看着影片的一对夫妻却哭了。“太真实了,和我们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将近20年前,他们也曾面临同样的困境。孩子生了下来,虽然目前健康基本不成问题,但巨额的医药支出、无法预知的未来,始终紧紧地压着这个原本还算体面的家庭。

这是一部讲述女性生育的纪录片《生门》,2016年年底上了院线播出,还在豆瓣上获得了8.6分的评分。为了勾勒出产妇们的完整肖像,导演陈为军拍了80个家庭,最终只筛选出4个收进电影。

农村妇女陈小凤怀上双胞胎,却被检查出是有危险性的前置胎盘,她还患有孕妇糖尿病。要保住3条人命至少要5万元,丈夫手里却只有5000元,找钱的路子似乎一下子都行不通。

再次生产的夏锦菊一直笑呵呵的,她总是云淡风轻地说,生孩子上手术台有什么可怕的呀?可她的胎盘长在了剖腹产手术切口上,孩子顺利出生,自己却大出血,为保子宫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心脏两次停跳,全身的血被换了4遍。

有两个女儿的曾宪春想在农村生活得更好,全家为了生男孩做了所有努力,经济本就不宽裕,还差点把命都搭上。她小声地和护士念叨着,“农村观念比较落后,没个男孩老受欺负。”

4个同样高危的产妇,都是剖腹产,孩子都是早产儿。对于她们来说,“生”这个动作本身似乎就是一扇门,连接着生与死,断裂与延续,落魄与尊严,左右她们的是观念和金钱。

拍摄素材时,导演陈为军44岁了。按照最初的构想,他想拍一部“老百姓都喜欢看的纪录片”。真正到医院踩点时,他在产科里挪不动步:一个孕妇从待产到生产大概7天,之后所有的孕妇会再换一遍,这里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每个病房都有喜怒哀乐和生死离别。

生产几乎是一个家庭里所有成员聚集最全的时刻。丈夫、娘家、婆家,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面临的突发状况也很多,紧急情况下当事人根本来不及整理自己去“表演”。

一直以来,因为隐私原因,女性的生育过程很少被具体地呈现和公开。陈为军把不少工夫都花在说服拍摄对象上,他反反复复地和医院磨了几个月,最终获得了许可。

他和摄像搬进了医院招待所。一早参加产科的晨会,有时夜里来了急诊,也一直跟拍到手术结束。每天拷贝素材的同时,讨论第二天的拍摄计划。盯了一年多,光是备选的素材就收集了500多个小时。

电影剪出来,大家发现,这不单单是“生育”的主题,而是围绕生育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有观众总结,这些故事其实更像是贫穷与生命的博弈,希望与死亡的较量,危险与幸运的交错,人道与人性的碰撞。

作为制片人,戴年文跟着纪录片的制作走完了全程。在他看来,《生门》里的家庭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生态,各有各的苦痛,却也在互相给出回答。生活在农村的曾宪春即使九死一生也非要生个男孩。陈小凤丈夫的一句话就解释了她所有行为:农村就这样,生下来大了就好养了,兄弟多有事就能帮着跑——一筹莫展时,正是他的哥哥跑前跑后筹到了5万元。

“很多人认为生就是要有质量地生,让孩子能够吃饱穿暖,接受好的教育。但生命本身就是有尊严的。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28周以上的胎儿都有出生的权利,不该被家庭去权衡和剥夺。”他说,《生门》里体现的纠结,更像是小生命的个体尊严和整个家庭尊严的博弈,而这些选择,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

在戴年文看来,这部纪录片更像是打开了一个精准的切口,通过拍摄碰到生育难题的家庭,呈现众生相。“从生命讲起,分别是生命的故事、生存的故事、生活的故事、生日的故事,只有生日的故事是讲母亲的事,最浅也最真实”。

今年56岁的李家福是这部片子里当之无愧的男主角,他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产科主任,已有30多年从业经验。每周,他主刀的高危手术有3台到5台,最多的时候一天有近20台手术,他的口头禅是“我每月32号休息”。

他把《生门》看了两遍。“这些几乎是我遇见过最有代表性的难题”。

每个产妇几乎都是急诊,情况紧急,容不得过多思考与反应。最重要的是,手术室的门一关,家属压根儿不知道里面发生了怎样的惊心动魄与左右抉择。夏锦菊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大出血后,医生建议她立刻摘除子宫,但她低声哀求了两次,“如果40多岁还好,但我只有33岁。”随后,她晕厥,心脏停跳,气氛陡然紧张。她父亲被突然告知女儿病危,来不及犹豫就签字。

“实际上,医生在努力寻找一个产妇意愿与医学专业性的平衡点,没有镜头,家属往往只看到最坏的结局。这种信息错位特别容易把医生推到对立面。”戴年文说,这部纪录片也打开了长期横亘在医患矛盾间的一扇门。

在《生门》之前,陈为军已经在纪录片圈子里颇有名气。他拍过聚焦艾滋病家庭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也记录了表现小学生班长选举的《请为我投票》,但这些从未在国内正式发行过。这让始终关注普通人生活状态的他一直留有遗憾。

陈为军家里一共6个孩子,他排行老五,却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出生时,家人怕血把炕搞脏,在地上铺了一大片麦秆灰,父亲操起剪刀,在煤油灯上一过,再沾沾灯灰,咔嚓一声就给他剪了脐带。农历九月的北方天气寒冷,趁母亲找衣服的时间,他就自己滚到旁边舂米的坑里取暖。

求生的力量、繁衍的天职、母爱的伟大甚至时代的变迁,陈为军把自己的思考都拍进了《生门》。这一次,他带着《生门》走入院线。

2016年12月16日,这部制作历时近5年的纪录片终于上映,却刚好与大片《长城》《罗曼蒂克消亡史》撞在了同一天。虽然举办了先看片再付费的活动,但截至去年年底,仅获得了约107万元票房。

陈为军琢磨着把剩下的故事再搬上银幕。在40个故事中,还有20个被做成了电视剧:全家联合拯救戒毒妈妈、上了节育环却再度怀上了双胞胎的小夫妻、脑瘫患者的全力以赴,“有关生产的问题源源不断,但都是一样的具体”。

陈为军一再强调,自己没有任何预设,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在片子里。但他还想告诉所有观众,这些年来,关于生产,有一些变了,也有一些仍旧没变。

不仅“生”难,千辛万苦地推开“生门”后,他们才发现,“活”也很难。靠着民间高利贷补齐款项,陈小凤的一对双胞胎总算来到了世界。有人道了声“恭喜”,但陈小凤的丈夫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两个早产儿,意味着至少还要再筹十几万元的治疗费。

也有观众愤愤地指责,片中的妇女更像是“沉默的子宫”,不知道自己可以有选择权,也不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但陈为军却表示,不能单纯把问题归咎于观念,背后深藏的社会和文化的土壤才是关键所在。

在陈为军看来,城市女性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经济保障好,很少具体地面对矛盾。而剩下的没有话语权的农村妇女,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她们的生活才最具有代表性。

贫穷放大了这些家庭的困难和冲突,是否选择承担压力很容易就归位于关于人性和道德的拷问。“因为社会救济制度的缺失,我们往往把社会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个人问题。”他无奈地表示。

“从根本上看,放弃救助不是家庭冷漠,而是因为一个可能存在问题的孩子出生后,抚养全部要依赖家庭和个人,这个问题目前从社会上来说是无解的。”他说。

尽管展现了不少的困境和苦难,但陈为军仍然认为这是一部正能量的纪录片。产妇、家属、医生三方碰撞,建立沟通,最终获得生的希望;同时,也为屏幕下的观众提供了走近他们生活的机会,看到前因后果,达成一种和解,发生一些变化。

《生门》的主创一共5个人,全是平均年龄快50岁的大老爷们儿。拍完这部片子,他们觉得“好像也生了一回孩子”。61岁的摄像师赵骅说,自己“已经当了几十次父亲”。

35年前,赵骅的女儿在医院呱呱坠地。埋头工作的他觉得一切顺理成章,“稀里糊涂”就把孩子带大了。如今,他终于彻底弄懂了生孩子这回事,他掏出攒了几十年的私房钱给夫人,“你爱干什么就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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