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江丹
今天的很多人喜欢自称“社会人”，但我们可能既不了解“社会”，也不了解“人”。作为社会一员，我们每天为各种事务忙忙碌碌，在便利的社交网络上针对公共事务积极表达意见，却忽视了对更深层次社会问题的思考。近日，美国著名研究者格尔哈特·伦斯基的经典作品《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在中国上架，其中的很多观点或许会碾压我们的一些肤浅的碎片认知。
更重要的职位，更少的收入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荣休教授格尔哈特·伦斯基在他的经典社会学著作《权力与特权》中，用以开篇的是一个关于谁得到了什么，而又为什么会得到的故事。
1960年秋天，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任命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为国防部长。在当时关于这一任命的一些新闻报道中提到，麦克纳马拉为此被迫做出了巨大的经济牺牲。在这之前，他是福特机器公司副总裁，他在这个职位上每年获得的工资和补贴超过40万美元，而且他刚刚升职至公司总裁，如果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他的收入可能还会增加10万美元。担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只能领到2.5万美元的工资。
伦斯基注意到，在美国，很少有人会对麦克纳马拉的职位和工资关系的变化感到吃惊，为之受到冲击或纷扰的人则更少，他们从未意识到它是否合理，甚至根本都没有关注这样的问题。按照常理，相较于福特机器公司副总裁或者总裁，国防部长的职位要更加重要，而且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但是所获得的报酬却一下子少了95%。同理，“那些在其领域中顶尖的演员常常一年获得几十万美元。比较起来，公立学校的教师，无论能力大小，每年最多也就挣一万多美元。”这部著作首次出版是在1966年，50年后，收入鸿沟依然未能消弭。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这个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并不断地引发辩论，“社会分层”这个概念也因此从学术论文渐渐地跳到了普通人的嘴边。但是，当我们依据从媒体的相关报道中获得的一些碎片知识和自身体会的有限直接经验对“社会分层”侃侃而谈时，也是我们对现代社会结构的认识最为肤浅之时。
“不幸的是，‘社会分层’的招牌鼓励了一种对现代社会结构太过简单的看法。更糟糕的是，它促使了对结构问题的过分关注，而这是以牺牲有关产生这种结构的过程的基本问题为代价的。”伦斯基在他的《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中写道。
在伦斯基看来，在回答社会结构层次与付出、获得的问题时，即使是伟大的哲学先贤也有他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就声称：“很明显，一些人生性自由，而另一些人则应该是奴隶，并且对后者，奴隶制是既恰当又公正的。”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社会不平等不是一种对社会幸福感的妨碍，而是一种必要的先决条件。
追求职业生涯，还是选择优越婚姻
性别是影响一个人身处何种社会层次结构的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女性一直是男性的附属，“几乎每一个妇女的权利、特权和声望都是由她所依赖的男子的地位以及她们同该男子的关系决定的”。某种程度上，这是社会对女性的一种要求。
伦斯基在书里写道，传统农业社会的高死亡率使妇女必须哺养比现在更多的小孩以维持劳动力供应，家里缺乏节省劳力的机器也使得她们要用大部分时间做必要的家务劳动，而她们剩下的一丁点儿时间还要在耕作和收获这样劳动力需求的高峰期来充当男人们的助手。除此之外，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专门技能的传授都是师徒形式，需要度过很长的学徒期才能掌握，这对训练年轻女孩并不适用。
“问题不在于妇女在生物学上或智力上无法获得工业化时代以前的复杂技能，而在于农业社会的社会条件使妇女达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并经常不可能达到。”伦斯基说。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工业化时代的女性走出家庭，有很多机会可以摆脱对家庭男性的依附。尽管如此，她们依然未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生存权利，同样的努力之下却往往依然难以共同身处同样的社会层次。
现代女性为什么没能获得完全的平等？伦斯基认为，妇女依然必须要哺育孩子，虽然孩子数量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妇女怀孕期以及其他生理期中的困难，仍然是她们获得高工资岗位的一大障碍。很多妇女没有摆脱传统的家庭生活制度，她们还是要承担比丈夫多得多的家庭事务，她们必须准备一日三餐，清理屋子，收拾衣物和其他物品。此外，由于时间的积累，女性在工作领域的平均成绩不如男性，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她们工作能力的预判。
“由于上述这些因素，又由于妇女知道想要获得报酬，还有危险更少而希望更大的途径，所以她们大多数都停止了为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而奋斗，取而代之的是在婚姻市场上和家庭领域中的竞争。”伦斯基如是总结现代女性的选择困境。
伦斯基十分理解为什么有些女性会宁愿去竞争一份优越的婚姻而放弃职业生涯的追求，因为前者意味着一名妇女可以占取一份可观收入的一半，在这样的经济保障之下，她也可以有空闲去做大多数她想做的事，尤其是当她把孩子抚养成人以后，她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而且优越的婚姻还会带给女性更为丰富的精神报酬。更重要的是，期望工作领域的性别不平等进一步降低是可以的，但要想完全消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大可能的。
善与恶，难分难解
今天的很多人喜欢自称“社会人”，实际上，他们可能既不了解“社会”，也不了解“人”。“人类存在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人类事务中善与恶难解难分。在一些场合，人们表现出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的伟大壮举，而有时候又做出了骇人听闻的残忍和自私的行为。”伦斯基写道。在他看来，这是人类奇特的两重性。
在历史上，不乏有人试图回答善与恶的根源问题。有人说，自然界是善的根源，社会是恶的根源；也有人说，理性是善的根源，情欲是恶的根源。激进主义者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善的，而后来其所生活的社会中的腐败制度让他们产生了恶。保守主义者则认为，恶根植于个人的利己驱动力，而社会的功能是对这些有害的倾向加以限制，并将之扭转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方向。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两个学术传统的矛盾与分歧与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有些远了，他们更习惯的一种说法里没有善与恶的对立，“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其生性是要作为一个社会成员而与他人生活在一起”。
“通过合作的活动，人们可以满足许多没有合作就不能满足的需要和愿望，并且也可以更有效地满足大多数其他需要，即以较小的努力或其他投资而获得更大的报偿。”伦斯基如是解释。
伦斯基说，通过观察儿童游戏，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和社会的关系，一群孩子击球，当每个孩子都能轮到击球时，游戏才能继续下去。“社会最初只是由自私地追求个人目的的人无组织地聚合在一起，而这种聚合能产生出具有合作和道德成分以及权利和公正概念的制度。”
社会生活中的人类当然不是仅有合作，还有竞争。如果人是独居的物种，或者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生产，没有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那么人类斗争的一个主要源泉也就消除了。有学者认为，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合作是一种对抗性合作，人类不仅想自我获益，还想最大程度地获益，这样就难免影响他人的收益水平。
伦斯基认为，这不是说人们简单的自我利益就是人类事务中唯一的动机力量，人们做出各种各样自我牺牲的情况并不亚于对私利的追求，如父母为子女作出牺牲，士兵为弟兄们作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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