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陈寅恪
1、“南海Ⅰ号”折射中国水下考古历程
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自20世纪起步，迄今已30年，成绩斐然。而“南海Ⅰ号”的考古历程，可谓是中国水下考古的真实写照。
它历经了偶然发现、水下调查、整体打捞、全面发掘。凝结于这艘沉船考古过程中的智慧，折射出的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态势——
整体打捞是我国科技水平、海洋施工能力与遗产保护合作的范例，单纯的水下考古也向水下文化遗产全面保护转变，在国家文物局、广东省政府支持下建成以“南海一号”沉船为主题的专题类博物馆，更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水下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与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公众参与是我们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社会公众了解、参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才能有效保护、永续利用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水下文化遗产。自包裹沉船的巨大沉箱移入“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进行室内考古起，就始终秉承着社会分享、全民参与的理念向公众开放。观众不仅可以在展厅了解沉船的历史，看到最新的考古成果，而且可以近距离直接观看考古发掘的全部过程，深入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内涵，提高参与意识。
“南海Ⅰ号”是迄今为止我国水下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截至目前，考古发掘已经出土文物4万余件(不含前期打捞、调查)，以瓷器、铁器最为大宗，包含有金银器、漆木器、玉器、钱币、朱砂、水银、动植物残骸等不同种类。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沉船的面纱在不断被揭开，更多的文物亦不断呈现在世人面前。
2、宋代是海洋意识大发展的时期
宋代是海洋意识大发展的时期，航海知识、造船技术、对海外的认知和海外拓展的意识等，都比前代有本质的提升。其极具进取、开放和多元的精神，和16世纪前期西方地理大发现与海洋意识的兴盛期相比，亦不遑多让。
汉唐禁止普通百姓出境，明清代对离开国家体制的海外华人视同弃子，而宋代官方对出海经商者的观念则大为不同，不仅允许而且大加鼓励，每年政府还会出面宴请番商、纲首(负责大宗运输的商人头脑——编者注)、船员，博其欢心。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给官民带来巨大利益，促使国人的海洋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宋代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最开放的朝代。政府热衷招商引资，完善制度，积极鼓励扩大海外贸易行为，并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即使贵如皇帝亦将“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的话挂在嘴边；政府获得大量市舶税收收入，认识到“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于国计诚非小补”，是“富国裕民之本”。宋代制定了中国最早的市舶条法《元丰市舶条法》，元代的《延祐市舶则法》《至元市舶则法》不过是继承宋法之后进行增益。普通百姓亦可在海上贸易中获取丰厚利润，“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基督山伯爵》中描写马赛港万众欢腾迎接代表财富与希望的“法老”号商船场景，在数百年前的广州、泉州、宁波已是屡见不鲜。
3、完整展示800年前的宋代社会场景
观众在参观博物馆和考古现场时总是会被华丽的金器、海量的货物所震撼。但是除了对船货、船体等研究之外，我们可以将视野放大。在精彩纷呈的文物背后，更是一个时间“果壳”，包含有极为丰富的古代信息，向我们完整地展示了800年前具体而微的社会场景。
当时从中国沿海港口出发，到达东南亚、西亚通常需要一个月乃至数个月的航行。这么漫长的时间，几十上百人在狭小的船内空间如何度过？大量的生活资料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南海Ⅰ号”为我们了解古人海上活动提供了鲜活的标本。
船货中有专为特定海外市场生产的瓷器、大量粗加工销往异域的铁器，还有搭船随行人员所携带的各类物品，以及船上各类生产生活资料，这些对于历史研究都弥足珍贵。
船内出土了数十种植物与动物残骸，甚至还有为打发时间用鱼骨制作的工艺品。我们的先辈依靠自己的勇气与智慧，梯海而行，凿空异域，将中国产的瓷器、丝绸、铁器以及文化习俗等源源不断带往不同地区，把香料、胡椒、犀角等异域的奇珍异宝、经济作物运回国内，世界各地的各种宗教信仰、艺术技艺也随之传入中国。
这是一种极为有益的互动交流，倘若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生物物种间的交流，画地为牢的生活真是难以想象！
4、航海业的发达促成“海丝”的繁荣
宋代在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城市化率高达24%，建立了完善的行政、社会、经济管理体系。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化石燃料、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用防水隔舱等开始广泛应用。《中国科学技术史》谈道：“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以航海业为例，本土造船技术提高，以及与阿拉伯地区的航海术的交流，为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奠定了技术保障。“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中国商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豪迈之情溢于言表。在彻底摆脱了近岸航行后，不仅能够取更加安全、节约时间、降低成本的直线航路，还能够探索更加广大的未知领域。所有这些都为通过大海沟通不同文明的海上丝绸之路日趋完备奠定了基础，也成为稍后的大航海时代先声。为此，马克思曾充满激情的称赞道：“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而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则是毫不讳言地认为，“正是宋朝中国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
长期以来，广袤无垠的大海和高耸险峻的崇山一样，是阻碍人类交流难以逾越的屏障，将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相互隔离开来。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渐渐掌握了航海的技能，大海又随之成为相互往来的通衢大道。穿梭航行于瀚海上的船舶促进了不同种族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其和以后的航空母舰、喷气式飞机、航天飞船一样，在不同历史时期交通工具往往是人类文明所能达到高度的代表之一。在同自然抗争中，海洋里遗留了大量的痕迹——沉船。这些沉船分别记录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文明，探索研究内中的奥秘是解决诸多古代问题锁匙之一。中国的南海是连接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中西交流中的海道大致在10世纪至13世纪的宋代趋于极盛，南海海域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是一个充满活力而且无法取代的地区。南海海上丝路大致上是用海上交通线路，将出发地和目的地的生产、运输、市场相互串连起来的。
宋元以来方志文献关于南海海上交通的记述汗牛充栋，沿海、内陆地区与外销市场两端的考古工作和相关发现亦多有进展；然而线路本身的直接发现却相对稀少，特别是在我国海域内唯“南海Ⅰ号”“华光礁沉船”等寥寥若干，与当时南海海上丝路的繁荣兴旺不相匹配。南海海域是联系东西方的桥梁和窗口。从汉魏六朝的佛教东传，唐宋时期的海外贸易，明清时期的七下西洋、洋务运动、西学东渐，以至当今的“一带一路”建设，无不与之相关。“南海Ⅰ号”的发掘不仅填补了南海丝路研究的空白，而且是我国经济文化能够持续发展的强有力的注释。
无可否认，中华文明的历史在南宋末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转折，其后明承元制，清朝定鼎，曾经辉煌的两宋时期已经日渐淡出我们的目光，甚至有积贫积弱之感。但是，倘若从国计民生角度考虑，和“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不同，“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开放、现实的宋代国策，于国于民则更符合历史潮流。随着“南海Ⅰ号”的发掘，我们可以重新看到一个繁荣发达的宋代社会场景，为先人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但是历史终归是历史，重要的是以史为鉴，面对未来。历史发展趋势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在中国日益走向海洋的21世纪，国人的海洋意识已不断增强，在对海洋开发和海权维护的物质利益诉求之外，关注海洋意识中蕴含的“平等、多元、宽容、共同发展”的内涵，以及由此孕育的人文理念，也是古代珍贵文化遗产带给我们的启迪。和陆地“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绸之路”开辟时间晚，但其内涵、参与范围更加广泛，对人类社会影响巨大，持续时间亦更为长久。这一海上通道在过往的历史长河中充满活力，生生不息，充分展现了在古代中外经济贸易及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认识“海上丝绸之路”在不同文明互动中的作用及其特征，我们可以承继历史遗产，汲取有益经验，赋予这一古代交往通道以新的时代意义，使之在与沿线国家和人民的沟通中产生共鸣，以期更好地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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