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自2018年11月17日首次发起至今，已持续九周。不管是法国当局还是各国观察者，想必极少有人可以预料到这次抗议会发酵到今天。
与客观的自发性下降趋势不同，第九周的“黄马甲”运动虽然在暴力程度上有所下降，但参与人数相较于第八次抗议运动有所上升。法国内政部数据显示，1月12日全法共有84000名抗议者，运动波及巴黎、鲁昂、卡昂、斯特拉斯堡等多个城市。
运动进行到第九周，抗议者的诉求已经由政策层面上升至机制层面，质疑的对象也从政府机关拓展到私有银行、媒体。这场每周六的抗议活动已经成为法国民众集中抒发诉求、表达群体性不满的通道。
通过这种引发世界关注、政府初步妥协的运动形式，法国人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欧洲大陆“失落性群体”的共同不满：上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持续、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国家对民众保护能力的不足、人口流动带来的外来文化冲击、中下层群体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出现缩水。“黄马甲”运动人士先后提出多个政治倡议，包括公民自主公决（RIC）、清空银行账户等，表达了不同阶层对当下法国所面临经济社会问题的不同理解。
一方面，民众不再相信通过投票选出的公选人员及其政见，对目前的代议制程序失去认同和信心。多数抗议人士认为政府官员和议员更多考量利益集团而非普通百姓的利益，其制定的政策缺乏公正性。另一方面，部分抗议民众认为法国私有银行应该对政府的高负债负主要责任，而非高昂的社会支出。运动中爆发出普通民众对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信任和反感，甚至有人提出“银行独裁”的说法。
由此来看，“黄马甲”运动的出现绝非偶然，也并非马克龙政府激进改革这一单独因素所导致，其背后反应出的是民众对当前背景下国家运转形式、政府与公民关系、社会治理模式等深层次问题的重新思考。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法国政府在危机应对过程中不存在问题。马克龙及其政党诞生于法国传统左右翼遭遇政治危机、主流社会抵抗民粹政党上台的特殊背景下，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和足够丰富的危机应对策略。因此，在“黄马甲”运动的前几周，政府并未视其为对执政当局具有足够威胁力的抗议运动，对运动的暴力性和长期性均认识不足，未能在最佳时机扑灭抗议的火苗，导致运动扩散至社会各个阶层。当运动继续发酵、经济社会失序时，政府又不得不做出妥协，爱丽舍宫出台减税涨薪的措施，由于缺乏及时性且力度有限，被民众认为是“洒洒面包屑”的敷衍行为。
为此，法国政府第三次放出“大招”，提出街头抗议运动的替代性选择——全国性辩论，试图将社会集体性愤怒转化为解决方案。1月13日，马克龙政府在其“致法国民众的一封信”中倡议从税务和公共开支、国家机制和国营企业、生态转型、民主和公民资格四个议题出发，于1月15日至3月15日举行为期两个月的“全国大辩论（Grand debat national）”。公众可以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政府承诺将根据民众建议重新签署“新合同”，并据此构架政府和议会的行动。虽然目前我们仍不能对辩论成效、运动进一步走向给出预测，但法国正在进行的国家治理模式探索可以说是对民粹思潮不断崛起、代议制民主遭遇挑战的主动回应。
马克龙作为民粹的阻挡力量上台执政，如今却遭遇到法国1968年以来最大的民众抗议运动，反对力量已不再局限于极端左翼和极端右翼分子，拓展至社会各个阶层。民意是否会因为全国性辩论的展开而重新回归、本届政府能否成功挺过这次执政危机以及马克龙能否继续开展其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国社会的整体走向。
但毋庸置疑，在全球化的今天，法国社会爆发的问题不会昙花一现也绝非局限于法国，必将产生超越法国边界的长期影响。如何创建更有效的生产、社会、教育、环境和发展模式，如何使普通民众感受到自己的权益得到有效代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等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将是西方国家需长期应对的普遍性问题。（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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