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因走私毒品在中国被判处死刑。这宗案件引发国际热议。而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此事时提到，中国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后饱受毒品危害记忆犹新，不会允许任何国家的毒贩再来戕害中国人民的生命。
事实上，鸦片危害中国自明朝就开始了。世界上第一个禁毒令是雍正帝发出的；晚清时期，毒品成为国际问题，英美国家“瘾君子”暴增，在此情势下，110年前的2月1日，全球第一次国际性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在上海举行。
本期“史说”邀请到上海师范大学博导、《中国毒品史》作者苏智良先生，请他来为我们讲述中国与毒品的400年纠葛。
实习记者袁玉婷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臧磊
全球第一次禁毒大会
1909年2月1日。上海外滩第一高楼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一个史无前例的会议——万国禁烟会在这里拉开帷幕。几天后，中国禁烟专员唐国安也将在这里舌战英人。
苏智良介绍说，这个会议原本计划在1909年1月1日召开，但上一年11月14日、15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中国陷于“国丧”之中，会议被迫推迟一个月。
2月1日早，冬日的阳光刚投射在坐西朝东的外滩建筑群，各国代表“长车如水，鱼贯而来”，而华人队和印度队的骑兵负责在门口执勤警戒。
上午10时45分，中国首席代表端方身着便服，乘马车至旅馆。11时，在汇中饭店五楼会议厅，万国禁烟会议正式拉开帷幕。苏智良介绍，此次大会为避免引起座次之争，采用抓阄的办法决定座次，每个国家的代表从一个盒子里抓取其座席的号码。
主席桌坐着三位中国特派专员：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布政使瑞澂和上海道台蔡乃煌。
这三人都是史上有名之辈。其中端方更是一位厉行禁烟的封疆大吏。1906年至1909年任职两江总督期间，大行禁烟之事。他先从禁官吸毒开始，“先官后民”。在江苏省城江宁，端方明令官员“无论实缺候补，由三人出结互保”，互保的官员之间有连带责任。
1907年，端方还在上海饬令设立中国禁烟总会，在总会之下设立分会，形成覆盖整个社会的禁烟网络组织。收效甚佳。
会议第一天只是“破题”，从2月5日至22日，大会进入实质性的讨论阶段，各国与会代表相继将有关本国及属地内的鸦片问题的相关报告递交大会，并由大会讨论。
中国禁烟专员唐国安向大会提交了有关中国鸦片问题的报告。
唐国安，广东香山人。1858年生，1873年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远赴美国，后考入耶鲁大学法律系。后来，清廷中断“幼童留美计划”。1881年8月未及完成学业的唐国安与其他学生分批乘船返回中国。回国后，和大部分留美幼童一样，唐国安长期不得志。万国禁烟会议召开时，唐被委为中国禁烟专员与会。
在报告中，唐国安指出：1906年清廷颁布禁烟法令以来，中国的禁烟运动已取得显著的成绩。
但英国代表为保持本国在中国的鸦片市场，强词夺理，认为中国的报告真实性不大，中国实行禁烟，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排斥“洋药”，推行“土药”，以此增加清政府的财政税收。唐国安以中国各地已取得的禁烟成绩为实例，用流利的英语驳斥了英国代表的无理指责。
雍正开出世界第一张禁毒令
英国所说的“洋药”“土药”，就是进口鸦片和土产鸦片。
苏智良说，鸦片其实就是舶来品。6000多年前，苏美尔人就种植罂粟了。在唐朝时期，中国市面上已有阿拉伯人卖“阿芙蓉”，也即鸦片。元朝人有服用鸦片的记载，但那并不是中国本土所制，而是从征服印度等地的战争中掠夺而来的，数量相对有限。到了明际，鸦片才真正合法的进口。
史籍记载，1589年，鸦片首入征税货物清单之列，不到30年，鸦片便在市场上公开合法销售。有人将万历帝不上朝与此事联系起来，甚至说万历帝是“瘾君子”，这并非事实。因为那时鸦片是作为一种药材引进的，也是作为药材服用的。只是后来鸦片作为药材之外的“副作用”变为了“主作用”，吸毒者这才越来越多。
满清入关后，曾一度明令“不许种植，不许贩运”鸦片。但还是禁不住。
史籍记载，雍正七年即1729年之后，鸦片进口量急剧上升。吸毒引发的惨剧屡屡发生。雍正帝紧急颁布谕令，禁止售卖鸦片，也不准再开设大烟馆。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发出的第一道禁毒令。该令明确规定：“定兴贩鸦片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之后的历任皇帝，对“禁烟”越来越严格。但诚如林则徐所说，虽然条例中对开设鸦片烟馆者罪及绞刑，惩罚严重，但从未认真执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
而英国人，则在贸易逆差的情势下，也选择用鸦片来扭转局面。在历经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承认鸦片是一种“洋药”，可以合法进口。
苏智良说，在1840年前，大约有200万人吸食大烟，但鸦片战争后，鸦片已成泛滥之势，吸食者成倍上升。除进口外，国内竟也有了种植罂粟和加工罂粟（所谓“土药”）的产业出现了。英国人顾虑的正是清廷为了保护“土药”而排斥“洋药”。
唐国安的精彩演讲
从这次争议也可看出，在禁烟问题上，英国人首鼠两端，犹豫不决。
早在鸦片战争之始，英国议会中有一股微弱的声音，认为将毒品送往中国是不道德的。但为了国家利益，这股声音被压制了下去。而到了20世纪初，鸦片像一只猛兽，反扑回了英国。英国的“瘾君子”暴增。禁毒的议题，在英国国内被提上了日程。
此时，恰好美国人提出了举办万国禁烟大会。美国之所以如此积极，也是因为鸦片在美国本土及其殖民地菲律宾泛滥成灾，使得美国深受其害。同时，因为排华运动造成中国人自发抵制美货，美国政府不得不示好，提议援助中国禁烟，并倡导在中国召开一次国际禁烟会议。
上海万国禁烟会筹备达三年之久。最终，美、中、英、法、荷、德、日、葡、俄、土、暹（罗）、波（斯）和意大利参加。至于加拿大，那时候他们还是英国的自治领（殖民地制度下的一个特殊的国家体制，是殖民地步向独立的最后一步），没有资格参加。
会议的举办地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上海毒品泛滥，被媒体称为“鸦片之都”。
在这次万国禁烟会上，唐国安还发表了一篇演讲。他毫不留情地揭露英国从事鸦片贸易的罪恶行径：“在她（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派遣她的船队出发时，她优美地说为了增进爱和贸易。但是，如果你在贸易中注入了某些东西，它使得贸易不成为一种天赐，而成为一种天罚，它使得贸易散布的是贫穷，而不是富庶，那么你不但对贸易本身进行了抑制，而且造成了无穷的误解和偏见。”
和传统的官样文章不同，“他运用了‘国际语言’——数据。”上海档案史料研究中心主任邢建榕介绍说。据唐国安统计，全国约有2500万人染上烟瘾，每年的经济损失达85625万两白银。
而唐国安也并没有对英国等列强进行道义上的攻击，而是从经济角度阐述了鸦片贸易的不可取性，这几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思路。他告诫西方国家，中国是一个对外贸易增长很快，且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如果各国能彻底放弃鸦片贸易，赢得的则是更大的贸易商机。而现在，你们着眼于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只占7.5%的鸦片贸易，却牺牲了无限广阔的其他贸易的可能性，“天下再没有比这更为愚蠢的商界大傻瓜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你的邻人，如爱自己一样”。
最后，唐国安运用孔子的话及《圣经》里的格言，结束了演讲。唐国安的杰出表现赢得了在场代表的热烈掌声。唐国安的这篇演讲稿被视为中国禁毒史上的经典文献。
苏智良介绍说，2月26日，万国禁烟大会形成九项决议案。此后，鸦片除医用外，与会各国均视为禁物，大会敦促各国政府订立取缔吸食鸦片和禁止鸦片运往已禁烟国家的规则，力请各国政府取缔吗啡的制售流布。
1952年中国彻底清除毒患
万国禁烟会议之后，唐国安又参与遴选第一批留美学生。经唐国安等选送留学的梅贻琦、张子高、竺可桢、胡适、戴芳澜、金岳霖、吴宓等之后成为学界泰斗，近40年里，他们是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
清华学堂成立后，唐国安被任命为学堂副监督。1912年10月17日，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出任第一届校长。这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
苏智良介绍说，万国禁烟大会之后，到1915年之前，中国禁烟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功。然而1916年袁世凯病逝，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各地军阀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扩充实力，几乎都参与了肮脏的鸦片生意。因此，烟患不久再次泛滥；而在1931年之后，日军又侵略中国，在中国的国土上特别是东北种植鸦片，成为日军的一项政策。鸦片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有力措施，在1952年彻底清除了祸害中国400余年的毒患。
而在世界范围内，二战期间，新型毒品开始泛滥。在最新出版的《亢奋战：纳粹嗑药史》一书中，作者也讲到了德、日、英等国家在战场上使用毒品的历史。
战争结束后，各国又重新走上了禁毒之路，对贩毒吸毒有着不同的刑罚。此次加拿大人谢伦伯格走私毒品，“在中国走私毒品，当然要按中国法律是判刑。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苏智良说。而据他所知，泰国日前逮捕了一名加拿大毒贩，走私毒品远超100克，按泰国法律也会是死刑。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