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查阅整理了2012 年度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有关农村养老资源的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关于农村养老资源总体供给的19 个指标进行了分析，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后综合得分，将全国分为4 大类地区。结果显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的养老资源各方面差异都很大，上海、北京、天津等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农村养老资源供给能力均较好，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供给能力则相对较弱，人口大省的农民人均养老资源供给能力非常低。最后提出加大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资源供给、加大农业补贴和有针对性地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养老模式等建议。
国际上对人口老龄化的划分标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65 岁及以上人口超过7% 或60 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0%，则该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王红姝等，2014）。联合国2005年发布的预测显示，截至2000 年，世界60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为10%，预计到2025 年将会达到15.10%，人口老龄化在全球已成为必然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①，2014年我国的老龄化程度已达15.50%，同时，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达45.23%，老年人口众多，其养老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国外对农民养老问题的研究比较早，从较早的对社会保障问题如养老金制度、失业救济制度等的研究，过渡到对以农村养老保险为核心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研究。在这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保险型、储蓄保险型、非缴费型、特殊群体型等典型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在内容上，大多基于诸如新农保、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变迁、土地流转制度等不同的视角，研究了农民养老方式的选择、如何确定最优养老保障模式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有学者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或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来源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研究，进而指出当前老年人经济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杜鹏等，2006；姜向群等，2013）；有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分析某些农村地区的养老情况，如吴海盛（2009）运用Ordinal Logit 模型对江苏省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王飞鹏等（2013）采用系统分析法对重庆市潼南县的空巢老年人的养老方式、经济状况、生活状况及面临的养老困境进行了分析，牛楠等（2014）通过农户养老效用模型对安徽和四川老年人的子女数量、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村养老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分析和检验。以上学者大多侧重于农村养老某一方面的研究，缺少对农村养老资源总体供给的研究。农村养老模式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型是必然趋势，但这个转型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农村各种养老资源所占的比例需要逐步转变。为了解全国各地区农村养老资源的供给情况，本文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农村养老资源总体供给能力进行了评价，以期能对保障农民养老、促进农村养老模式由家庭养老顺利地向社会养老转变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一、农村老年人养老资源现状
（一）农村家庭养老资源供给现状
1. 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
如表1 所示：在全国60 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中，首先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二者所占比例分别为47.7% 和41.2%；其次是离退休金、养老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其所占比例分别为4.6% 和4.5%；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极少，仅为0.2%。就65 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来说，其经济来源的比例与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基本一致，但由于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劳动能力下降，其劳动收入的比例相对降低，占28.5%。
2. 家庭提供经济资源的能力下降
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农村家庭规模越来越小。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全国农村家庭规模平均3.34 人/ 户，而浙江、重庆、北京等地的农村家庭规模甚至小于3 人/户。很多年轻夫妇由于需同时抚养四位老人，其抚养负担特别重。同时，农民的劳动收入情况也不容乐观。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的有关数据，虽然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增加，从2000 年的2253.4 元增加到2013 年的8895.9 元，增加了2.95 倍，同时人均消费支出从2000 年的1670.1 元增加到2013 年的6625.5 元，增加了2.97 倍，农民家庭收入与支出都呈上升趋势；但二者的上升幅度基本持平，说明农民收支平稳，储蓄能力不高。
3. 传统的土地保障功能逐渐下降
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耕地被征用，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据《2014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3 年我国总耕地面积为13,516.34 万公顷，相对于2010 年底的13,526.83 万公顷，减少了10.49 万公顷。同时，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逐年上涨，农民的农业收入与支出基本持平，农地每亩纯收益接近于0。由此可见，土地保障功能日益弱化。
4.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抚慰资源匮乏
由于近年来的农民工进城热潮，农村空巢老年人的数量逐渐增多。年轻人长期在外务工，有一半左右的老年人仍在农村劳作，耕种土地、隔代抚养等加重了农村老年人的负担。农村老年人（尤其是生病的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无人照料。另外，由于我国大部分农村缺少老年人活动中心、文化广场等休闲娱乐设施，老年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得不到抚慰，精神生活十分匮乏，孤独感较强。
综上可知，农村家庭各方面养老资源供给能力都呈下降趋势，家庭养老功能正在减弱，其养老主导地位已经不明显。
（二）农村社会养老资源供给现状
目前，农村社会养老资源供给仍处于补充地位。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比较低（刘万兆等，2007），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例中，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我国仅有10% 左右。
1. 社会经济资源供给现状
（1）五保供养。分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两种形式，主要是针对农村的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的老年人，负责其吃、穿、住、医、葬。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4》，截至2013 年底，全国有农村五保供养老年人464.5 万人，比2012 年下降1.3%。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五保供养资金172.3 亿元，比2012 年增长18.9%。其中：农村五保集中供养老年人163.69 万人，年平均供养标准为4685 元/ 人，比2012 年增长15.4%；农村五保分散供养老年人300.78 万人，年平均供养标准为3499 元/ 人，比2012 年增长16.3%。
（2）低保救济养老。它是针对那些不符合五保供养条件，但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民制定的。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4》，截至2013 年，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老年人口为2078 万人，占全国农村老年人口的21.43%，年人均救助水平为2434 元，比2012 年提高366.2 元，增长17.7%。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116 元，比2012 年增长11.7%。
（3）农村养老保险。包括针对全体农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下文简称新农保和新农合）。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新农保参保人数逐年增多，2010 年全国农村共有10,276.8 万人参保，比2009 年增加41.2%，参保率达19.53%。按照新农保规定，年满60 岁的农村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但是总体上来说，养老金待遇较低，国家规定的基础养老金下限为55/ 人/ 月，发达地区的基础养老金有所提升，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养老金则显得尤为不足。数额较低的养老金不足以完全解决农民养老所需资金问题。从2011 年开始，新农保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范畴。截至2013 年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49,750.1 万人，比2012 年增长2.9%；年末基金收入2052.3 亿元，基金支出1348.3 亿元，累计结余3005.7 亿元，人均养老金约81 元/ 年。总体来说，农民的养老金水平是在逐渐提高，但其金额仍然是比较低的。新农合主要是为了减轻农民的医疗负担，降低农民因病致贫的风险。截至2013 年，全国农村参合率达到98.7%。但新农合基金来源有限，在保险比例、门槛费、补偿比例等方面有诸多限制（李灵毓等，2010）。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4》，目前新农合对大病报销的范围仅20 余种，且存在异地报销困难、大病报销的病种限制及报销程序不合理等问题，而且基层医务技术与条件差、医疗人员素质偏低，导致农村老年人的看病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很好地解决。
（4）退休养老金。它的保障范围较窄且水平较低，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享受退休金的农村老年人仅占全体农村老年人的4.6%。
2. 社会服务资源供给现状
社会服务供给机构包括福利性机构和市场化机构两种。福利性机构主要是五保供养。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4》，截至2013 年，全国农村救助低保服务机构共987 个，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共30,247 个（其中床位数272.8 万张，年增长率为74.5%），老龄服务机构2571 个，年末职工人数10,134 人。市场化的商业养老保险和营利性养老机构虽然可以满足较高层次的养老需求，但是由于缴费水平太高，目前在农村尚未得到广泛普及，市场化的养老模式正在积极探索中。
二、我国农村养老资源供给能力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养老资源的供给主体分为家庭和社会两类，供给内容分为经济供给和生活照料、精神抚慰等服务供给两类。结合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的人口数量和农村养老资源差异极大的实际情况，并且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和可得性，通过查找《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4》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中的相关数据，并加以整理计算，分别选取了代表经济和服务供给的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财政收入等。
（二）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了克服原始数据由于计算单位不同而对因子分析结果产生不合理的影响，在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利用SPASS17.0 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数据标准化变换（刘春梅，2013）。变换公式为：
其中，X*ij 表示标准化数据，Xij 表示第i 个样本在第j 个变量上变换后的数据值，X0 表示变量j 的平均值，Sj 表示变量j 的标准差。在采用标准化方法对19 个指标分别进行变换处理后，消除数据计算单位不同的影响，使得数据可直接比较。
（三）因子分析
利用SPASS17.0 对以上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降维处理的因子分析。KMO 值越接近1 表示越适合做因子分析，该分析中KMO 值为0.682，表示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原假设为相关系数矩阵且为单位阵，Sig 值为0.000，小于显著水平0.05，因此拒绝原假设，表示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2 是公因子贡献率的结果。累计贡献率为80.515%，表示这4 个公因子反映了原指标信息的80.515%，可以作为评价各省（市）农村养老资源供给能力的综合指标。
通过对因子进行旋转，得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值，可以更好地了解各公共因子明确的经济含义（其中旋转方法为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如表3 所示，由旋转结果分析得知，在第一个公因子上，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例、参加新农合人数比例等均具有较大的负荷值。由于它们反映了人们基本的经济情况，因此可以概括为基本生活指标。第二个公因子中包括人均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人均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每万人的养老服务机构数等，这些数据基本上可以反映农民养老的最后生活保障，因此解释为生活保障指标。第三个公因子中主要是每千人拥有的卫生室个数、每千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人数、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等，均具有较大的负荷值，解释为人均拥有养老资源服务指标。最后一个因子中主要是具有较大负荷值的人均财政支出、农村人均医疗救助支出、农村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可以解释为经济投入指标。
（四）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3 中各因子载荷值重新定义变量V1、V2、V3、V4，然后通过转换目标变量，由公式Fi=Vi/SQRT(t)（其中，Fi 为转变后的特征向量值，Vi 为新定义的变量，t 为每个主因子的初始特征值）得出特征值，最后把特征值代入以下主成分计算公式中（其中，Xi 为因子分析中的原始变量标准化后的变量，Zi 为主成分）。
Z1=0.26*X1+0.14*X2-0.03*X3+0.09*X4+0.26*X5+0.22*X6+0.22*X7-0.31*X8-0.30*X9+0.17*X10+0.13*X11-0.06*X12+0.24*X13-0.12*X14-0.03*X15+0.00*X16-0.05*X17-0.3-1*X18-0.26*X19
Z2=0.35*X1+0.22*X2-0.44*X3-0.16*X4+0.26*X5+0.32*X6+0.30*X7-0.10*X8-0.01*X9+0.46*X10+0.48*X11-0.01*X12+0.28*X13+0.04*X14+0.44*X15+0.07*X16-0.14*X17-0.1-0*X18+0.08*X19
Z3=-0.08*X1+0.29*X2-0.01*X3+0.45*X4-0.03*X5-0.16*X6-0.22*X7+0.15*X8-0.01*X9-0.08*X10-0.18*X11-0.60*X12-0.13*X13+0.59*X14+0.05*X15+0.02*X16+0.04*X17+0.08*X18-0.12*X19
Z4=-0.09*X1+0.46*X2-0.20*X3+0.06*X4-0.25*X5-0.31*X6-0.26*X7-0.02*X8-0.25*X9-0.07*X10-0.01*X11+0.06*X12-0.11*X13+0.03*X14-0.09*X15+0.70*X16+0.59*X17+0.09*X18-0.07*X19
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相对于4 个公因子的得分情况。分别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与4个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养老资源供给能力的综合得分，综合得分越高，表明该地区供给实力越强（见表4）。其中，综合得分的公式如下：
ΣZ=(45.451Z1+15.021Z2+11.221Z3+8.821Z4)/80.515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以上主成分分析结果可知：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在农村养老资源各方面差异极大；排除了人口数量因素，农村养老资源供给能力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好的地区其社会化养老资源供给也好；农民家庭收入高的地区，其社会化养老服务购买能力也相对较强；人口大省的农村养老资源总体供给虽然处于中等水平，但其人均养老资源供给水平较低；三、四类地区的农村养老资源普遍匮乏。
（二）建议
面对家庭养老能力的逐渐弱化，如何快速并有效地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这个庞大的公共服务项目，是政府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政府应该做好政策的引导和养老资源的有效供给，特别是针对欠发达的三、四类地区和人口大省，使农村养老模式由家庭化向社会化顺利转变。
1. 加大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资源供给
首先，在经济资源供给方面，政府应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加大对五保、低保等社会基础保障资金的投入力度，提升人均救助金额度；扩大新农保、新农合等的覆盖率，提升养老金额度，扩大新农合的医疗补贴范围，保证农民的医疗费用能够及时得到报销。其次，对于除一类以外的地区（特别是三、四类地区），不仅要增加当地的养老机构、养老社区、乡村卫生室和卫生员等的数量，还要提升当地社会养老资源的质量。需注意的是，不能忽视人口大省如河南、河北、山东的人均养老资源占有量稀缺的问题，要确保人均养老资源供给到位。同时，实行医养结合制度，定期为农村老年人体检，并且在农村社区进行老年人养生知识普及，以降低老年人的发病率。再次，在精神方面，多组织一些老年人团体活动，保证老年人精神慰藉资源供给到位。最后，完善相关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在制定政策时应在贫困农村养老资源分配上进行适当的倾斜。有针对性地引导农民购买社会化养老服务，对于四类地区中的特困山区，政府应为农民购买社会化养老服务。
2. 加大农业方面的补贴
只有当农民有经济能力购买社会化养老服务时，才能保证社会化养老模式顺利运行。目前，农业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国家应该在农业方面加大投入，同时多增加一些农业补贴。首先，土地是农民赖以维持生计的依托，靠土地养老仍然是绝大多数农民的首要选择。要想使土地真正发挥养老保障作用，就要确保土地的收益，使其能够真正地担负起农民养老的重任。根据我国农村实际状况，改革我国土地制度，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其次，政府进一步扩大对农民补贴的力度和范围，提升补贴额度；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发展特种养殖业、园艺业、乡村旅游业等途径增加农民收入（李德玉，2008）。再次，通过实行土地入股、土地流转等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样，农民才有资金购买社会化养老服务，从而促进养老的社会化模式顺利转型。
3. 有针对性地采取符合当地情况的养老模式
养老资源供给并不是单方面的，需要各个方面协同合作，多管齐下，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农民养老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我国地域差别比较大，在全国内不能只实行同一个模式，应该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并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对于高度市场化、城市化、发展较均衡、人口流动较大的农村地区，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由公共养老金、强制性年金和自愿年金三个支柱组成的养老模式；对于居民家庭收入差异大、养老资源供给不均衡的农村地区，可以借鉴日本的由国民年金、国民养老金基金以及农民年金组成养老金的养老模式；对于特困农村地区，政府应起主导作用，尽量承担起购买养老服务资源的重任，同时大力发展当地经济，提高当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本文选自《老龄科学研究》2015第三卷第8期，作者系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冬雪，东北林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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