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健品骗局+金融传销骗局，这两个最热的坑老人伎俩在农村也频现，且还很高调
中国青年报报道的老妇人名叫陈伟珊，一辈子在家务农，掌管着老伴的退休金和儿子的私房钱。根据新闻报道，她被邻居“推荐”了一种保健品，后来去保健品公司参观，一步步就中了圈套，30多万全砸了进去。陈伟珊去世后，他的儿子去“上线”那里大闹一场，“最终拿到了5万多元的补偿金，对方还承诺他们每年年底能继续拿到‘分红’”。换句话说，骗局还在继续。
又是保健品，又是传销，这些都是老年人诈骗案中通用的伎俩。而这些骗人手段如今在农村也很流行，甚至做得很高调，渗透力超强。今年央广网的报道《新型骗局惊现农村 专骗老人和妇女 比化肥忽悠团更猖狂》是这么说的，“呼啦啦的来了一帮人，什么都不说，就送一些小礼品让你去听课。送洗脸盆、送洗衣粉、送香皂，一送就送你一、两天。”四五天后，送东西成了卖东西，最后卖东西成了骗钱。 当然，骗子们的手段很多，送东西是最基础的，健康讲座，所谓的“免费体检”都十分常见。
一些被保健品骗局欺骗的老人在警方的帮助下拿回钱财 图：华商网陈伟珊经历的不仅仅是保健品骗局，更加上了金融传销的成分。有“上线”，自然也需要发展“下线”。“分红”最诱人。P2P、MMM互助金融，这些当下时髦的名词，在农村也都能找到。长江商报的记者在《农村留守老人易成金融诈骗对象》里写记录下了这样一个场景——“与往年不同的是，在（湖北省麻城市）夫子河镇信合网点周边、车站、购物中心附近，以及麻城市及各乡镇的多个地方，都能看到各种投资理财的推广人员和广告。这些‘接地气’的‘公司’，名字里多半带有‘金’‘鑫’‘信’‘利’等字样，打着‘保本付息’‘互联网金融’‘精准扶贫’的招牌……”上个月，经济参考报还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报道。河南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16个乡里，有14个乡都被非法集资“洗劫”，其中一个村被骗800多万元，很多村民连医保都交不起了。这实在很颠覆人们的印象。因为一般认为骗子看不上没钱人。
情感需求、物质需求，这些骗子常常利用的弱点在农村老人身上都有，且他们更迫切
人上了岁数，对于健康格外地关注，这里不仅仅是对良好身体的渴望，更是惧怕花钱，害怕“久病床前无孝子”，所以天然对各种吹得神乎其神的保健品保持强烈的关注度。而深谙此道的保健品公司更是能够挖掘出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来，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陪他们聊天，带他们去玩，满足老人们。这是老人容易被保健品等骗局迷惑的重要原因。情感需求还不光是有人陪，还包括自我实现，这也是金融骗局得手的理由，对于很多要面子的老人来说，能够“挣钱”，证明自己的价值是极其重要的。
许多老年人不得不务农养老为什么投资传销骗局在老年人这里非常畅通无阻呢？并非老年人笨或者不谨慎，而是一本万利的吸引力已经盖过了其他。这里要提一个国外的研究。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被骗的老人比例有增加的趋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是，在2012年收到的诈骗投诉中，有26%是60岁以上的人群，这个数字在2008年只有10%，在那时是所有人群里最低的。这几年来是连年增长。《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在金融危机后，低利率让许多靠着固定退休储蓄吃饭的老年人感受到危机。由此更容易陷入到赚“快钱”的骗局中。确实如此，美国受保退休协会的研究也是，正在陆续进入退休期的婴儿潮的一代对财务状况失去信心。中国老人当然也带着对经济状况的不确定，对未来的担忧，并且存在着信息渠道少的问题，那些年轻人觉得相当好识别的骗局，在他们那里却不一样了。而对于农村老人来说，情况更为糟糕。农村老人的“棺材本”更少，而在很多地方，随着宗族关系的脆弱化，养儿防老也越来越不可靠，老人越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着惶恐。比方说，在一些农村，早婚现象很严重。学者王德福通过田野调查发现，父母催促孩子早婚最大的原因是养老。 “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婆婆遭到儿子儿媳的冷落甚至虐待是非常普遍的。这些老人的晚年遭遇在村庄中形成了示范效应，它告诉更年轻的父母们好好思量自己的养老问题。”所以，趁着年轻，给儿子娶媳妇。这样，自己能够提前为子女做更多的事情，比如积极地为子女看孩子、种地，以便老来还有恩情在。那些容易被骗局吸引去“赚钱”的老人们又何尝不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中国农村的老龄化速度要大于城镇，必须更警惕成为骗子的天堂，否则会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农村的老龄化速度是要大大地大于城市的。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的王桂新去年12月发表的《高度重视农村人口过快老龄化问题》一文指出，由于农村年轻人更倾向于向城市迁移，所以城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首先引起或加剧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论文中更是有这样惊人的数据——
老龄化的社会并不意味着诈骗横行，但是若是老人们不管是情感还是物质都十分空虚的话，那么，这样一个社会确实非常容易变成骗子的“天堂”。这也是在日本等地已经发生过的——老龄化的日本，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十分猖獗，乃至需要金融系统做特别的培训，帮助进行防范。而鉴于中国农村的具体问题，更加闭塞和弱势的农村老人，所面临的可能是更加险恶的诈骗问题。倘若处理不当，可能会变为农村老人自杀的助推器。关于中国自杀率的研究显示，中国自杀率大幅度下降，甚至进入了“低自杀率国家”。这和农村妇女大规模地向着城市迁徙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专家们也十分担忧老人，特别是农村老人自杀问题严重化。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
究竟怎么办呢？物质还是情感，都需要让老人得到更多的满足。这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极其不易。也许，如学者刘燕舞等人的建议，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让老年人帮助老年人是一种办法。这样有助于填补空虚，帮助集体防范诈骗、自杀等问题。如贺雪峰在湖北洪湖、荆门等地，陆续发起、成立了4个老年人协会。协会由老人们自发推选会长和理事，村里有老人过80大寿，协会去送块长寿匾，有老人病了，协会去看望，有老人过世，协会去送花圈……据当地老人说，有了协会，村里“挂面条”（上吊）的老人少了。
老年人互助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