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人类死亡中约有0.5％至1.4％是自杀的。这些自杀而死的人有四分之三属于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情况下自杀者都是男性而且以老人居多。截至2012年，全球自杀死亡人数男性比女性多出1.8倍，而在西方世界甚至达到了3-4倍。
然而颇具中国特色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超过男性的国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8年，中国女性与男性的自杀比例约为1:0.9，农村地区尤为明显，女性自杀比男性多出60%。而且其自杀者多为少妇，而西方世界的自杀者主要是在65岁以上的中老年。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中国特色的自杀”？
传统观念的遗毒
要解释这点，得先从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色”说起。首先东亚文化圈的国家普遍具备了自杀基因，中国是唯一女性自杀率超过男性的国家，但是却不是女性自杀比例最高的国家，韩国才是女性自杀率的no.1，换句话说其男性自杀率远比中国更高，而日本更是常年在自杀率上夺冠。
东亚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导致容易寻短见
造成东亚范围内“自杀成瘾”的原因是东亚的社会文化非常强调集体性。以日本为例，“耻文化”成为日本人自杀的重要原因。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5年的数据，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曾想过自杀。因为过于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甚至会因此导致抑郁，这成为了自杀的主因。
同为东亚文化圈的韩国比日本更甚。韩国经常是OECD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韩国艺人、政客自杀经常见诸新闻。但是日韩的自杀形态又与中国不同，日韩依然是男性自杀率更高。2015年，每10万日本人中，男性有26.9人自杀，而女性只有10.1人。韩国的情况也类似，男性自杀率远远高于女性。
中国虽然没有日本这么强大的耻文化，但是中国的乡村宗族体系却在某种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过去由于特色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封闭性，地方上一般都是内部通婚，逐渐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熟人社会”。在古代由于中央政府无法直接控制到每个原子化的个人，所以地方上不乏宗族自治的模式。
贞节牌坊是女性的枷锁，虽然实体没了，但依然存在于中国人的观念里 /Wikipedia
但是区别于欧洲的日耳曼习惯法，古代中国人普遍喜欢拿道德作为评判标准，在儒家文化中，妇女因为守贞自杀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尤其是到了明清，随着帝王集权化的进行，与“君权”相对应的“纲常”也得到了强化，这点从明清暴增的贞洁牌坊数量就能看出来。虽然国家并没有规定寡妇不能再嫁，但是地方宗族却不会允许这样的行为。
和日本的耻文化类似，这种行为并非出于妇女们自身的意愿，而是出于一种“集体规范”对“个人道德”的要求，这套以儒家纲常为衡量准绳的规范也有一套“潜规则式”的奖惩制度，负责仲裁的则是传统的宗族力量。
这套系统下为了“名节”逼迫妇女自杀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顶不住舆论压力的妇女也会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而反之则会奖励贞洁牌坊给予妇女以名声，给宗族这个“大集体”带来巨大的荣耀。
而这种对女性的苛刻要求，到了现代，虽然有所减弱，但仍旧根深蒂固地嵌在很多中国人的世界观里。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传统宗族观念的复兴，旧有的道德规范体系大规模反弹。
丁璇女德事件是压抑女性的旧道德反弹的典型事件
比如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丁璇女德事件，露骨地宣扬女性应该回归家庭，重新捡起相夫教子的角色。在搜索引擎谷歌上搜索”女德“，能得到2300万个结果，在百度上，则有1270万个结果。事实上，媒体在数年前就已经开始大规模报道全国各地的”女德馆“、”女德班“的现象。
新观念的混乱：在外要顶半边天，在家要顶一片天
按理说，1949年以后，对女性压迫的宗族势力被人民的力量无情击碎之后，中国的妇女自杀率应该大大降低了才是。可现实并不是这样，尤其是农村女性。
一方面，妇女解放运动使女性名义上获得了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在官方话语里，妇女”能顶半边天“。据统计，1957年，全国城市女职工只有328.6万，到了1960年，激增到1008.7万人。
名义上女性的地位空前提高，但负担也更重了 /Historiana
但实际中，国内外的研究者都发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并未消除，这反而加重了女性的负担，他们在工作中需要顶半边天，但在家里往往要顶一片天。
这种情形直到21世纪仍然如此，根据2010年全国妇联的调查，72% 的女性承担家务活，而只有16% 的男性分担过家务。至于抚养小孩、赡养老人，男性的比例也是远远少于女性。
在农村，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由于中国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让体力天生弱势的妇女在经济上不可能和男人平起平坐。
比如说，中国的《继承法》规定，男女都有平等的继承权，但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家产依然是”传男不传女“。有研究者调查了甘肃和江苏两省的农村，仅有2.69% 的农村妇女认为自己享有与男嗣相同的财产继承权。
农村妇女耕种土地，但很多时候却没有土地承包权 /Sipaphoto
财产上没有继承权，而在农村最重要的土地上，女性也丝毫没有话语权。根据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报告，全国农村人口中有8.3%没有土地，而这其中73%都是女性。
很多农村女性因为出嫁、丧偶、离婚，就被剥夺了土地承包权，在全国妇联2002年的土地权益问题投诉中，这是最为常见的问题。
而在角色定位上，依然以男性为绝对主导。有学者统计，在57例年轻妇女自杀个案中，有10例是发生在农忙时节的类似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男子抛头露面、给人帮忙等得到普遍认可，是讲宗族兄弟情义、增进宗族感情的行为，而整天“粘老婆”、“怕老婆”的人，则被村落所不齿。当妇女要求男子回家，男子会感受到巨大压力而不听从，反而会对妇女动粗以维护尊严。
农村妇女往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Sipaphoto
如果妇女的价值观念仍处在传统的状态，她们就不会有实现价值期许的冲动。如果妇女在家庭和村落的结构性位置和权力一点都没有提升，而是继续服膺社会结构的既定安排，也不会有错位搭配。
正是因为妇女的价值观已经变化，但其结构性地位和权利却没有相应改变，使得新一代妇女的价值目标与变动的社会结构之间产生了巨大张力。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妇女往往选择自杀这种极端手段挣脱桎梏。
比留守儿童更严重的问题：留守妇女
相比古代，今天的中国农村虽然流入量依旧不高，但是流出量却非常庞大了。由于外出打工者往往是男性，导致中国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妇女，据估计现在留守妇女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000万以上。
与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妇女并没有得到重视 /Sipaphoto
总体而言，留守带来的困难多于好处，劣势多于优势。对重庆的调查表明，女性劳动力已占了重庆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5.29%，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对河南、湖南、甘肃、 江西，浙江等地的调查都一致表明留守妇女所肩负的劳动已大于其承受能力。
留守妇女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很多对非留守妇女来说，不必直接面对的问题，对留守妇女而言则成为难题。丈夫外出打工不仅直接导致体力劳动的增加，还间接导致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由于农村治安状况较差，大部分男性外出打工，造成农村的安全隐患增多。留守妇女家庭被盗事件、性骚扰事件明显增多，使得她们的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安全感大大降低，进一步使得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堪忧。钟斌等的调查研究表明，留守妇女的生理机能、生理职能、精力、情感职能及生理、心理健康综合评分均显著低于非留守妇女。
与丈夫一同外出打工的女性，比留守妇女往往要幸福许多 /视觉中国
更为要命的是性压抑，由于留守妇女处于“守活寡”的状态，这点可以说是必然的。当一个人正处于性欲旺盛期而又长时间得不到正常的性生活时，其神经系统便会处于高度亢奋状态，焦虑不安、烦躁，于是失眠便接踵而来，这一点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中国农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留守妇女隐讳地表达了她们的性压抑，其中69.8%的留守妇女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感到焦虑。
但是她们的男人在打工的时候可以嫖娼解决需求，以湖北南部的崖村为例，据称百分之八十的打工男子在外有过嫖娼经历。而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男女在性权利上是不平等的，农村男人如果有了婚外情最多被教育一番，而女子别说婚外情了，哪怕是被性骚扰了都会觉得“没脸见人”。
广西某地被性侵犯的女性中，有62%左右为留守妇女。1999年某镇发生了一系列强奸案件，结果一个村庄排查出90 多起强奸案。在邻近一个镇上，在对一起留守妇女被烧死的案件的排查过程中，当地派出所的民警也发现大约有6% 左右的留守妇女承认被强奸过。
在集体眼光的压力下，选择报警的往往是少数，大部分选择了忍气吞声，甚至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只能说这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有一个例子。
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走出农村，这是她们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 /视觉中国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集体观念也在发生改变，现如今夫妻一同外出打工已经越来越常见了。随着农村妇女能够通过工作获得和丈夫一样的收入，其角色冲突也就不复存在。至于性压抑在一同外出打工的夫妇中更是不存在的名词。
和外出打工率呈现反比的就是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了，不过前往城市变成了工人的农村妇女，已经融入一个更为开放和开明的社会环境里，自杀率也就远远降低了。
或许，这是解决农村妇女自杀率高企的方法之一，要么将她们从封闭的农村环境中解救，要么打破农村传统的落后意识。从目前来看，前者阻力更小一些。
套用宋丹丹的那句台词总结就是，在中国，做女人难，做农村女人更难。
参考资料
North Dakota Department of Health Division of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6). Suicide fact sheet,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re from CDC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Preventing suicide: a global imperative.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David Sue, Derald Wing Sue, Stanley Sue, [2008], 《Understanding abnormal behavior》, Wadsworth Publishing
Ruth Benedict (1989).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Mariner Books
Kelley, Timothy (1999) . Second-Class Citizens. , Scholastic Update
ELEANOR ROSS (2017). ONE IN FOUR JAPANESE CONSIDER SUICIDE, HEALTH MINISTRY STATS REVEAL. Newsweek.
Rupert Wingfield-Hayes (2015). Why does Japan have such a high suicide rate?. BBC.
李文(2009). 中国农村妇女经济地位实证研究——以江苏省和甘肃省为例.农业经济问题.
左际遇 (2005). 20世纪50年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中国城市夫妻的经历与感受. 社会.
费李鹏,[2004], 《中国的自杀现状及未来的工作方向》,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喻中,[2010], 《贞节牌坊背后的制度信息》, 人文对话
杨华,[2013],《“结构—价值”变动的错位互构：理解南方农村自杀潮的一个框架》,开放时代
李昌俊,刘泓,贾东立,贾贺男,张静,刘秀轻,戚妙,王飞 ,[2014],《留守与非留守妇女的婚姻质量调查》,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卢信朝,[2015],《中国农村留守妇女: 性困境、性权利与性赋权》,山东女子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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