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百十载长河浩荡，九万里风鹏正举。
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2018年3月，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定义了中国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
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澎湃新闻推出“中国精神”专栏专题报道，以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今天讲述的是云南边疆县屏边县基层健康卫生的守护者们的奋斗故事。
云南红河州屏边县白云乡，午饭时间，乡卫生院院长白俊美正在焦虑地为远在100多公里外住在蒙自的儿子催外卖。答应带儿子吃炸鸡的许诺已经过了很久，却始终没有实现。连着忙了一天一夜没睡觉，快到下午一点时，白俊美才想起在网上叫外卖。小学的午休时间就要过去，外卖却迟迟没有送到。儿子在电话那头哇哇大哭，而百里之外的年轻妈妈，除了红着眼眶反复打电话催，别无她法。
9年前从妇幼专业毕业来到这个极为交通不便的贫困乡，工作不到一年，白俊美就因为干不下去，“逃”回了自己在楚雄的家。一个月后，被老院长开着救护车劝回了500多公里外的屏边县白云乡。一干9年，如今成为了这个卫生院的院长。
因为自己姓白，白俊美毕业时选了从来没去过的白云乡作为自己工作的第一站。开了几个小时山路后来到这个偏僻的乡村，她才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和想象中的大不一样。然而9年过去，当她带着自己卫生院二三十个几乎全“娘子军”的小伙伴，靠着一辆旧皮卡和双脚走遍乡里的村村寨寨后，她发现，自己似乎已经离不开这个地方了。
屏边县地处云南省东南，距离中越边境的河口口岸不过100多公里，是通往东南亚、南亚各国的重要门户。作为中国五个苗族自治县之一，屏边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而白俊美所工作的白云乡，是屏边县最为贫困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乡卫生院下辖的众多村卫生室和村医，守护着整个白云乡1.6万人和周边乡镇4万多人的健康。
这是中国农村最基层健康卫生的守护线。而这个体系的守护者，除了白俊美这样有着专业知识的医护工作者，更多是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他们在中国曾有一个人所众知的称谓——“赤脚医生”，赤脚下田是农民，上了岸就是医生。
这套体系用最低的费用支持着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网底”，曾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世界公众健康领域的一大创新”。
然而，最近二三十年里，随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农村的空心化，乡村医生们也被日益“边缘化”。乡村医生普遍面临收入低、保障少、工作环境差、后继无人的局面。因为固定月收入只有几百元，非国家工作人员，未纳入社保体系，且在乡村工作条件艰苦，没有年轻医护人员愿意加入，乡村医生们的境遇也少为外界所知。
今年开始，在国家卫健委的指导下，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与《健康报》合作启动了“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对中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的3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医生进行帮扶和改善。
澎湃新闻记者走访了这些最基层的公共卫生守护者。作为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县，屏边县的村医现状，也是很多贫困地区乡村医生现状的缩影。
白俊美（左）和同事为老乡体检最美乡村卫生院院长：一个充满内疚的80后母亲，为一个乡创建了妇产科 从屏边县白云乡开车去蒙自，要经过近4个小时极为曲折难走的山路。白俊美至多一个月走一遍这样的路，回一趟蒙自的家，往返八九个小时，匆匆来去，看一下自己的孩子、丈夫和父母。
她比较伤心的是，自己的儿子和自己并没有太亲热，也没有很深的感情。儿子经常对自己说：“妈妈你不爱我，你只爱你们乡上那些别的小孩。”
和所有年轻的妈妈一样，每次听到儿子说这样的话，她的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
但她并没有太多时间伤感。因为只要一回到白云乡卫生院，就有忙不完的工作等着她。
被大家昵称为“小白院长”的白俊美，和她名字一样，是个漂亮时髦的80后姑娘，有想法，也有能力。9年前从蒙自的学校毕业，两眼一抹黑地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乡镇，白俊美怎么也没想到，这里的条件会这么差。
屏边县通往山村的曲折山路山路十八拐，车开了6个多小时停在白云乡卫生院，她只看到一栋破败不堪摇摇欲坠的房子。幽黑的楼道里挂着灯泡，破旧的桌子上摆着一些医疗工具和算盘，屋子里挤满了看病的人，空气里弥漫着村民们抽筒烟的呛人气味。
干了不到一年，有一天，已经怀孕的白俊美和一个抽烟的病人委婉提出，能不能出去抽，不想被对方破口大骂，一个算盘扔过来。经常受委屈的白俊美再也忍不住，大哭一场，当天就辞职回了自己楚雄的老家。
白俊美是学妇幼专业的，业务上是一把好手。她一走，白云乡的村民就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帮助生孩子了。
一个月后，老院长开了一辆救护车走了十来个小时，好说歹说，把白俊美拉回了白云乡。
“当时我们院长就说，你走了，白云乡的妇女孩子怎么办？”9年后，当上了乡卫生院的院长，白俊美还是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因为工作太忙，父亲重病住院的最后日子里，白俊美也没能抽空去陪陪他。说起这些，爱笑的白俊美又一次忍不住泣不成声。
在部队工作的丈夫常年见不到白俊美，他有时会问：“你是不是觉得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
委屈和愧疚的小白院长只能回一句：“地球还会转。但白云乡的村民看病怎么办呢？”
乡卫生院去贫困户家里探访和9年前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资讯发达，找工作前都会各方调查，甚至实地走访。偏僻穷困的白云乡，很难吸引年轻人到这里工作。乡卫生院现在有22个在编人员，大部分是非常年轻的女生，只有一个副院长是男性。
因为这群80后、90后的年轻同事临床经验不足，白俊美工作异常忙碌，只要有重大病例，她都必须在场。而村里有人生孩子，她更要24小时在线。通宵接生是家常便饭。即使整晚不睡觉，第二天，她依然要按时到卫生院上班，除了看病之外，还要履行院长各种琐碎繁杂的行政工作。
9年间，白俊美亲自把白云乡的妇产科建立起来。前几年，乡卫生院在社会资助和贷款下终于盖起了新楼。作为院长的她亲自设计布置了每一间病房。妇产科的病房尤其温馨。
因为没有足够资金买专业产床，白俊美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产床，虽然质量不够好，但她的医术却已远近闻名。周边其他乡镇的孕产妇也都会来白云乡生孩子，看妇产科。
白云乡卫生院温馨的妇产科诊室一角白俊美经常整晚不睡觉，最多的一次，三天连轴工作没有睡。即便如此，她24小时都不敢手机离身，洗澡睡觉的时候都放在身旁，就怕错过一个病人的电话。
有一次，为了救治一个重大车祸的病人，白俊美砍着树枝爬下深山，去车祸现场救人。因为路太难走，来回爬了整整一天，回到公路边的车上时，一天没有吃饭的她精疲力竭，只摸到一包麻辣牛肉丝，嚼了几口后，当场就腹痛如绞。最终被送医诊断胃穿孔，在医院躺了整整一个星期，至今落下严重的病根，不能吃任何刺激性的食物。
乡卫生院常年都需要下乡进村，看病问诊，免费体检。但因为经费不足，卫生院只有一辆救护车，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卫生院把疾控中心一辆破皮卡要了过来，专门用于下乡。
这辆皮卡车已经用了16年，看着就快散架。但白云乡如此难走的山路，还是靠它。大部分时候，救护车用来装医疗设备，皮卡上就装十几个人。大家围坐在车沿上，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一两个小时。卫生院一个年轻的医护人员说，每次下车都会吐，过好久才能缓过来，现在一看见这个车，就会犯晕恶心。
车子太旧，抛锚也是家常便饭。车子坏了，卫生院的姑娘们就要走路回家。经常半夜一两点，她们还在雾气弥漫的山路上徒步。
乡卫生院的皮卡，下乡免费体检都靠它。白俊美很珍惜和自己甘苦与共的这些小伙伴们。因为待遇和条件都不好，她努力用感情留住这些姑娘们，“我能做的也就是，将心比心，带头在前。”
卫生院里有一个姑娘是昆明人，冬天的白云乡终年云雾不散，见不到太阳，这让春城长大的她很难适应，一到冬天就咳嗽不止。虽然日子难捱，但她还是在这个乡卫生院，坚持工作了好几年。坐车下乡急转弯的瞬间，她会紧紧抓住白院长的手。
白云乡是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众多。经常有村民来看病付不起钱，白俊美和她的同事们掏钱帮着病人垫付医药费，也是常事。
有一次，一个70几岁的老人家拖着病体，走了10个小时的山路来到卫生院，全身上下只有10元钱。看完病开完药，卫生院的医生实在不忍心，帮老人垫付了医药费，买了盒饭。第二天清早，又给了6元钱的早饭钱，让他吃完米线再走回家。
但也有很多高兴的事情，前前后后已经为乡里乡亲接生了几百个孩子，白俊美如今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亲切地说，看，这个孩子当年是你帮我接生的。甚至有一个村子，一半的孩子都是她接生的。
去当地村民家看望孩子9年间，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这让小白院长更加觉得，似乎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她要继续带着卫生院的小伙伴们穿行在这条雾气弥漫的山路上，跋涉在崎岖难行的深山里。走在这条路上，有委屈、有心酸，有苦累，但也有内心的收获。唯一让小白院长痛苦内疚的，是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
作为一个最基层的医务工作者，白俊美希望更多人能来关注乡村医生。在她看来，乡村卫生事业最需要的帮助是轻便的医疗设备，以及专家援助。“因为乡村的医疗条件和城市里完全不同，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专家来我们这里实地考察、了解现实，然后实现专业知识的传帮带，专家走、技术留，也许是对我们乡村医疗事业最有效的帮助。”
白俊美带着同事走在乡间的崎岖山路上。最偏僻贫穷村的村医：很多老人一辈子没出过村子，14年一个人管着14个自然村从偏僻的白云乡出发去马马村，还要再走一个小时极为蜿蜒崎岖的山路。马马村的卫生室就建在盘山路边的某个山头上，因为这里常年阴雨，卫生室所处的山崖地质疏松，边上刚盖不久的公厕已经因为前几天的一场暴雨倒塌，而卫生室后墙下面的地表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裂痕。这间建在悬崖边的卫生室，看着多少让人不安。
和屏边县大多数村卫生室一样，马马村也在各种社会公益力量和政府的支持下，有一个标准化的卫生室，以及各种医疗设备的配置。在这里做了14年村医的骆玉萍，见证了这个卫生室从破烂不堪的土房子，到如今标准建筑配置的变化。虽然硬件大为改善，但不变的是，14年来，始终很难找到人愿意到这里干村医。
骆玉萍在马马村卫生室门前骆玉萍25岁的时候被如今的村委会主任，也是原来的老村医看中，半路出家当上了村医，至今已经干了14年。马马村管着周边14个自然村，是白云乡最大的村委会，也是最边远最贫穷的地方。
因为终年多雨多雾，马马村的山路更是崎岖泥泞。过去很多年，骆玉萍最害怕的事情还是下村子，因为路太难走，去最远的村子，有时候连摩托车都开不进去，要靠步行。10公里的山路经常走两个小时。村民白天要下地干活，她经常要早上天不亮就出发，赶在七八点前到达村民家里。
早几年，村医很重要的工作是给村民打预防针。骆玉萍为了从乡上把疫苗背回来，经常要坐那种挤了几十个人的大货车，在盘山路上绕几个小时，“我其实每次都很害怕，因为真的挺危险。”
村里没有路的那几年，骆玉萍每一次去打预防针至少都需要出门一个星期。“今天住这个村，明天住那个村，一圈打完，一个星期就过去了。每个月都有一周时间不在家。”
这几年，村医不再需要下村打预防针，但看病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工作却依然艰巨忙碌。因为离城市很远，马马村很多老人一辈子没有出去过，村民就医主要靠村医。
“我们这里气候潮湿，风湿病特别多，冬天流感也很厉害。最忙的时候，一天有40几个人来看病，饭都没空吃。”但是，因为很多老人不能坐车，骆玉萍经常还是要去村子里给人看病问诊。冬天的时候，马马村的大雾终年不散，骆玉萍不敢走路，只能拉着老公开摩托车送自己去。
骆玉萍为村里一个脑瘫儿童家庭随访14年过去，乡村的公共卫生服务机制在不断健全，人口众多的马马村让骆玉萍一个人感到独力难支。
“我们这个地方太远了，年轻人从学校出来是不会愿意待在这个地方的，当地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更是不愿意回来。但村里的老人孩子都要看病，我必须在这里干下去。”
最近，骆玉萍找到了两个帮手，这几天正在接受村医的培训。问起两个帮手哪里找到的，骆玉萍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个是我老公；另一个是当年的老村医，也就是如今我们的村委会主任。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们村委会主任现在只好又回来兼着村医，和我老公一起帮做公共卫生服务这块工作。”常年没有节假日，必须随叫随到的骆玉萍笑笑说，“今后好歹有人帮忙了。”
骆玉萍去村里走访贫困户家庭女承父业两代村医：要不是我爸，我不会放弃外面打工的收入回来做村医正值周末，80后村医张明英的三个娃在卫生室前后的空地上奔跑嬉闹，让这个白天里有点冷清的卫生室显得热闹了不少。
她的家也暂时安置在这个卫生室里，平时孩子们去读书的时候，单亲妈妈张明英就一个人住在这个卫生室里。卫生室收拾得十分干净，诊疗设备也都摆放得整齐有序。卫生室边上，搭了一个临时的厨房，张明英的生活和工作都在这里。
没多久前，她还在离家千里之外的福建晋江，为某个品牌鞋厂打工，因为勤劳能干，老板许诺给她加工资，一个月可以拿到七八千。但父亲的几个电话和卫生院院长的几番劝说，还是让她百般纠结地回到自己的家乡，拿着500元的基本工资，再一次干回了村医。
这已经是第二次，张明英拗不过父亲，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来接替父亲村医的工作。
上一次是她19岁的时候，刚刚技校毕业的她，被父亲强迫着去接受村医的培训，放弃去城里工作的机会，做父亲的接班人。
张明英和父亲张朝华及三个孩子张明英的父亲张朝华干了一辈子的村医，是真正的赤脚医生。但做了40多年村医到退休，他没有养老金和退休金。而当年因为村医的身份和固定工资，村里分地，也没有轮到他。
从小看到父亲的辛苦，张明英从来就不喜欢，也没想过当村医。但父亲在家里一直是说一不二的，她没办法。
从当村医开始的第一天，她就一个人，背着药箱，在新华乡细沙村的山路里跋涉。“那时候经常一个人走一个半小时，晚上的时候天特别黑，一个女孩子独自经过一片森林，我真的很害怕。”
年轻时的村医经历在张明英至今想来都还是充满着艰辛。中途，她因为结婚生子，背叛了父亲的期望，离开了家乡，去县城和远方打工。但最终，她还是又回到了这间父亲呆了一辈子的卫生室。
张明英的大儿子陪妈妈一起去村里看病细沙村村委会距离新华乡和州府蒙自都不算远，因为来村委会都是土路，交通也不便，很多自然村的村民宁可选择去乡上或者蒙自看病。张明英平时病人不多，主要的工作就是做高血压、糖尿病和孕产妇的公共卫生管理。而她的收入除了500元基础工资，最主要的来源也就是在这些琐碎辛苦的“计件”工作。
因为一个人带3个孩子，张明英觉得村医的收入让自己的经济压力非常大。“我平时能多干就多干，下村子去做公共卫生服务再辛苦，我都会尽可能多完成，别人不愿意干的我都去。”
但是，细沙村村医的现状，让张明英始终没有安全感。“干的多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有三四千，但下半年事情少，就不稳定。我不怕累，有时候真的没办法。”
张明英看着眼前的三个孩子，充满着焦虑和纠结：“现在孩子还小，还能支撑，可是等他们大了，又该怎么办？我如果一直在这里当村医，那他们学习怎么办？乡村里的教育条件毕竟不行。”
执拗威严的父亲理解女儿的难处，干了一辈子村医，张朝华也没有太多收入，除了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他是靠做卖农产品的小生意养活几个儿女的。但他依然觉得，村医是个有意义、受人尊重的工作，至今也没有对女儿松口。
指着眼前一大片村寨，这个老村医有些惆怅：“村民们都需要医生的。现在村医要会电脑，不然我就继续干下去。我女儿文化水平还行，村里除了她没有合适的。”
张明英的一对龙凤胎8岁，大儿子已经9岁，显得比弟弟妹妹早熟懂事很多，他有时会提着药箱，跟妈妈去村子里看病。当着外人，这个要强的男孩眼中开始含泪，半天说出了一句：“妈妈太辛苦了，我不想让她一直这样。”
祖孙三代一起走在这条村医的路上最忙碌的村医：老百姓都喜欢你，这是最让我高兴的李田芬可能是整个屏边县最忙碌，也最被羡慕的村医。做了17年的村医，李田芬在四面八方都很有名气，每天找她看病的村民络绎不绝，有不少还从周边村镇过来。她所在的湾塘乡阿碑村卫生室里，放着好几张等位的长条凳。村民看病多在清早和晚上，这里经常需要排队等位。
这里的村卫生室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卖药给村民也严格按照进价，一分钱不能赚。村医的收入主要靠诊费，以及公共卫生服务。因为经验丰富、人缘好、病人多，李田芬的收入也在村医中十分可观，多的时候七八千，少的时候也有四五千。这样的收入，在整个云南的乡村医生里，都是屈指可数的。
但相对应的，是李田芬终年无休的忙碌，没有周末，更没有假日。“我平时连亲戚都不敢走，出去几天，老百姓就会很着急。每次出门，我都要贴一张条子在卫生室的门上，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回来。过年的时候就更忙碌了，因为打工回来的人太多了，好几次除夕夜，我都忙到半夜十二点，要靠家里人帮忙。”
“全屏边可能没有比我更忙的村医了。”李田芬笑着自嘲。但她也坦言，很多时候，村医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更需要和村民的感情基础，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积累。
李田芬所在的湾塘乡阿碑村卫生室建在公路边山脚下屏边县是少数民族地区，很多村民并没有健康卫生的意识。村医去村里量血压，经常有村民都不配合。“你们量完血压不开药量了干嘛？”有村医走半天山路到人家家门口，却被骂出去，这样的委屈，在村寨里是家常便饭。
但从小在阿碑村长大，又做了17年村医的彝族人李田芬，几乎认识这个村的每一户人家每一个人。“每户人家家里几个人，什么情况，我都一清二楚。所以开展工作也相对容易些。”
17年的村医生涯，李田芬见证了这个事业的变化。刚做村医时，李田芬的卫生室只是一个破烂的瓦房子。“那个时候工资30几块吧，但其实，也比现在500块好过一些。”
2011年，在社会资助下，湾塘乡阿碑村才改了如今的卫生室。前不久，因为暴雨，李田芬的卫生室被一块山顶滚落的巨石砸中。屋子被砸出好几条裂缝。李田芬当时在外面开会，才躲过一劫。也是村民及时打电话给她报警，她才知道出了事。
李田芬在卫生室李田芬和村民的关系如同家人，但至今也没有找到能帮忙或接班的人。“现在的小孩都不愿意学这些，学医挺难的。我自己的小孩都不愿意，我女儿经常说，我才不干村医，连周末都不能出去玩，一个月还只有500元。”
但李田芬对这份工作却充满热情：“老百姓都喜欢你，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村医是我们公共卫生最基层的守门人，也是第一道屏障，他们很重要。现在政府正在加大村医条件的改善，对村医开始研究养老政策，今年开始将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但我们的村医队伍依然一直在流失，而且80%都是没有专业基础的。”屏边县卫生局局长黎明旺说：“尤其在我们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怎样留住村医，让他们有更多能力上的提高，需要社会上更多人来关心帮助。”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