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农村的研究传统，在方法上素来重视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若要理解此一研究取径的形成，不能脱离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研究所等机构、组织在二战期间所进行的相关调查，特别是调查中留下的大量口述数据、文献与统计数据等成果。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满铁调查部以及东京大学法学部相关人员在河北和山东的六个村落里所进行的调查，其成果于战后刊行为《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以下简称为《惯行调查》）。直到今天，上述调查成果及缘之而起围绕中国村落共同体性质所展开的学术论争，对于目前近代中国农村史的研究，仍有不容忽略的影响。
正如前人曾经指出的，尽管调查者在主观意识上，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视为“纯粹的学术”调查；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其“帝国主义”调查的性质也昭然若揭。因此，历史学者利用《惯行调查》时，必须考虑到调查的性质问题。除此之外，我们新一代的学者在精读《惯行调查》并吸收以围绕中国村落共同体性质争论为核心的讨论和研究成果时，更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以促进相互间的对话：
第一，依据《惯行调查》为主的研究，往往将河北、山东等地村落的分析成果，推广到整个华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农村。这和近年来日本学者在河北、山西、江南、江西、福建等地大量展开的田野调查一样，基本上都是个别性的，缺乏学者之间的交流和讨论。
第二是在讨论近代中国农村性质问题时，如何拿捏以日本农村作为参照的限度。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班的成员和曾经从事中国农村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们多半出身于农村，对于农村社会的种种习惯有深刻的了解。相对于此，包括笔者在内的年轻一代学者，明显缺乏日本农村生活的经验以及有关知识。所以，我们这一代学者在吸收日本史研究和民俗学成果的同时，必须在日本的农村、山村和渔村进行田野调查，以便有意识地引进比较史的观点。若要想从外国史的立场对中国农村研究做出更多贡献，比较研究的视角绝对是有必要的。
第三则是方法论的问题。战后展开的中国村落共同体争论，关于如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定位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学者们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可惜的是，此论争不仅没有全面展开，最后也没有做出明确的结论。1980年代以后，一些日本学者继续进行田野调查，他们开始援用人类学的理论和道德经济论来看近现代中国农村。另外，随着口述调查的普及和档案数字化的进展，历史学者也意识到“叙事”研究的重要性，而“叙事”研究原先主要是在社会学和民俗学领域里所推行的。换言之，各领域之间的对话，在研究上有其必要性。
那么，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现在我们需要采用怎么样的方法呢？或者说，怎么样的方式更具有可行性？
一、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与村落共同体论争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班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是从1940—1944年，由满铁调查部北支经济调查所惯行班与东京大学法学部相关人员合作，在河北和山东的六个村落里进行。在调查的过程中，累积出多达114辑的口述记录集，并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该书在日本的近代中国农村史研究的领域里，至今仍然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
尽管如此，从《惯行调查》出版到1970年代末，由于调查的环境饱受争议，《惯行调查》亦受到了强烈的批评。这样的氛围甚至导致《惯行调查》长期没有被学者们利用。学者们主要的批评如下：此调查是在日军的占领下，由与管理相关的组织机构——满铁所进行。易言之，该调查本质上具有“殖民调查”的色彩。虽然调查班的成员旗田巍认为：当时调查员们抱着“从事纯粹学术调查的信心”来担任调查工作，并与调查地点的居民“融洽交谈，形成相当紧密的关系，有时候对他们的亲切感甚至使他们忘记自己是占领者”；然而，我们利用《惯行调查》时，仍然需要慎重地斟酌调查者主观意图和客观条件之间的分歧。
虽然有这样的限制，但是《惯行调查》利用法律社会学等方法，内容涵盖村落、家族、租种、土地买卖、农村金融、农村交易、公租公课、水利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惯习。因此毋庸赘述的，《惯行调查》仍然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村落共同体论争惯行调查的资料成为报告书陆续刊行后不久，就有学者利用这些报告书来探讨中国村落社会的性质。曾经参加惯行调查的平野义太郎和戒能通孝，虽都来自东京大学法学部，对调查的理解却背道而驰。两人围绕中国村落的性质问题上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争，即是所谓平野—戒能论争。
首先，平野义太郎主张中国村落具有“共同体”的特征。平野氏关注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的“会”（村公会、公会）此一组织，认为由会首集议主导的公会，是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的自治机关，其背后有以庙宇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协同态势的各种“会”。实际上，“会里的财产”被村民认为等同于村的公财产：“此作为自然聚落的‘会’，是 （村民）以庙为中心自然发生的共同生活的地方，这种情况意味着共同村落组织的形成”。由此可见，平野氏对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解释可概括为“自然生活协同态势＝自然聚落＝会”。相对于此，戒能通孝全面反对平野氏的意见，否定中国村落具有“共同体”的性格。戒能氏透过比较中国和日本村落，认为在村落内部的结构上，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戒能氏指出以下两点作为佐证：第一，中国村落没有固定边界，没有建立作为固定性地域团体的村；第二，中国农村里没有类似于日本“高持本百姓”或德国“bauer”的村民，以他们为核心组成的团伙意识因而也没有成立，所以难以发现共同生活集团的存在。
关于平野—戒能论争，已经有许多文章做了适当的整理和解说，在这里笔者不拟赘述，只想指出今后应加以关注的两个论点。首先是关于论争背后的村落认同和中国认同的框架问题。平野义太郎在中国村落寻找共同体的特征，与他的亚洲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主张“大亚洲主义”，即亚洲的一体性，支持建设“大东亚共荣体”。在其想法中，“大东亚共荣体”的基础是“乡土共同体”。其次，平野氏强调村落作为共同体的特质，目的是强调亚洲农村乡土社会具有家族主义和互助等性格的优点，以对抗欧美社会和欧美文明（近代社会和近代文明）。相反的，对于戒能通孝而言，西方近代文明是不容否定的对象，且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目标。例如戒能氏在《支那土地法惯行序说》里，便屡次使用“日本以及西欧”、“欧洲以及日本”等说法，强调日本社会和西欧社会在封建制下的共同点，以及“日本以及西欧”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差异点。由此可见，两者对于历史发展的认识完全相反。
正如三品英宪所言，在对村落社会的认识上，平野氏的框架是“欧洲←→亚洲（日本、中国）”，而戒能氏的框架则为“欧洲、日本←→中国”。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和认识理论框架本身的问题；质言之，在认识中国社会时，应该将日本社会定位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此一问题同样不容回避。除此之外，也需要深入了解在中国村落论争背后，论争前提对于日本村落社会的认知。这一点上，年轻一代的日本中国史学者利用比较史的方法进行中国农村史的研究，将成为极其重要的课题。
另一方面，地方性的问题也必须注意。平野—戒能论争系根据惯行调查的成果展开，但是这些讨论往往将华北数个村落调查的成果，视为整个华北的情况，甚至看作整个中国的情况。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关注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譬如参加惯行调查的内田智雄在《中国农村的家族与信仰》（东京：弘文堂，1948年）里，便做过一些华北农村和东北农村的比较分析；二战时期做过江南农村调查的福武直，也做过华北农村和江南农村的比较研究。但这些尝试比较，还有很多有待深化之处。近年来，一些日本的研究团队在河北、山西、江南、福建、江西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并且累积了不少研究成果。尽管如此，学者之间仍缺乏有关研究方法和地域性的讨论。在新一代的研究上，当务之急应是有意识地讨论这个方面的问题。
二、1980年代以降的农村调查与农村社会论《中国农村惯行调査》的“再发现”与华北农村研究随着日中邦交的恢复，日本学者遂能重新踏进中国农村，进行正式的学术调查。到了19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自刊行以来没有赋予史料位置的《惯行调查》，尤其是作为一手数据的价值。在此之前，三谷孝、浜口允子、Linda Grove、内山雅生、末次玲子、笠原十九司、中生胜美等学者，1977年秋天开始在东京组织《惯行调查》阅读会，精读和分析该资料的内容。
在阅读会上，他们讨论传统华北农村社会特质的过程中，也开始关心六个村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究竟发生怎样的变化。后来，他们成立了以三谷孝为首的田野调查团队，于1990年开始进行实地调查。他们申请科学研究费（国际学术研究、共同研究）的资金，并在以魏宏运教授为首的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当地政府合作下，于《惯行调查》的五个村落里彻底展开追踪调查。这些调查的口述记录，分别有三谷孝编《农民が语る中国現代史——华北农村调査の记录》（东京：内山书店，1993年）、《中国农村变革と家族·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査の记录》及其第2卷（东京：汲古书院，1999年、2000年）等陆续已经问世。根据这些成果，下一步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是，精读这些口述记录，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以确定华北农村社会的主要特点。
《中国农村变革と家族·村落·国家》该调查团队的成员里，内山雅生较为集中地讨论村落共同体的性质。内山氏精读《惯行调查》后，将之与传统中国的农村社会进行比较，探讨了社会主义时期村落改造的过程。其主要观点为：“作为探讨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前提，将研究课题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农村社会种种‘集体劳动’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意义”基础上，“经过土地革命，分到耕地的小农民为什么会自觉地呼应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实行农业集体化呢？”沿着这一思路，内山氏分析了诸如“看青”和“搭套”等传统共同关系与集体化的连续性。就研究方法而言，也响应了在东南亚农村研究领域里早就著名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Geertz）和詹姆斯·C.斯科特（J. C. Scott）之间的“道德经济论”之论争，并指出此一争论与村落共同体论争具有相似性。
除了内山雅生的研究以外，还有一些华北农村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也值得关注。佐佐木卫和路遥组织有关近代华北农村民众运动的研究团队，从1986年到1990年间，共同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其成果是路遥、佐佐木卫编《中国の家·村·神々：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论》（东京：东方书店，1990年）以及佐佐木卫编《近代中国の社会と民众文化：日中共同研究·华北农村社会调査资料集》（东京：东方书店，1992年）两书。他们的特点在于：着眼于民间宗教和结社的活动，以挖掘前人所忽略的史实。此外，三品英宪曾用结合《惯行调查》和中文资料的手法，研究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嬗变过程。最近，他又接受戒能通孝所提出的“封建类型和近代类型以外的，存在第三种法规范意识类型”的看法，试图对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论争提出新的观点。
另外，关于日本学界对华北农村的调查，最近有两个大型的共同研究项目。一个是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班的“近代日本的华北认识”，内容是分析日本人所作的华北调查和华北观念的形成及其变化等。另一则是以内山雅生为代表的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A“关于近现代中国农村的环境管理与传统社会的历史学研究”。
其他地区的研究关于日本学者的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及其与田野调查关系的讨论，内山雅生曾简略提到2003年前的概况。下面将以石田浩、上田信、田原史起、山本真等人为代表，重点介绍华北以外地区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他们四位的共同点是采用了跨学科方法来处理田野调查的材料。
首先是经济学者石田浩的研究。石田浩约在1977年于关西地区组织“中国农村惯行调査研究会”，曾根据《惯行调查》的内容探讨中国农村性质与其变化。在其著作里，石田浩提倡“生活共同体”的概念，主张“生活共同体”的基础是“同族”和“同乡”这两个原理，并坚持1949年以后“生活共同体”仍然继续存在。其观点重视1949年前后村落社会的连续性，与内山雅生的观点有共同之处。然而，对石田浩的“生活共同体”概念，内山雅生也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①从“中间诸团体”的框架所产生的“生活共同体”概念，与所谓“共同体”没有直接的联系；②“同族”和“同乡”这两个原理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明确。后来，石田浩相继在华北、上海、福建、台湾等各地展开田野调查来验证“生活共同体”概念。不过对于这些工作，内山雅生并没有正面响应。
第二是上田信有关“共同体”的讨论。1985年5月，他曾在浙江省鄞县勤勇村作田野调查，发现“中国村落没有明确的界线，很难发现作为‘小宇宙’基础的入会地（即共有地），也没有相当于ユイ（即结）的村民共同工作”。因此，上田得出结论：中国村落并不存在村落共同体。他进而发问：中国村落的“共同性”是怎么成立的呢？他把各个农民比喻成“铁矿砂”，把对村里发挥的各种外在作用比喻成“磁力”，并将同族关系或行政组织等种种“电路”形成的政治社会空间比喻成“磁场”，借以描绘中国农村。上田信提倡的“电路社会关系”概念，与由个体关系形成的网络关系相比，可谓别出心裁。其观点虽仍需要积累更多的事例，但大胆地吸收文化人类学的成果，使得围绕“共同体”的讨论进入新的阶段，值得我们参考。
第三是政治学者田原史起对建国初期的江西农村权力结构所做的分析。他关注到近年来在农村基层自治的背景下，农村政治结构集中体现在村级的统治或自治之上。对于这样的情况，他主张：需要把眼界扩大到乡镇级和县级，在分析各级政治结构的同时，也要分析不同政治单位之间的关系。他把县看成具有高度完整性的农村政治系统中一个单元，进而将地方社会分为县、亚县、基层、亚基层的四层结构，再根据地方干部配备的情况，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把该时期两者之间的关系看成社会的“原子化”。 田原史起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他1996年在江西农村里所做的田野调查，以及以土改工作队队员为访谈对象的口述调查。从这点而言，田原史起的著作可说既是政治学的著作，又是优秀的历史学作品。尤其是关于村落与村落外之间关系的讨论，触及了以往村落共同体论争中没有充分展开的重要论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
第四，山本真从南京国民政府权力对地域社会渗透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山本真曾以“上面”的政策如何渗透地域社会的角度，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建设的过程。然而，随着近年来在福建做的田野调查，他又改从基层社会的角度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权渗透/非渗透的过程及实际情况，并就这一话题写了几篇专文。他根据闽西龙岩县适中镇的田野调查成果指出：地方势力的资源有宗族和姻戚（血缘）、以庙为祭祀中心的地域宗族联合（以地缘和神缘为媒介的宗族联合）、依靠集市商业活动的经济力量、以及科举的文化力等等。掌控这些资源的宗族和地域组织获得了地域的话语霸权，力量稍弱的宗族和地域组织则形成中间地带或边缘地带。在此基础上，各式各样的人被整合成由血缘、地缘、神缘维系的错综复杂的地域社会里。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有时候会发挥到整合作用，有时候则因为社会内部的矛盾，或中心和边缘关系而产生分裂的作用。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影响下，适中镇当地社会分裂为两派，可说是一个体现。但是，当时也出现了霸权宗族中某一精英发挥强大领导作用的独特现象。此宗族通过建立自卫组织加强地域社会的合作，维持当地的独立势力，以对抗红军。山本真的一些观点，如血缘、地缘、神缘等各种社会结合的原理如何组成，以及是什么因素促成整个地域社会走向相反的道路，这样的二元视角颇富有启发性。
三、日本学者的江南农村调查与以《惯行调査》著名的华北农村调查相比，江南农村调查的成果则鲜少获得关注。在和华北农村调查同一时期，江南农村调查也开始进行。一个是满铁上海事务所的江苏省农村调查（1939—1940年）；另一则是东京大学林惠海组织的中支江南农村社会调査（1939—1943年）。此两项调查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学者的调查有所断绝，直到1980年代末，才有大阪大学滨岛敦俊和片山刚的华中南三角洲农村实地调査（1987—1991年）、名古屋大学森正夫的江南市镇调査（1988—1991年）。为方便区分，我把战争时期的两项调查叫做第一世代，把1980年代的的两项调查叫做第二世代。按照此分类标准，整理了各个世代的研究环境和调查方法，从中可见各世代的特点和局限。
满铁上海事务所的江苏省农村调查似乎分三次进行。这些“日本人第一次作的中支农村调查”成果，刊行为《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査报告书》（上海满铁调査资料第33编，1940年3月）、《江苏省太仓县农村实态调査报告书》（同第35编，1940年5月）、《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査报告书》（同第34编，1940年2月）、《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査报告书》（同第37编，1941年3月）、《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査报告书》（同第31编，1941年2月）、《江苏省南通县农村实态调査报告书》（同第38编，1941年4月）等。
满铁上海事务所的调查也是战时侵略者所进行的，这种情况全面充斥于整个调查的环境之中。正如所长伊藤武雄在序言所称：“事变后已经经过两年，虽然前线前进到超过武汉的远处，不过本调查队进入上海附近的农村时，治安状态一点都没有改善。而且正值农忙之际，调查员的活动受到大幅度的限制，没能充分展开，感到很遗憾。”同时，他对于当地部队和特务组织等给调查员安排身边护卫、居住场所等措施表示了谢意。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满铁上海事务所的调查比华北农村调查还要困难，即使能够调查也难以找到适当的受访者，更难确保充足的时间。
那么，属于第一世代的中支江南农村调查的情况又如何呢？以东京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的林惠海和福武直、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高仓正三为中心组织的调查班，从1939年12月到1943年9月之间，在吴县枫桥镇和孙家乡做了六次调查。其成果的一部分为林惠海《中支江南农村社会制度研究》上卷（东京：有斐阁，1953年）、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の构造》（京都：大雅堂，1946年）、高仓正三《苏州日记》（东京：弘文堂，1943年）刊行。根据林惠海的序文，选择调查地点似乎遇到不少麻烦。一开始他们要求在崇明与嘉兴地区，以及木渎镇附近、阳澄湖南部、太湖北部的沿岸山麓地区进行调查，不过后来不得不放弃而选择吴县。其主因仍是治安上的考虑。在枫桥镇和孙家乡开始调査后，他们试图用以户为单位的调查表施行调查，却遭到县政府民政科代理科长赵礽祺和龚镇长的反对，最后在强行实施下方才得以进行。
高仓正三《苏州日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为了亲近村民，设法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他们平时尽量找保甲长和青年人一起吃饭，在茶馆里闲谈，以便融入村民的生活。结果，他们能够在“犹如邻居一样的纯情和亲切的气氛里”进行了调查。林惠海将这种关系描写成“老朋友”，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林惠海身为调查人的自负心，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领会到他不得不以占领者一员身份进行调查时的不安。
第一世代的江南农村调查是在上述环境里进行的，因此，调查规模和深度、信息量远远不如华北农村调查。尽管如此，满铁上海事务所刊行的六种农村调查报告书，仍提供了以农业经济方面为主的有用信息。以前论“村落共同体”的角度来看，福武直就江南农村特点展开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讨论。福武直说道：“我们还是否定华中农村作为村落共同体的性格，是因为……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除了村落的结合力不明确、村落意识低调之外，生活中心分散，难以确定村的地域范围”，他发现了一种以市镇为中心扩展到周围农村的生活空间，并把它叫做“町村共同体”（即乡镇社会） 。从他的主张里我们可以看出，江南农村特点是社会组织表现出微弱的团结力和一体性，而各个成员个别形成的关系，则具有很强的开放性。
到了第二世代，调查环境完全改变。森正夫、滨岛敦俊、片山刚等学者采用的方法是与地方社科院和大学进行合作调查。具体而言，中方先到调查地点，与市县级政府和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等单位联络和安排调查事宜。日方则事先向中方传达调查地点和调查计划、受访人等方面的要求，以便达到调查的目的。这样的合作方式可以说是在当时还尚未向外国人开放的农村地区调查时最安全且有效的方法。其主要成果是：滨岛敦俊、片山刚、高桥正：《华中、华南デルタ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34号，1994年）、森正夫：《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不过，这样的调查方式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比如选择调查村落和受访者等调查的主干部分，不得不交由各级政府安排。职是之故，调查团队往往到了现场才发现，政府的安排不一定符合他们需求。另外，当时提及敏感的政治话题，以及有关民间信仰，也因多所避讳，无法进行全面的访谈。
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第二世代的江南调查获得了不少成果。滨岛敦俊的调查后来发展成《总管信仰》等著作。他指出江南农村的特点为：以土神信仰为媒介整合的“社村”组织，和市镇与“社村”之间形成的“解钱粮”风俗。其实类似风俗的存在，第一世代的学者早就提及：林惠海重视“农神”（即村神）的存在，福武直也提出“町村共同体”的理论，因此滨岛敦俊的研究，实际上是进一步发挥了这些前人的论点。值得注意的是，森正夫组织的调查团队里，地理学者占有一半。由此可知，第二世代的调查非常重视江南农村的空间性。
第二世代的主要问题有：两个调查都是较为短暂的，而且调查内容最后没有以口述记录集的形式公开，下一代的学者很难继承其研究成果。因此，调查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口述记录的文字化是笔者参加的调查团队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
四、太湖流域社会史研究从2004年以来，笔者参加以太田出教授为中心的太湖流域社会史研究班。该研究班为2004—2006 年度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Ｂ“有关清末民国时期、江南三角洲市镇社会的结构变动与地方文献的基础研究”，以及2008—2011年度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Ｂ“解放前后，太湖流域农渔村的‘乡土社会’与田野调查”的一部分，针对江南城乡关系与其变化、围绕民间信仰的社会关系与其变化（庙会组织和进香组织等）、民俗文化复兴的实际情况等内容，进行田野调查。另外，由佐藤仁史主持的2013—2016年度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Ｂ“关于近现代太湖流域农山渔村自然资源管理的当地调查”，主要专注太湖流域社会的自然生态与基层社会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探讨陆上和水上的各种组织与习惯，以及共同性的问题。
另外，作为2007年至2009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定领域研究“东アジアの海域交流と日本传统文化の形成：宁波を焦点とする学际的创生”（所谓宁波工程）的实地调査部门成员，笔者与太田出和吴滔两位教授，对九姓渔户的后裔进行了口述调查。
太湖流域社会史研究班的旨趣在于，一方面直接继承第二世代的研究成果，同时更进一步探讨第一世代学者所开拓的诸多论点。譬如，福武直提及的论点当中，将江南村落所具有微弱的团体性、以市镇为中心扩展到周围农村称作“町村共同体”的生活空间等话题，就是我们直接对话的对象。我们以探讨滨岛、森两位教授没能充分深入调查的问题为目的，留意他们在田野调查中未能全面展开的课题，进行调查。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点是，除了基层干部之外，把目光也放到基层社会的边缘人物。具体的受访人有：民囯时期的基层干部（副乡长、保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基层干部（土改小组、支部书记、大队长、妇女主任等）、老农民（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老渔民（水上生活渔民、渔业村干部、半农半渔村村民、赞神歌歌手），米行、鱼行、丝绸行等有关人员，以及教师、塾师、宣卷艺人、庙会组织人、村庙管理人、巫婆、赤脚医生等各方面的相关人士。第二点是推进 “详近略古”，亦即对于第二世代在调查时所不避讳的1949年以后的情况，我们尽量进行口述调查。
具体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①就滨岛前揭书里还停留在假说阶段的“社村”之实际情况，从民间信仰和村落结构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②追踪第二世代调查里所避讳的1949年后地方社会之变化；③调查渔民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称为“某某社”和“某某会”的进香组织，以便与“岸上世界”进行比较研究；④有关1949年后渔民的组织化与渔业改革的调查；⑤从宣卷、山歌和赞神歌等民间曲艺的角度理解江南农村。
研究班的课题正在进行中，因此还未到总结成果的阶段。尽管如此，我们优先进行口述记录的文字化工作，以克服第二世代力所未逮之处。目前的成果如下：
太田出、佐藤仁史编《太湖流域社会の历史学的研究：地方文献と现地调査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11月。
佐藤仁史、太田出、稻田清一、吴滔编《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太湖流域社会史口述记录集》，东京：汲古书院，2008年12月。
佐藤仁史、太田出、藤野真子、绪方贤一、朱火生编《中国农村の民间艺能：太湖流域社会史口述记录集2》，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6月。
太田出、佐藤仁史、长沼さやか编《中国江南の渔民と水边の暮らし：太湖流域社会史口述记录集3》，东京：汲古书院，2018年3月。
就调查方法而言，我们基本上继承第二世代，但更加深入当地社会。首先，我们与担任窗口联络人的合作者建立密切联系，站在平等的立场进行实地考察。在第二世代的调查里，窗口联络人办理与当地政府的联络事务，并陪同日本学者做田野调查，不过他们本身不一定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研究。然而，在我们的调查里，我们一起安排大部分的日程，并共同进行田野调查。这是与第二世代最大的差异。
第二点是，我们相当重视与当地民间学者的交流。在调查开始之际，我们认识了《吴江丝绸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的编者——盛泽镇丝绸史研究专家的周德华先生，以及担任《中国·芦墟山歌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中国·同里宣卷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编纂的核心工作——对当地民间文艺、民间曲艺造诣很深的张舫澜先生；并且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建议和线索，使我们能够顺利地进入实际会话。为了了解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地方性知识”，民间学者的意见十分宝贵。另外，如同张舫澜先生为我们介绍采访宣卷艺人和赞神歌歌手那样，口述调查的时候能否认识适当的受访者，主要借助于民间学者的人际关系。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们还得到当地朋友的帮助。我们刚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吴江市北厍镇的杨申亮先生除了带我们去他的村庄以外，还从当地人的角度，逐一建议与当地人打交道的方式，包括谈话间该怎么引出话题。通过这样的朋友关系进入村落社会，也是第二世代的调查所没有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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