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地方政府、法院、债权人还是僵尸企业本身，都没有足够的动力让僵尸企业破产。这个问题本来是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在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僵尸企业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经济学家在探寻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时发现，一些生产率低、利润率低、甚至亏损的企业在过量吸纳宝贵的信贷资源，导致生产率高、盈利状况好的企业反而很难获得信贷支持。于是，他们把那些已经亏损、不具有偿债能力、只有依靠继续借债或补贴才能生存的企业称为“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虽然没有效益，但依然占有大量的土地、设备、劳动力等资源，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2014年浙江省金华市摸底发现，三年无所得税入库企业共1542家，却在寸土寸金的浙中占地2.57万亩；另一方面，由于无生存能力，僵尸企业需要外界不断地“输血”，尤其是吸纳了大量的银行贷款，降低了非僵尸企业获得信贷资源的机会，抑制了后者的成长，从而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经济长期增长速度。
在恐怖片中，一个正常人被僵尸咬过之后，也会变为僵尸。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姚枝仲看来，僵尸企业也具有传染性。
“一个非僵尸企业因僵尸企业的存在而出现亏损时，要么被挤出市场，要么也变成僵尸企业。”他说，“更有甚者，如果银行因为支撑了太多的僵尸企业而不再盈利时，其自身也会变为僵尸银行。银行体系的僵尸化将更加广泛地抑制整个经济的活力，并造成新一轮危机。”
僵企卷土重来
中国这一轮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始于去年年末。2015年11月、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提出要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要求今后两年央企要以提质增效为重点，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并明确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
在2015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去产能被列为2016年五大经济任务之首，而清理处置僵尸企业被认为是去产能众多环节中的牛鼻子。“僵尸企业不退出，产能过剩矛盾就不能根本化解，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就难以实现，只有退够，才能前进。”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说。
据统计，截至2016年4月16日，在全国1969家已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中，有159家是僵尸企业。近三年，它们的亏损累计高达1674亿元，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省份一年的税收。这些僵尸企业中，大多是国企，八成以上仍通过政府的巨额补助维持开销。过去三年，它们拿到的政策“红包”超过300个亿。
“僵尸企业的形成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一是上一轮国企改革后，一些劣质资产依然存续；二是受产业政策调整影响，在产能扩大后遭遇环保等约束，企业陷入困境却无力改制或破产。”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绛说。
上一轮大规模国企改革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国企不良贷款把中国银行(3.240, 0.00, 0.00%)业体系推向了崩溃边缘。一轮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几乎腰斩，从1997年的7000万人下降至2005年的3700万人。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亲历了当年的国企改革，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改革有三个杀手锏，一个是债转股，一个是下岗分流，一个是政策性破产。”
在那轮国企改革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人往哪里去”和“钱从哪里来”。中国政法大学企业重组与破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曾参与了当年一系列有关国企破产的政策文件的起草。他回忆说，“最后，我们想到了土地。”具体的做法是交纳土地出让金后，国企可以将土地使用权进行买卖，土地出售所得可以用来安置职工。如果这笔钱还不够，再由企业、社会和政府“三家抬”各出一部分，这就是当年的政策性破产。
“在中国国企有破产法都不能破产的情况下，能把国有企业的破产推动起来，应该说政策性破产是有历史功绩的。”李曙光反思说，“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试点城市和企业还是想投机取巧，捞各种政策优惠，出现了一些‘假破产、真逃债’，损害债权人特别是担保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与现象，政策性破产注定不能长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为抵消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银行业按指令向国企增加放贷，而后者则一掷千金，兴建新工厂和购买新设备，扩大产能。
但这些产能很快出现了过剩，尤其是钢铁、煤炭等重化工行业。官方数据显示，到2013年，约42%的国企出现亏损。2015年，国企自2001年以来首次出现总利润绝对值下滑的情况。如今，国企和民营企业在资产回报率上的差距，已经达到二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国企改革、债务、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都是相互紧密联系的问题，”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身处产能过剩行业的民营企业，亏损几年后就无法继续经营。企业所有者会把企业关掉或卖掉，但国企可以继续获得银行贷款或政府支持。”
僵尸企业的增多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去年12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时表示，要有勇气对“僵尸企业”“绝对过剩产能”的企业狠下刀子。中共高层希望，在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能够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使中国经济摆脱对重工业和建筑业的过度依赖。
“近年来，中国僵尸企业的形成，既有过去宏观政策刺激的原因，也有因为参与房地产市场过度使用杠杆的原因，更有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原因。”姚枝仲说。
破产被堵
但清理僵尸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位在央企出任董事长的政协委员抱怨说，他下属的一家企业重组失败后申请破产，却被“堵”在了法院门口，“进”不去，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支持，法院不愿意受理”。无奈之下，这位董事长给省领导写了封信。最终，行政力量介入后，法院才受理了这家国企的破产案。
企业退出市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行政注销、吊销和司法型的破产。注销、吊销的方式简单高效，无须经过债权申报、破产宣告等程序，但可能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有失公平。
据工商总局统计，近年来每年约70万家的企业通过吊销和注销的行政方式退出市场，但实践中走司法程序的只有两三千家。一位国企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应该市场出清的企业，只有5%进入了司法程序，95%都没有进入，“说明我们在这个方面还没进入市场经济的门槛。”
企业破产难，并非缺乏制度设计。依据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破产法》，僵尸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化兼并重组和依法破产两条途径进行处置。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尚未形成完善的退出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表示。这些困难中一个不能规避的问题，就是审判力量不足。
北京破产法学会副会长郑志斌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破产案件本身是特别专业的事情，涉及多部法规，如《公司法》、《证券法》等，对法官的业务要求很高。“在老的计划内破产的时候，法院基本上是走程序，以政府的清算组为主导，走到一定程度法院出个裁定，所以破产案件对地方政府依赖特别大。”他说。
据悉，现在除了深圳、佛山等少数几个城市外，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缺乏专业的破产法庭。更糟糕的是，以数量论英雄的法院考核制度，也使得法院不愿受理耗时费力的破产案。郑志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办理一个破产案件可能要花几年时间，甚至十几年。相比之下，法官们更愿意审理民事案件，通常开一次庭就可以结一个案。
事实上，很多想申请破产的国企，还没有到法院，就被地方政府给“摁住”。李曙光发现，在实践中，政府往往充当了国企破产决策者的角色，企业很难自己做主，而政府并不想企业破产。
“破产到了法院，政府会认为所有问题都暴露了，对地方政绩是比较大的打击。”他说。同时，职工安置的问题，银行将该地列入高风险地区带来的贷款信用压力等，政府会出于政绩和维稳的需要干预企业破产。
“现在不少人不敢提破产，对破产的理解有局限性，认为破产就是关停，没意识到有破产清算、破产重整、和解三种方式，只有破产清算是企业死掉，后两者是实现再生。”周放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输血还是重整
由于清理僵尸企业牵涉到大量职工的安置，中央政府对此非常慎重。3月12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保护员工利益始终是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要方面，多兼并重组、尽可能少破产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方向。”
在国资委的推动下，去年至少有6对12家央企进行了重组。其中包括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的合并，以及中远与中国海运的合并，后者缔造了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企业。
今年初，国资委在一次包括央企、地方国资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将去年的重组总结为三种模式：横向的产业重组、纵向的链条重组和以龙头企业为中心的重组。
在不少人看来，企业的兼并重组，既可形成更大的规模，参与国际竞争，又可以找到重新安置员工的办法，不会马上让所有人下岗。
厦门合兴与越州纸品的兼并重组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浙江越州纸品本是浙江绍兴上虞区的百强企业，但从2013年起因受宏观经济形势和担保链影响，负债严重，难以为继。在“输血”与“止血”间，上虞区政府主动与企业多次沟通，不仅就资产处置、职工处理等问题达成一致，还引来托盘企业厦门合兴进行谈判。最终，厦门合兴通过司法拍卖拍得越州纸品，有效盘活土地96.87亩、厂房6.4万平方米，也解决了原企业100余名残疾人的就业问题。
不过，周放生认为，要警惕行政方式的兼并重组，应提倡在破产重整中进行兼并重组，一定要经过破产程序。
他说，1998年的国企改革也曾提出多兼并少破产，“行政方式的兼并重组是变相输血式的兼并重组，比如把僵尸企业以行政方式交给好的企业搞拉郎配，最后好企业也被拖垮。”
相比由政府安排的兼并重组，周放生更倾向于由市场主导的破产重整。几年前，他还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的成功案例，拍摄成纪录片《绝境求生》供后来人借鉴。
郑志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重整和重组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借助司法程序，而后者不需要法庭介入，也叫法庭外重组。在中国，重组往往更多的是依靠行政力量。
破产重整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比如，重整和清算虽然都属于破产，但重整可以将企业有价值的部分保留下来。
在郑志斌看来，一个僵尸企业要想重整得有价值。“上市公司最大价值就是壳，非上市公司则各有各的优势，比如三鹿奶粉，商标肯定没有价值了，但它的奶源不是一两天就建起来的；再比如东星航空破产时，它的飞机是租来的，但它有航线，还有机长，这些都有价值，所以一定要重整。”
上述中国国企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面临僵尸企业出清，有行政和市场两种方式，中国多数地方政府采用的是行政方式，而不是市场方式，比如给项目、政策等进行救助。“实践证明，以行政方式救助僵尸企业，越输血问题越严重，否则企业不会久拖到现在，难以解决。”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实践中，对很多的僵尸企业，一开始是用各种输血的方式救，但后来意识到这样下去是无底洞，必须走市场化的方式，而市场化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破产制度。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当前清理僵尸企业的原则应该是“多重整少清算”，但无论是重整还是清算，都要先进入破产程序。
这和有关部门提出的“多兼并少破产”有所不同，后一种提法希望规避破产程序。很多人担心，这种提法很可能会给地方政府以借口，将亏损企业强加给盈利企业，“结果产能没有去掉，还付出更大的代价”。
冯飞表示，僵尸企业的退出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倒逼作用，政府主要是在人员安置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不是救企业。他提醒说，清退过程要谨防“拆东墙补西墙”现象。
此前，有地方强行将一家僵尸企业划给某家央企，由于该僵尸企业债务关系复杂，迟迟不能退出，地方止了血，央企却多了出血点。
但政府少一些拉郎配，不代表该做的事不做。
姚枝仲认为，僵尸企业之所以难清理，是因为它有生存的土壤。“僵尸企业的债权人清楚，自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资产损失，债务人也已经无法从企业经营中获得利润，但是，债权人和债务人都不去主动申请破产处理，这才是导致僵尸企业长期存在的关键所在。”
他说，如果不清除这些土壤，僵尸企业就有存在的制度基础，即使这一批僵尸企业清理完了，下一批僵尸企业还可能出现。
在姚枝仲看来，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不主动申请僵尸企业破产的情况下，需要第三方力量才能推动僵尸企业的清理，这个第三方力量就是政府。
郑志斌也赞同姚枝仲的观点，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调研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反映，政府的手不是伸太长了，而是伸得不够，很多事没有政府出面协调，就很难。
不过，姚枝仲表示，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不在于政府直接参与僵尸企业的清理，而在于建立处理僵尸企业的制度环境，清除僵尸企业的生存土壤。比如强化银行监管；完善就业及相关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处理破产清算和企业重组的专门机构等等。
“只有清除了僵尸企业的生存土壤”，姚枝仲说，“才能使它在中国不再肆虐。”
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