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企业家精神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一是自由精神，二是创新精神。在中国，哪块土地容易长企业家，只要看这两条就可以了。
说到传承，又有两个梳理的方向：一是家族系谱，一是地缘系谱。
以我的观察，现在的企业家绝大多数没有家族传承。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曾经彻底断脉。因而30年来，企业家几乎全是白手起家，而且没有商业世家的传承。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企业家在成就事业后，会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但是又必须回答。也许我们从地缘系谱上，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在这个群体中行走，往往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讨论。在这些话题的背后，似乎有很多历史和体制的故事。
谁扼杀了上海企业家？
比如，人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30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
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自洋务运动以来，上海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重镇，当年李鸿章办的四大企业有三家放在这里，名号震天响的上海商人更如过江之鲫，如：办实业的荣宗敬兄弟、穆藕初，办金融的陈光甫、张公权，办航运的虞洽卿，办文化的张元济、史量才，办百货的郭乐、马应彪。可是，最近这30年里，上海企业家似乎集体“沉默”了。
在我看来，“沉默”的原因与地缘经济有关。
其一，作为国营企业特别是轻工产业的重镇，在19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计划体制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才、技术和市场被周边数以十万计的江浙小企业分割蚕食。自上交所恢复及浦东开发以来，上海迅速复兴。不过，它的特征却是政府强力主导，民营企业家仍然无大作为。
其二，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由于体量惊人，因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坐商模式”，坐地兴市，成为一种惯性思维。所以，上海企业家吸力足够、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们满头大汗地跑出去打市场。所以在消费品领域，产品缺乏渗透力和亲和力，也是上海企业的通病。
其三，以上海的区位优势，百年以来最容易做大做强的产业，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资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业，却出不了大企业家。
谁窒息了东北企业家？
跟上海相似的一个困惑，也出现在东北。那么肥沃的黑土地，为什么没有长出几个大企业家？
说东北肥沃，不但是说土壤，更是说经济。早在1920年代，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治理东北时，就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沈阳的兵工厂是惟一能够自主制造飞机和卡车的大型军工企业，哈尔滨则是东北亚最大的国际大都市。据曲晓范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一书中计算：1945年抗战结束时，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东北占85%。东北工业规模不仅大于上海，甚至还超过日本，位居亚洲第一。
新中国建立后，东北仍是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后，东北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因而有了“共和国长子”的称号。
但是，30年来，东北从来没有出过大企业家。
道理似乎在于：从1920年代开始，东北经济就是以国有化为特征的，国有投资、国有经营、国有垄断，需要自由空气的企业家精神当然就被窒息掉了。所以，东北有最具纪律性的产业工人，有王进喜这样的铁人典型，可却出不了企业家。
用熊彼特和杜拉克的说法，所谓企业家精神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一是自由精神，二是创新精神。在中国，哪块土地容易长企业家，只要看这两条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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