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出席该院举办的第128次【朗润·格政】论坛，并以民营企业与中国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演讲。黄益平表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最主要的体现是民企的持续、迅速的扩张。在他看来，民营企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此外，黄益平教授就经济政策的制定提出三个建议，第一，把国企管理部门与经济决策部门分隔开来，同时收缩国企的运行领域；第二，尽量避免运动式的政策制定与实施，采用市场化的政策手段；第三，改善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
以下为演讲精编：
一、 民营企业发展是中国四十年改革成功的核心体现
民营企业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通常有关于民营企业的“五六七八九”的说法，即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1978年以来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今天在中国经济中已经远远不止半壁江山。四十年改革最关键的变化是从中央计划体制走向市场经济，核心的机制是两条，一是资源配置由计划机制变成市场机制，二是激励机制由平均主义的“一大二公”变成努力与回报直接挂钩。而民营企业正是市场化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反映。
回顾四十年的改革历程，最初实行的“双轨制”的改革策略，一方面继续支持国企的持续运行，另一方面为非国企的快速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个政策的目的是在保持经济稳定的同时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看国内经济中的三大类企业，国企一直受到国家的各种支持，外资也一度享受了许多优惠政策，唯有民企基本上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能够做成今天的局面，相当的不容易。
当然，在这四十年间，国企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起码起到了支持改革平稳过渡与经济稳定增长，没有发生实行“休克疗法”的转型国家那样的严重失业与经济衰退。
但同时，国企的低效率在上个世纪90年代造成了三大宏观危机：第一是国企全行业亏损，当时的说法是“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持平”；第二是财政体系几乎崩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6%下降到1996年的11%，很多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保证；第三是1997年前后银行的不良率高达30%-40%。
财政与银行问题的根源也在于国企的低效率。不过后来政府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措施，竞争性行业的几十万中小国企全部退出，在战略性行业保留少量大型的国企。
国企形势这么紧张，但总体经济却继续稳健增长，关键就在于民企扛起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大旗。所以说，中国经济改革成功，最主要的体现就是民企的持续、迅速的扩张。
二、 民企越来越重要，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多
以2008年为界，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的改革历程分为两个阶段。2008年之前，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强劲，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非常突出，而金融体系相对比较稳定。2008年之后，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经济结构已经变得相对平衡，但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为当前最大的问题之一。
2008年前后的主要变化之一，是中国经济从低收入水平提升到了中高收入水平。如果说之前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推动，那么之后的增长则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创新驱动。所以，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取决于能否通过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实现产业升级换代。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营经济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中国经济的创新主要就是靠民营企业。北京大学国发院张晓波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的合作研究显示，国家的创新补贴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但国内大部分的创新成果却都是由民企贡献。
我们可以以知识产权的数量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其中大概有70%是民企创造的，25%是外企创造的，只有约5%是国企创造的。所以说，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关键就要看民营企业的表现。民营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
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民企的发展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与困难。有不少学者发现，全球危机以来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但其实更加容易观察到的是杠杆率的分化，国企的杠杆率持续上升、民企的杠杆率却不断下降。最近各级政府努力攻打“三大攻坚战”，却在无意中对民企产生了重大打击，环保风暴令许多民企关门，处置金融风险的措施则直接关闭了许多民企的融资渠道。
一方面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困难，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民企悖论”。
三、对经济政策制定的三点建议
过去，民企也一直受到相对的歧视，但总体来看起生存环境在变得越来越宽松。现在民企从上到下都感觉进入了危机状态，这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是政策出现了方向性的逆转？还是现行的政策框架已经无法保障民企继续担纲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任？也许现在是时候系统性地评估一下民企的政策环境，从大的方面看，有三个方面的政策因素需要考虑。
首先，把国企管理部门与经济决策部门分隔开来，同时收缩国企的运行领域。
多年来，政府一直强调要实现国企与民企的公平竞争，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原因就在于在决策的时候没有充分地重视体制性惯性的问题，政府一方面拥有一大批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又负责国家的经济政策决策与管理，用通俗的语言描述就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公平竞争就很难，绝大多数民企都没有觉得受到了公平的对待。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这种十分流行的观念其实反映了不平等的心态，那民企、外企又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提倡“中国企业”的概念，不要再分国企、民企、外资并区别对待，凡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无论国资、民资、外资，都是中国的企业，受中国政府的管理，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做贡献。
具体而言，可以考虑两条措施，一是把国企管理部门和经济决策部门尽可能地分隔开来，国企管理部门的功能是履行出资人的职责，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与升值，而经济决策部门就应该关注宏观、微观层面的问题，保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二是尽量把国企限定在民企做不好的一些领域，特别是国防安全与公共服务领域。既然民企的利润率、生产率都要远胜于国企，而且民企是经济创新的主力军，民企能做的，国企就没必要去掺和，这样也有利于各司其职，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第二，尽量避免运动式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有为政府”应该坚持“守法、合规”并采用市场化的政策手段。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但很多老的行政性的、运动式的工作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正是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很多好心办坏事的现象。
比如说“三大攻坚战”中的环保风暴，毫无疑问是利国利民的举措，如果环境破坏的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中国经济也不会有未来。但问题是上头一号令，下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执行，而且层层加码。很多地区的很多工厂一夜之间被迫关门，直接导致了经济活动崩盘式的下降。
我最近去西部调研，就发现有一个地区因环保风暴而导致今年的GDP缩水80%。运动式政策的一个问题是可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推出一项政策，但由于力度掌握不当，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可能直接触发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政府施政起码应该坚持“守法、合规”的原则，如果可以为了实现一个政策目标无视任何法律法规，后果不堪设想。
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措施也是一样，现在为了控制风险，各级政府、各监管部门一齐出击，影子银行缩水，互联网金融关门，通道业务封闭，地方政府不得融资，这样简单粗暴的做法，没有引发一场新的经济、金融危机，已经是万幸了。
政策制定与实施起码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改进，一是“有为政府”应该坚持“守法、合规”的底线，比如有的企业没有达到环保要求，那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措施，而不能简单地关停，这些企业毕竟都是合法注册、登记的中国企业。二是采用更多的市场化的政策方式，价格工具与数量工具相结合，调控企业与其它市场主体的行为。
第三，通过金融创新，完善市场信用体系，改善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去污染、去产能、去杠杆的政策令民营企业受到了不成比例的打击，固然有一些民营企业本身问题较多、经营不规范等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还没有很好地营造一个适合民营企业发展、成长的市场环境。
以金融服务为例，我国金融抑制的程度还比较高，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比较多，其中一个反映就是贷款利率不能自由上浮，这自然就会影响规模小、风险大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民企在正规部门很难获得融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利率还没有实现市场化，因此它们只好去影子银行、民间借贷平台甚至互联网金融去融资。
另一个例子是我国的金融体系主要是银行主导，而银行擅长于支持粗放式的制造业扩张，不擅长支持服务业、创新型企业以及小微企业的发展，因此需要金融创新服务、拓展更丰富的融资渠道。
最后，我国金融业务扩张主要是依赖政府信用和土地信用，市场信用没有充分建立，这在客观上也进一步加剧了民企的融资难，在金融环境受到挤压的时候，民企受到的打击尤其大。
因此，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应该考虑加快实现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及完善、丰富市场信用体系，改善民营企业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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