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放生：混合所有制改革民企应保持主动权，国有僵尸企业应破产重组
2018-09-30 11:03
来源:搜狐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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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专访周放生：混合所有制改革民企应保持主动权，国有僵尸企业应破产重组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了国企资产负债的约束目标、对象范围、效果评判等要求，确保国有企业降杠杆取得实效。
该《意见》出台的背景是国企近年来负债率高企、盈利能力下降，其中蕴含着极大的金融风险。2017年年底，国企负债总额突破百万亿关口，保持着比M2和GDP更快的增速，甚至一些国有企业负债率超过100%。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而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是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主要领域。市场化债转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降低国企负债率的重要方式，搜狐智库就该两方面问题专访了企业改革专家周放生。
周放生强调，强调大规模扩张、缺乏负债约束是国企负债率高企的原因。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初衷是让国有企业引进民间资本，实现优势互补，劣势对冲的效果。国企收购、入股民企时应当保持民企的自主权，而非一味地追求规模扩张。
此外，周放生指出，他并不反对采用债转股这一债务重组方式，但要明确的一点是：政府行政干预主导下的债转股未脱离计划经济思维。债转股应实现市场化，必须做到债权人应当有选择债转股的主动权，并保留其他退出方式、僵尸国企应依《破产法》破产清算或破产重整、债转股股东依法参与企业经营。
以下是采访精编：
搜狐智库：本次《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周放生：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应该在70%以下，70%是警戒线，现在国企的负债率太高了，对于国资委来说，国企高企的负债率威胁到了资本安全。如果超过百分之百，相当于资本就没了。
对于民企而言，其股东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出来说话，要求企业控制高企的债务。因为民企跟国企不一样，民企往往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如果资不抵债，股东的股权就没了，但国企的经营者缺少动力和压力来约束自己的负债率，所以只有国资委出面来约束。这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只有国有独资才会这么要求，或者国有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才会这么要求。
搜狐智库：从21世纪初到现在，国企的资产负债率一直都很高，原因都有哪些？
周放生：国企资产负债率高有两个原因。一是1984年出台了拨改贷政策，本质是国家不再给国企出资了，从财政拨款改为贷款。拨改贷属于贴息贷款，但本质上是贷款，是要还本付息的。也就是说，1984年以后，新成立的国企就没有资本金了，资金来源一块是拨改贷的贴息贷款，一块是商业贷款。一个企业没有资本金，企业一出生负债率就是百分之百，再加上不能按时还款，那负债率就超过百分之百，债务高企就不奇怪了。所以，国企负债率高，本身就是制度造成的。
第二个原因是，国企后来疯狂地大规模扩张，“做大”这个指挥棒本身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的文件不再提“做大做强做优”，而是“做强做优做大”。“做大”这个指挥棒鼓励国企盲目做大，本身的方向就是有问题的。我们曾经提出，如果央企做不到前三位就要淘汰，所以央企都害怕被别人重组，宁当鸡头不当凤尾，这是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所以都拼命举债做大，企业的盈亏反倒不在第一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企负债率高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
搜狐智库：去年年底，国企的负债总额突破了百万亿的关口，还保持着M2跟GDP更高的增速，甚至还有一些国企的负债率超过百分之百。你觉得这会给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金融安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周放生：国企很多僵尸企业不能按期偿还到期的银行债务，资不抵债。那么这批僵尸国企会导致银行债务的受损，而且它的体量很大，其中蕴含着不小的金融风险。1999年上一轮的银行不良债务大部分是国企造成的，后来才有2000年的债转股。目前这轮银行的不良债务来自三个方面：国企、民企、地方政府。现在我手上还没有国企负债具体数字，但这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搜狐智库：国企的大规模扩张使其收购了很多上市民企，你认为这是一个市场行为吗？抑或说，这是民企一条好的出路吗？
周放生：这些被国企收购的民企前期盲目扩张，因为它们并未意识到经济是有周期性的，以为市场预期一直都好，所以就拼命扩大规模，向银行借了许多债。当市场产能过剩后，产品就卖不出去了，整个盈利能力急剧下滑。与此同时，这些公司资产已经全部抵押完了，只能股权质押，而质押时有一条止损线，很多企业就跌到那条止损线了，银行就可以强制拍卖了。这种情况下，价格就更低了。对民营企业来说，这损失太大，所以它只能是两害相比取其轻，把股权转让出去，还能比银行强制拍卖的价格高不少。所以谁来收呢？
民企自顾不暇，只有国企来收，恰好国企又有规模扩张的欲望，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对民营企业来说多少有些被迫，对国企来说是乘虚而入，客观上确实国进民退。但这个趋势不好。
搜狐智库：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初衷其实是想引入民企的市场因素来调整国企体制，实现共赢。
周放生：是，混改的初衷毫无疑问是国企改革，即国有独资，一股独大的体制有很多弊端，那通过混合所有制，引入民营资本、员工资本、外资资本等来改变这种体制，使它做到优势互补、劣势对冲。
国企入股民企这取决于民企是否有主动权。如果说民企是主动行为，比如引入国企、央企的资本、资源也不是不可以，再比如入股国企、央企，成为它们的第二大股东，这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毕竟有些资源掌握在国企手里，民企获得不到。
成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我清楚。我专门做过调查，最后写了一篇文章发在《经济观察报》上，题目叫《国进民进的螺旋上升》。文章里提到国企中建材，因为当年在香港上市，股民、投资人就希望他们涉足水泥产业这一新业务，最后采用的是存量改造的方法，而存量主要收的是民企。从产业结构调整上看，应该说中建材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民企的规模都比较小，资金有限，技术、管理也相对落后。当时水泥业供大于求，如果民企进行低价竞争的话，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利润。
中建材收购了南方五省一市存量的民营水泥厂，改造原有的民营企业，比如技术、管理、产品各方面，然后做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集中度，抑制了恶性竞争，很快市场价格就逐步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利润也就有了。
当时社会上在讨论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但中建材的案例既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进民进、螺旋上升。中建材等于是国企进民企，实际是混改了，是国企民企联合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民营资本保留了一部分，只是小股东而已。从这十多年的实践来看，总体来讲效果是不错的。
搜狐智库：也就是说，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是双向的，即国企可以控股民企，民企也可以控股国企。
周放生：对。可以控股，也可以参股，这样才符合混改的方向。
搜狐智库： 1999年和2016年两次债转股的历史背景有何不同？
周放生：1999年的债转股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1984年那个拨改贷文件是错误的，因为国家作为股东必须要出资，不能空手套白狼，那时就导致一大批国企资不抵债，也导致了银行的不良债务问题，所以不得不进行债转股，相当于拨乱反正；第二，那一次的债转股是企业被迫的，即有行政分配指标，就跟计划经济分配粮票一样，从银行把一万三千亿的不良资产剥离出来，成立四大资产经营公司来负责处置不良资产，等于是数字搬家，是文字游戏，这是当年的债转股，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发改委前年拿出来一个债转股的征求意见稿，我就反对。如果现在的债转股跟当年是一样的，那这肯定是错误的，企业都得往亏了做，因为不是自负盈亏，没有任何责任。企业亏损得越多，国家的支持力度就越大，那这不是违背了市场经济了吗？这次债转股——第一，债权人不能是被迫的，一定得是主动的，不能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上次债转股时银行是没有话语权的，现在得要求主动权在银行手上：银行要不要将债权转成股权是银行说了算；第二，凡是资不抵债的国企，要坚决实施破产清算，或者重组，坚决不能进行债转股；第三，债转股的股东能参与企业经营。这次债转股之后，债权人是股东，就得拥有股东所有的权益。这三条跟上一次债转股不一样。
搜狐智库：那你其实只是反对在行政干预之下的债转股，市场化的债转股你是持赞同意见的？除了债转股之外，还有什么合理有效的债务重组方式？
周放生：对，我不反对真正的市场化债转股，我反对的是政府行政命令干预下的债转股。
除了债转股之外，银行还可以有别的方式推出，比如可以将债券卖掉，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像高盛这样的投资管理公司。而面对僵尸企业，没有价值的就要进行破产清算，还有价值的就进行重组，先进行债务重组，然后再进行资本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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