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月4日下午，政协小组讨论中，肖敏委员发言。（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1月4日，政协武汉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市政协委员认为，武汉民营经济缺规模、缺实力、缺特色，需营造更良好营商环境，做大做强民营经济。
对标先进，武汉民营企业有“三缺”
2018年，市政协常委、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副主任邹薇实地走访了全国多省市民营企业。根据她的观察，武汉市新民营经济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展，在互联网服务、智能制造、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涌现了一批新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中，湖北4人上榜，其中3人来自武汉。然而，对照先进城市，武汉还存在不足，且存在“三缺”问题：
缺规模。武汉个体经济发端早，但是在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方面进展缓慢。截至2018年6月，民营经济107.5万户，仅相当于同期深圳的34.4%、上海的48%、苏州的77.4%；私营企业40.9万户，仅为上海的23%、深圳的22.7%和苏州的71.4%。
民建武汉市委在集体提案中也指出，民营企业缺大少强，对外竞争力较弱。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武汉市涌现了茅永红、刘宝林等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家，但整体水平还是较为低下，优秀企业家数量仍较少。
缺实力。截至2018年6月，民营经济注册资本金2.93万亿，仅为深圳的14.23%、上海的22.63%。入围民营经济500强的企业平均排名靠后，多数排在300至400和400至500名区段，缺少“航母级”企业。
缺特色。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四新经济偏少。在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的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势大”却“力薄”，在全国“互联网+”领域缺乏竞争力和影响力。
民建武汉市委的集体提案也提出，武汉市部分科技型民营企业发展虽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大多集中在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很难形成具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和具有规模的产业集群，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
营商环境仍需优化，帮助民企开“三门”
市政协委员朱留峰正在创业。去年10月，公司计划将一个项目落户宁波，经当地区长办公会研究后，形成了会议纪要，但暂未签约。正待签约时，该区长突然调离岗位。担心项目难以推进的朱留峰四处打听，多名政府官员的答复都是“一诺千金，项目一定会落实”，一个月不到，项目即顺利签约。
“过去在武汉，曾遇到过前任批准的项目，新官不予执行。沿海地区和对民营企业主动服务的意识，值得学习。”朱留峰说，近年来，武汉的营商环境也在发生积极变化，期望对民营企业给予更多支持。
“2019年，如何力促营商环境优化，应是各级政府主要着力点。”邹薇说，从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来看，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并不理想。她建议，应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实施优化营商环境工程，帮助民企“开三门”，即打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学习借鉴浙江“最多跑一次”、广东“一门一网式”五级联动等经验，对民营企业实行管家式服务。
有政协委员建议，应建立营商环境评估体系，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或建立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等多方参与的营商环境评估小组，对武汉市营商环境进行定期评价，提出整改意见，推进营商环境不断改善。
降低企业成本，助力民企搬“三山”
“武汉民企规模小，相比深圳而言，我们经不起风浪。因此，政府部门要积极为民企减负，提振企业家信心。”该市政协委员赵国成说，放眼全国，民营企业创造了65%的专利、85%的创新产品，完成了90%的就业。只有为民企发展释放空间，减轻压力，未来才会诞生更多优秀企业和更多颠覆类产品。
在工商联小组和经济、农业小组，政协委员们踊跃发言讨论。市政协委员陈彩容、耿汉平反映，有国企拖欠民企债务，长时间不还，导致民企经营困难。不少政协委员建议，应及时清理兑现政府和国企拖欠民企债务，最好能出台地方法规，设定最高还款期限，同时健全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建立双向信用机制，营造公正透明法治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邹薇认为，搬离“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各项降成本政策落地、落细、落实，降低民营企业的人工成本、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税费负担。“尤其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要从企业开办到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让企业感受到优化。”
民建武汉市委集体提案认为，武汉民营企业发展需要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应该利用自身机制灵活和产权明晰的特点，大胆地和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通过“产学研”的合作模式，以创新技术为基础，以企业产业化的转化为平台，以市场价值实现为导向，借助股权激励的手段实现发展资源的整合，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