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球经济新动能不足，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加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带来的新挑战凸显；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上升，国际多边秩序遭到严重挑战。同时，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在全球跨国投资下降了19%的背景下仍然实现了4.2%的增长。2018年9月，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升至全球第二，但与美国差距仍然较大，投资流量规模较上年下降一位，位居全球第三，表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仍具较大增长潜力。
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新挑战
（一）投资准入门槛升高
受美国政府霸凌主义影响，部分欧美国家或将在投资准入、出口和技术转让管制方面采取限制措施。8月13日美国总统签发国家安全授权法案，包括《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和《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并要求美商务部每两年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报告中国投资活动，成立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虽然FIRRMA法案不具体针对中国，且仅限于并购领域和部分敏感行业的财务投资，暂时不涉及绿地投资，但上述两法案将在一年内出台实施细则、指导意见和法律解释，鉴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IFIUS）依据FIRRMA法案已扩大权限，并与出口管制职能挂钩，未来对中国对美投资和对中技术出口将有更多限制。美方正在起草公平与互惠关税法案，或出台更多法律措施。部分亲美发展中国家也出现效仿美国制裁中国的声音，值得警惕。
（二）行业监管力度或将加强
欧美国家事中事后监管较多。美有29项外资负面清单，其中5项开放、10项部分限制、8项互惠、6项其它，对核能、电网、航空、海关报关、汇款行、保险公司等行业有限制。自从2017年底，美国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后，放弃原制度中非歧视立场，如网络监管中立立场，将对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在欧美中资企业合规压力增大，如美国货币监理署近三年加强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监管频次增加、范围扩大，中行、农行多次受美国反洗钱机构罚款。同时担心美国采取非关税壁垒，如海关延长进口货物质押时间等方式，以及加大行业监管力度等措施限制中资企业拓展业务。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已对采矿、能源、基础设施行业加强监管。
（三）建设经济共同体尚缺乏统筹
在东亚、拉美、非洲建设经济共同体存在较多困难。参照欧洲经济共同体模式，东亚经济共同体存在制度不同、各国竞争合作、发展水平差距大等问题。为推进2020年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目标，尚需中日韩分享在弥合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鸿沟，减贫、绿色经济、中小微企业发展、农业创新、公私合营和灾害管理等领域的成功经验、转移技术和诀窍，支持自由贸易、创新、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就业，探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智慧城市和绿色科技、创新驱动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在拉美投资仍面临政策不透明、融资难风险大、运输成本高、腐败低效、基础设施PPP项目再谈判比率高达70%等挑战。中国在非投资需应对欧美主导的舆论战、我一带一路和援外宣传不足、投资门槛逐步升高、合规风险高、恶性竞争抬头等问题。
（四）企业产业链转移困难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针对美洲市场的制造产业链将转移到多元化区域。美政府意在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定点”打击中国先进制造企业，消除中国企业竞争优势，引导资金流向其他行业和市场。我国企业针对美国市场在墨、泰等国布局的工厂受到配套产业链不完善和缺乏人工等限制，存在为保持美国市场被迫向越南等国转移产业链的情况。但我国企业在亚洲产业分工竞争多于合作，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合作不足，中日韩分别在东亚区域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新南方政策和自由开放印太战略。
（五）国内支持较少
在对外投资政策、金融支持、智库咨询、投资便利等方面我国企业缺乏国内支持。美国政府通过联邦机构商品信贷公司补偿中美贸易摩擦中农户损失，我政府尚缺乏符合WTO机制的措施补偿受冲击的中国企业。在外中资银行只有内保外贷、中信保两个融资渠道，成本高、绩效考核严格，无法有效支持中资企业投资项目，美元项目只能由美资银行贷款给中资企业。美政商界已形成系统性、专业性开展中美经贸摩擦的措施方案，我国内智库咨询机构存在明显短板，对政府和企业指导性不够。国内多家受损企业在出口退税、通关便利、扩大国内市场和开拓多元化市场等方面缺乏支持。
二、相关建议
（一）准确研判
统筹我政府、工商界资源配合美工商界开展申诉、游说、谈判工作，争取在美未来出台FIRRMA、ECRA法案实施细则、指导意见和法律解释过程中减少对中资限制和危害.整合国内智库资源从价值观、社会制度、法律体系、经贸规则等方面开展系统性、专业性研究，转变政府和企业理念和思路。以持续开放积极化解潜在摩擦升级压力。借鉴美商务部调查美资企业在中美经贸摩擦中受损做法，出台精准反制措施。适当调控舆论导向，防止不当言论，全方位报道美方动态。
（二）稳妥应对
在既定战略下，采用国际通行惯例合理反击。如考虑剔除美国的WTO新方案，绕开美方设计的法官缺席难题。提升国内行业监管国际化水平，防止美方借口限制中方投资。采取符合WTO规则的做法转移所征收关税补偿受损企业。
（三）探索经济共同体
夯实东亚经济体两大基石，引导中印加强医药、化工、软件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早日签署，顺应中日关系回暖契机，研究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突破口。整合澜湄合作、湄公-日本合作、湄公-韩国合作三个次区域合作机制，加强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三个中心的合作，引导有利于中方的演进方案。拓展企业综合服务，支持中资企业有序合规扩大对拉美、非洲投资，促进在基础设施、制造、服务、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
（四）引导产业链布局
有序引导企业向东南亚、南美洲、非洲等多元化市场转移产业链，开拓多元化市场。如在市场调研、外汇、资金、风险防范等方面支持企业在一带一路区域布局产业链，开拓多元化市场。对接中日韩在东亚区域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新南方政策和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引导在东盟开展第三方合作。研究扩大中日韩产业合作策略，鼓励在东盟开展“公共-私营-个人合营”4P项目合作，促进中小企业、农业生产力、农村社区和乡村旅游等领域的发展。
（五）优化营商环境
对外投资政策避免一刀切，分国别分行业鼓励企业自担风险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国内市场，吸引外资回流。如取消公安部对改装车、二手车流通限制，消化汽配行业产能。鼓励中信保增加收汇风险保险、进出口银行扩大对中小企业支持等。取消差额出口退税，减免国内不生产的部分原料的进口关税，提高海关等部门服务水平，扩大营改增覆盖范围、简化研发补贴手续，降低不合理税费，增强企业应对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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