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从此，人们再也见不到这位以敢言闻名、长期为民营企业大声疾呼的“保大炮”，再也听不到他耿直率真的呼声了。
上午不到10点，参加追悼会的人们已经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门前排起了长队，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沉痛悼念保育钧同志”的小册子，短短的两页半纸，记录了保育钧74岁的人生。
保育钧的一生只做过两件事：在人民日报社工作30年；后20年，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身份，以民营经济研究者的身份，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私有产权保护。
无论作为报人还是民营经济的推动者，保育钧都是一样的勇于担当，坦坦荡荡。因为直言敢言，性情耿直，他被称为“保大炮”。
得益于一份不实简报带来的教训
保育钧在《人民日报》的老同事周文斌听到保育钧过世的消息后，有些不敢相信，以为是谣言或者误传，确认后还是有些不愿意接受。在这些老朋友的印象中，保育钧这个蒙古汉子一直是中气十足、情绪激昂的状态，“这些年他就是太操心了，整天这里那里的开会、演讲，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太注意”。
1942年5月，保育钧出生于江苏南通，蒙古族的他不仅有蒙古大汉的高大，同时也一生保持着率真的秉性。
1955年夏，13岁的保育钧考进了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后更名为南通市第三中学)，并在这里度过了6年的中学时光。保育钧是住宿生，住过几十个学生挤在一起的民居平房，也曾在菩提庵，每天伴着如来佛和18罗汉睡觉，更是在延寿庵里，与庵内停放着的棺材同室而眠。直到1960年快升高三了，校方才照顾首届毕业生搬进校内办公兼住宿的一幢二层楼房里。住宿条件改善了，但是紧随而来的是“三年自然灾害”。
回忆起那段求学时光，保育钧曾说，在艰苦的条件下，可以享受到别人享受不到的生活乐趣，锻造别人锻造不出的坚强毅力。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保育钧每一次面对困难、面对选择的时候都能够勇敢承担，坚持正义。
当时学校还组织学生们办黑板报，有什么好人好事，都通过诗歌、散文、快板等形式在这个“平台”报道出来。保育钧正是在编辑黑板报的过程中，对新闻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省吃俭用，攒钱订报。高考时，保育钧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立志做一名好记者。
毕业以后，保育钧参加工作，他的工作实际上是从接待进京的“红卫兵”开始的。
起初，保育钧负责为红卫兵开住宿介绍信。随着涌到北京来的红卫兵越来越多、头绪越来越复杂，他就被指定当秘书、编简报，每天深夜都要向前来检查工作的“国务院和北京市联合接待站”最高负责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汇报情况。
其中发生的一件事让保育钧铭记在心。当时，几个区负责供应的馒头、面包等食品由于衔接不好，未及时送到红卫兵手里，霉变浪费，让红卫兵挨了饿。这件事被放到简报上，但因未经核实，夸大的现实情况，让保育钧一直耿耿于怀。保育钧说，后来他在人民日报社工作30年，写稿编稿无数，从未出现失实事件，恐怕就是得益于这件事情的教训。
据媒体报道，在接待红卫兵的过程中，保育钧亲眼目睹了狂热的个人崇拜浪潮，对“文革”的态度从消极应付到发生怀疑，直到产生厌烦情绪。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如今，一想到那一幕幕狂热的场景，我就条件反射地不寒而栗，愚昧落后和个人崇拜是封建专制生养的一对孪生兄弟”。
因此，保育钧在《人民日报》期间，成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佼佼者。
人民日报社的“大保”
在追悼会的现场，许多人说起保育钧，都会用“大保”来称呼他，这是他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人们对他的称呼。在人民日报社的30年，保育钧历任记者、编辑、科教部主任、编委、秘书长，直至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但是他的老同事杨良化说，报社里，他全无官气，广交朋友，以至于从社领导到炊事员，大家都直呼他“大保”。大大咧咧，说话响如洪钟的保育钧也算名副其实，于是这个称呼老同事们一直使用到现在。
而保育钧敢说敢做、直言不讳的性格在报社的时候就已经显露无疑。
1980年代初，虽然党中央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要求，但是打击、压制科技人员的问题在各地层出不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保育钧根据胡耀邦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两次座谈会，整理而成《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表，还以抓反面典型为突破口，指挥驻各地记者着力收集采写那些压制、打击知识分子的典型案例，接连在报纸上刊登。从此，改变过去“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变为“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解放了大批知识分子。
1984年，保育钧更是果断拍板，刊发国庆天安门游行中打出条幅“小平，您好”的照片。这张照片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
杨良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发’这个字好说，可是照片发出来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谁也不敢说。”
1984年的国庆35周年活动上，人民日报社记者拍到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横幅的照片。但是照片是否刊发，却在当天的夜班编辑组引发了一场争论。
杨良化回忆说，当时有编辑认为，因为游行指挥部规定不许携带自制宣传品入场，北大学生这么做是违规的，而且他们也听说了有关方面已经下令北大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
发还是不发，成为摆在保育钧面前的难题。刊登照片，怪罪下来，他吃不了兜着走。最后，保育钧凝神思考片刻，拧灭烟头，嘴里迸出一个字：“发！”于是，就有了这张载入历史的照片。
这样的例子，在保育钧身上还有很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向口无遮拦、直来直去，以新闻性为首要考量标准的保育钧慢慢被边缘化，保育钧曾自述道：“多次被卷入斗争的漩涡，喝了几口水，没淹死，没趴下，踉踉跄跄，过了一关又一关，总算站住了。”
1996年，他被“交流”到全国工商联做副主席，其实是去做冷板凳。据《人民日报》的老同事吴长生介绍，连接受单位都是保育钧自己找的。
保育钧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当时工商联有20多位副主席，在安排排序的时候，没有人为保育钧“做主”，保育钧就自己给自己排名，“排到最后”。
但是保育钧并没有真正的“冷”下来，“大保”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保大炮”，他在为民营企业鼓与呼，一如做报人时的犀利和尖锐。
工商联的“保大炮”
1996年，中国正掀起一场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大辩论”。就在这一年，保育钧，这个民营经济的门外汉一脚踏入了这个此后为之奋斗20年的新领域。
当时就有人提醒爱发议论的保育钧：工商联是块“是非之地”，左边一道坎，右边一道坑，稍不小心，就会掉进坑或被坎绊倒。保育钧说这是提醒他，工商联处于姓“资”和姓“社”的是非中心，不要惹是生非，授人以柄。
另一位热心的朋友直接点拨他，来到工商联，在两个问题上要小心、要超脱：一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要超脱，既不说好也不说坏，既不说姓“社”也不说姓“资”；二是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民营企业主)要超脱，既不能冷也不能热，既不能亲也不能疏，既不能远也不能近。
保育钧“听进”了朋友的话，但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这几个问题上较真了半辈子。
杨良化在纪念文章中回忆每次聚会的情形：每每到一起，听大保如数家珍般地分析经济形势，透露最新资讯，提出改革主张，仍然是那样头头是道，如醍醐灌顶；说到丑恶现象，提起民营经济的保护，财政安排的监督审议，他还会慷慨激昂，拍案而起，仍旧是一门在经济领域轰鸣不已的“大炮”。
而在过世前，躺在病床上，保育钧谈论的还是当前的经济形势，民营企业的发展。保育钧说：“让民营企业获得与国企平等的发展机会与地位是我的理想。”
为了这个理想，保育钧20年来不断地发声呼吁，在各种场合宣讲民营经济，呼吁为民营经济落实公平待遇，打破垄断，“因为这方面的声音太小了，我不讲话，声音就更小了”。
许多采访过保育钧的记者都曾提到，只要是关于民营企业的问题，他总是来者不拒。有时候为了接受记者的采访，保育钧常常最后一个离开会场。
作为民营经济研究方面的专家，保育钧不仅讲民营经济，更是常常把法治挂在嘴边。
保育钧意识到，既然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就要公有与非公有一视同仁、共同发展，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一起保护，“只有把私企的私有财产正当性地写入法律，私营企业主才会有安全感，他们才会安心踏实地发展企业”。
1998年3月，保育钧以全国工商联的名义向全国政协提案，明确提出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一起保护。在当时，提案私产入宪仍需很大的勇气，当时就有人提出顾虑：对于这样一个敏感问题，将在社会上引起多大的震动？现在提保护私有财产，要冒的风险有多大？谁都难以作出明确的回答。
提案交上去的第二天，全国工商联便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反对者认为“保护私有财产就是保护富人的财产”，甚至认为全国工商联是“资本阶级总代表”……
但是保育钧依旧保持着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的勇气和担当，没有被外界的争论所影响。提案送上去，没有被采纳，也没有被批评。保育钧认为，“没有受批评就是进步，没通过，是时机不成熟”。
2002年3月，保育钧再以《健全财产法律制度，加强私有财产保护》为题，作为工商联团体提案，再次向全国政协提交，明确建议“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非法侵占或者破坏个人私有财产”。
终于，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私产入宪”，被人们称为中国宪政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不仅是为民营企业家争取的利益，更意味着，合法的私有财产得到了国家宪法的保障。
近几年，保育钧又提出新的观点，中国进入了一个法治的新时代，民营企业由过去“靠政策”吃饭转变为了现在的“靠法律”生存与发展。
律师周雷表示，保育钧十分重视民营企业法治观念的树立。他总是告诫企业家：不要太崇信权力而缺乏法治观念，法律永远伴随着你，一定要守法和执法，一定要有自己的法律顾问团队作为自己的智囊机构。
为民营企业鼓与呼，一辈子都放不下的事情
保育钧过世的第二天就是儿童节，保育钧的助理朱娜说，保育钧其实就像一个孩子，“很多人在社会上久了就会变得圆滑，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他一直保有一颗正直、坦率、纯粹的心，像未经社会打磨的孩子”。
“你去追悼会上看看就会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朱娜提醒记者。
根据家属的意见，丧事一切从简，没有生平事迹回顾，也没有悼念者的发言，八宝山东礼堂门口几百米长的悼念队伍就是保育钧做人的证明。悼念的人群里，有人轻声说道，“果然人要做人，人要做事”。
近些年，尽管民营经济发展迅速，但是无论是市场地位还是法律保障都处于弱势地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说：“目前民营经济发展还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如果没有保育钧这样坚定的发声、倡导、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会更难。”
保育钧从全国工商联退休以后，仍旧不停地为民营企业鼓与呼。保育钧在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担任会长后，就配备了民营企业维权委员会的律师班子，哪里有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困难，哪里就有他的声音。他常年奔波在各个舞台为民营企业发展和公平待遇而呐喊。
律师周雷是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维权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据周雷介绍，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当时建立了维权例会制度。针对各地民营企业家权利被侵害的情况，定期研讨，企业家亲自或者派人说明情况，律师和法学学者参会解读。
对于有代表性的大案、要案，则召开大型研讨会论证，同时通过研讨会和论坛纪要，上书人大、政协和其他高层决策机构，提出立法建议和执法监督意见。
一些重大的经济案件，保育钧也毫不避讳地发声支持。顾雏军案、戴国芳案、孙大午案、吴英案等，有影响的案件，总是能听到保育钧的声音。
有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多次让保育钧谈谈他自己，但他总是讲着讲着，就讲到了民营企业。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一直讲到十八大，他记得其中很多民营企业家的故事。
保育钧曾说，为民营企业鼓与呼，是他一辈子都放不下的事情。维护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生存权利，成了保育钧终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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