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配合在全党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入学习和研究，6月25日，求是杂志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联合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理论研讨会。现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理论研讨会专家发言观点摘编如下：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周仲飞教授发言
周仲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深刻阐释了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五大发展理念，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等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内容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丰富内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
党校姓党，干部学院也姓党，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作为中央直属的国家级干部学院，理应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学习和研究、宣传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学院在班次安排、课程设置、教学模式上都进行了周密调整，突出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和贯彻。我们倡导学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面准确地把握系列重要讲话核心要义和基本精神，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
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黄中平研究员发言
黄中平：看一个理论是否是系统的科学理论，要着眼于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看它有没有一个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中心问题，换言之，必须要有自己的主题主线；二是有没有围绕着主题主线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贯穿其中的主题和主线，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这个时代主题，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展开，阐发一系列彼此联系、相互贯通的思想观点，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从目标任务来看，体现在时间上有长短之分。但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回事。这是因为两者在目标内容上具有同一性，存在互为一体、互相促进的内在联系。
中国梦战略思想是对中国道路的新表述，之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外还提出中国梦，是因为面对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新形势，面对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只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凝聚中国力量、讲好中国故事，沿着中国道路的康庄大道实现中国梦。
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琪教授发言
李琪：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新形势下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首先要牢牢把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灵魂和方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就特在理论基础和理论旗帜上，特就特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上。特别是在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情况下，更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
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首先就是要站稳政治立场、理论立场，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切实解决好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不够、理解不深不透的问题，切实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水平，切实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各个领域。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俊教授发言
冯俊：哲学社会科学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反映时代呼声，引领时代步伐，发现中国问题，提供中国方案，总结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为治国理政当好参谋和智库，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进行一次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堪此大任。
治国理政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理论指导、立场观点和思维方法。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必须是以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这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实践不断地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凝练、提升和升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系统化、理论化。
治国理政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帮助把握时代脉搏、世界大势和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治国理政的主体，正经受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正面临着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这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从党史、党建、经济、法律、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方略。
治国理政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需要和治国理政的需要来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关注中国现实，提出中国问题，不仅要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还要给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总结提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要以国际上听得懂的话语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
治国理政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国理政就是要处理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等各种事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同时也是治国理政的紧迫任务。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发言
施芝鸿：贯通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和“选编”的理论主线有两条：一条是2016版“读本”指出的“居于引领地位的宏伟奋斗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条是居于指导思想地位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通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和“选编”的内在逻辑是：“立”字当头、“破”在其后、“创”在其上、“治”在其间、“容”在其中。
“立”字当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从各方面的“立”来展开其治国理政总布局的。首先是立目标、立导向。其次是立规章、立规矩。此外是立标准、立标杆。
“破”在其后。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发展、推动作风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纯洁政商关系等方面，都坚持了立破并举。重点倡导了旨在净化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的“六立六破”：一是立新的发展理念，破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二是立清风正气，破“四风”积弊和腐败积垢。三是立“明规矩”，破“潜规则”。四是立公平正义和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破各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五是立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破“好人主义”盛行。六是立新型政商关系，破官商勾结、利益输送。
“创”在其上。“立”和“破”，都离不开创新思想、创新理念的指导和创新举措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党建领域等都提出了创新思想、理念和举措。
“治”在其间。无论是“立”还是“破”和“创”，都同“治”紧密相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主要有四层内涵：一是关于制度之治；二是关于法治之治；三是关于参与全球治理之治；四是关于现代化、专业化的治理能力之治。
“容”在其中。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而大智慧就是有容乃大的大胸怀。总书记倡导的兼容、包容、宽容、容忍、容错这“五容”，正是这种大格局、大智慧、大胸怀的生动体现。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研究员发言
李君如：具有深邃的历史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也是他领导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特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立场、观点、方法，包括他的同辩证思维、世界眼光相联系的历史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有鲜明的特点。首先，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维。其次，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是揭示和反映历史规律的科学思维。再次，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是党中央以史为鉴治国理政科学方法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认识和改造世界为己任的，融科学与人文于一体的，并用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辩证的历史的思维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源自他的大历史观。从有关论述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思想中有一个非常深沉的历史内涵和思想内涵。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这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把过去、现实和未来联系起来考察问题、作出决策的大历史观。这种大历史观，不仅是我们观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和认识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大视角，更是我们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视角和方法论。因此，学习和研究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历史思维，必须注意到并深刻认识他的这一大历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基因”说是他的大历史观的依据。一是他强调历史研究要研究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二是他强调文化基因就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党史研究也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归根到底，他强调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为了坚守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为了在全社会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为了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为了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历史，重视历史中贯通的“文化基因”，其重要目的，是为了在党内和全社会形成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精神力量。这个力量，他叫做“文化自信”。首先，这一重要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之间的深刻关系。其次，这一重要思想也破解了这几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遇到的难题。再次，这一重要思想同时要求我们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上海政法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杨俊一发言
杨俊一：对“新思想”理论内容的解读，仍见仁见智。根据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凡具有“思想性”理论地位的理论或学说，除了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之外，一般应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在原有理论体系基础上的新创见；二是“新思想”的主题应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所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相关，即应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三是“新思想”理应符合“本土社群”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规律和趋势。根据这三个特点或三标准，能够集中反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新思想”的论述，主要反映在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讲话中。这篇讲话表明，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重大课题，因此，“怎样治理好社会主义”，理应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时代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怎样治理好社会主义”的系列论述，作为其“新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思想结构，在内容上聚焦于“制度——目的——价值”，在形式上聚焦于“法治——善治——德治”。治理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核心内容是法治；治理的目的，是实现“中国梦”，核心内容是善治；治理的伦理规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内容是德治。以此为依据，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就具有了统一“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以及“五位一体”建设等的“思想性”地位；也是继“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这三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之后，又一个被提出并亟待回答的“首要的基本问题”：“怎样治理好社会主义”或“怎样治理好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或解决制约着其他问题的回答或解决。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研究员潘世伟发言
潘世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从时间维度，应该以1949年为起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有阶段性周期：从1949年到1978年是第一个30年，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奠基性发展；从1978年到2012年是第三个30年，核心内容是中国社会主义成长性发展；从2012年到2049年这恐怕是第三个30年，核心内容是中国社会主义成熟性的发展。新的周期（第三个周期）、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所以理论创新的需求从来没有如此的紧迫。第三个周期主题可以概括为，实现什么样的治国理政，以及怎样来实现这个治国理政。我们可以树立“5+1+1”这样一个结构，“5”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更好的治理，“1”怎么样参与全球治理，第二个“1”怎样强化改进执政党自身的治理。
治国理政新思想的确立和展开，包含非常丰富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第一，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整体性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将有同步发展的状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保持均衡的状态，国家治理更加规范，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获得感更加增强，制度定型基础上保持自我运行更有效的状态。第二，社会主义自身的自洽度提高。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制度机制和实际治理互动之间将会不断出现一种更加和谐的状态，自洽能力会更强，内在的自洽性、协调性、有机性会更加突出。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将越来越多展示它的世界意义和普世价值。中国的成功既证明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第二条道路的成功，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真正超越、高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同时，也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参考模本，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当中将融汇民族优秀的文明资源和人类其他文明资源，从而在人类文明层面上展示自己的先进价值，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一个提供者。最后，这种新的实践向我们理论界提出强烈的呼唤。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质是社会主义的复兴，在21世纪的复兴，我们需要更深刻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创新是双重结构的创新。既要提出关于新周期很多理论的解释，同时我们要对整个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从1949年到2049年整个实践要做出整体性的解释。所以这种双重理论构建，给我们提出非常艰巨的任务，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努力实践和发展机会。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童世骏发言
童世骏：2015年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第四次全国文明城镇、文明道德先进代表发表重要讲话，讲到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信仰，最主要是指共产主义信仰；它不仅仅是一种承诺的，也是一种基于知识这样的一种信仰。这种基于科学知识的信仰，又和纯粹的科学知识，如物理学理论、天文学理论、化学理论有很大的不同，它必须有主张者的态度、承诺要放进去。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这种承诺，是拿出生命加以担保的态度，不是在规律全部论证清楚才让你做出这样一种承诺。总体来讲，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轨迹来讲，如果不相信共产主义必然会到来，或者说我们不愿意这样的社会到来，如果我们不去为此而付出实践的努力，它是不会到来的。
共产主义信仰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这种信仰和其他信仰相比有其特殊性，而且在于它作为一种信仰，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性。共产党主张批判精神、怀疑精神，但是共产党要求有敬畏之心，有最高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东西要坚守住，这对当今社会来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这样一种加以敬畏的东西，从执政党角度来讲，就是给我们制定长远规划、坚守道路，提供一个最坚实的依据。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把我们有限的人生放在哪个脉络当中去理解它的意义。中国梦是非常感性的概念，是非常具有叙事性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个体人生所具有的意义。这样一个大的叙事，是不能靠片段的知识、片段的道理来提供，必须要有大的信仰来提供，共产主义信仰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有了这样一种信仰，我们对自己人生意义的理解，可能就比较清楚了。
如何有共产主义信仰？这需要处理三个问题：第一，处理好价值和认同的关系。 第二，处理好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关系。我们尽可能把对于社会生活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也用来阐释个人精神生活。第三，处理好统一和多样的关系。总书记讲的最大公约数的观点，就非常有发挥的价值。最大公约数要在不同信仰当中找到一个交叉共识那块。关键的少数这个概念，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上海社会科学届联合会原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发言
沈国明：习近平总书记的法治思想可以说是符合国情，是当前中国最现实、最能为全党和广大人民接受，并将可能把我国带入法治状态的一个思想。它针对目前法治建设实践，结合我国国情有了理论创新，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很多很有创意，同时也具有操作性的思想。
第一，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概念。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框架下，提出五个子体系：一是法律规范体系，就是传统法理意义上的法律体系，还有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另外创造性地把党内法规纳入第五个体系，是党内法规体系。
第二，他提出了党法关系、权法关系。法治的核心价值是制约公权力，所以他这样明确提出权大还是法大是真命题，对真正建设成法治国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非常明确的理论创新，正因为要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所以他对于严格管理各级领导干部提出非常高的要求，而且明确能否健全法治国家，他们是关键的少数。在司法法治思想的冲击下，在这样一种纷繁复杂思潮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
第三，习近平同志的法治思想非常重视实践，狠抓落实。法学理论认为，法律永远是实践而非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深知这些，所以他一方面看到要长期作战、持之以恒，另一方面要狠抓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很注重怎么扎实推进法治实施，除了五个体系之外，至少要有两个基础条件：第一，公民素质提高；第二，诚信体系建设。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钟顺虎发言
钟顺虎：目前理论研究工作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理论研究功利性比较突出，又如重心偏移了实践，工作有效性问题突出，还有就是研究和需求有偏差，话语体系不对接，成果产出慢。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体制问题。体制不够灵活，比如说社科研究机构过度行政化。第二，平台建设少。重大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征集平台不够。迫切需要解决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偏差问题。信息资源交流平台不够。研究成果转化平台存在问题。
马克思主义以问题为导向，马克思主义是越发展越强大的理论；以问题为导向，马克思主义是越结合越深入的理论；以问题为导向，马克思主义是越实践越出新的理论。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去射现实问题之的。只有在各方面做出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能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能使得我们理论研究成果能够应用于具体实践并发挥实际效用，更高回答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更有效解答干部思想上的疙瘩，更好资政育人。把所谓书斋里的学问，书架上的摆设请出来，实现由精神的产品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教授何立胜发言
何立胜：供给侧改革是为了解决有效的供给，其实质是解决供需错配问题。产能过剩的背后要改变的供给机制，要改变供给主体；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就是实现供需平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素市场化，要素的配置效力，化解产能过剩，成本也好、金融风险也好，交织在一起，是结构性的。
供给侧改革的四大发力点：劳动力、政府、资本、创新。供给侧改革要增加动力、增加活力，从措施层面主要包括：一是着力提高有效供给，提高商品或服务的品质。二是打造世界竞争力的产业价值链，促进产业步入中高端。产生世界级公司、世界级品牌，最大限度激发微观活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有效供给、中高端供给能力。三是深化供给体制改革、增强供给结构适应性。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微观组织经济活动的干预，增强劳动、土地、资金、技术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以有效制度供给支持结构优化。四是提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能力与水平。这其中，建立良好的创新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五是优化有效制度供给，提升有效制度供给能力。通过供给侧释放新一轮生产力，实施产权有效保障，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建设科学基础设施；营造诚信、契约、法治的环境，鼓励企业创新，建立容错机制；创新成功取决于创新的生态环境，要有自由的创新环境。六是以开放倒逼改革，拓展制度供给的来源。建设特区、自贸区，建设新兴的开放经济体制。总之，需求侧、供给侧归根到底还是改革侧。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教授齐卫平发言
齐卫平：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第一，全面从严治党进入的重要阶段，是对党的建设历史进程的新定位。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是党的历史传统，党的建设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实践。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开创的新局面令全党和全社会欣喜和振奋。但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党的建设深刻意义决不是在原先从严治党前面加上了“全面”两字这样简单，也不仅是从严力度的加强，而是在党的建设实践发展历史方位上新阶段的形成。
第二，认识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要把党的建设历史方位与国家建设的发展方位紧密相联系。过去的意识是机遇大于挑战，现在，机遇仍然存在，但挑战加重，机遇与挑战不是分开的两回事，不能分割开来。要以应对挑战来把握机遇，不能成功应对挑战，也就会错失机遇。由此认识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其深刻涵义是要把应对党的建设的风险和挑战摆到突出位置上来。
第三，认识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意味着党的建设从一项经常性的重大任务上升为迫在眉睫的重大战略。党的建设当然是一项重要任务，但这样认识党的建设，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发生为任务而任务的形式主义任务观。当下中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意义突显，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表明，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党治党，而成为关系整个中国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第四，认识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要从新的历史起点角度对党面临更为艰巨的斗争保持清醒的头脑。“新的历史起点”就是要求开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局面，“新的伟大斗争”就是要求在未来深刻社会变化中以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坚不可摧的韧性。
第五，认识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要求我们对党的建设面临的阶段性新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认真清理旧账，破解尾大不掉的难题，排除久搬不动的障碍，以党“金刚不坏之身”的健康肌体抗压集中显现的风险和考验；另一方面，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将不断发生新情况新问题，可预测和难以预测的风险和考验随时都会出现。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丁晓强发言
丁晓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成果，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而且又是指导具有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这三个定义不是随意性的。第一个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非常清晰，它是最新成果。第二个定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提出了中国道路，中国梦和中国道路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对世界理论贡献的一种表述。第三个定位指导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马克思主义。总书记多次强调，这是具有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一种新思想——中国梦，内涵着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思想。“新”体现在他提出中国梦目标，同时新思想内涵两个具体内容：一是新战略；二是新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新战略比较侧重于制度建设。五大发展理念，偏重的是经济社会发展，这两者构成了两个发展方面（两翼）——“四个全面”战略重在治国理政，发展理念重在经济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治国理政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要解决的。
“四个全面”对中国道路特征描述比较清晰，从经济特征来讲，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如全面深化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等焦点问题；从政治形态来讲，在党的领导之下全面依法治国。中国道路从本质上是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五大发展理念，它管得更长远。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一种新的表述。从政治经济学来讲，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注重的在这样一种经济的观念中它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院刊部副教授沈斐发言
沈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治国理政思想。在一个跨国金融资本所主导的跨国国家体系的时代，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为了应对诸如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都离不开从个体资本、民族资本、到国际资本、再到跨国资本的这一过程。只有立足于资本全球化的背景，抓住当今时代全球问题的主线，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种具体的治理方案，清算这些方案对跨国资本之外的各种主体尤其是对民族国家利益的影响，才能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功的关键。
任何一种基于民族国家视域的理论都不足以担负起这一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分清敌我友。站在现代社会的基本轴心——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大的敌人是跨国金融资本，其余势力都可以次第转化为我们的朋友。在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后，如果人们仍然用民族国家的眼光看待国际关系，就会导致一再被动挨打，却找不到对手。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的视野已经不足以帮助我们认清形势，相反，它只会模糊我们的视线，同时我们也绝不应该犯混淆敌、我、友的原则性、颠覆性错误。全球问题并不都是资本带来的，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为主线。面对全球治理的复杂局面，一定分清主线和支线。要以资本—劳动的对立为主线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统一战线，我们有必要对资本全球化时代的阶级基础作出清醒分析，否则只能像盲人在暗夜中摸索。
于洪生（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教授）：现实中，不少人片面推崇“唯制度论”，否定我们党长期形成的思想建党的政治优势，把制度看成从严治党的唯一途径。“唯制度论”完全忽视了人的因素，把人看作是没有自由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因素，以为设计出某种程序和原则就能支配事物按制度设定的路线发展，属于一种机械唯物主义思维方式，颠倒和混淆了文化与制度的关系。制度只是文化结构的外化，文化才是制度的内核，制度只不过是文化的载体。制度的功能是有边界的。在政治过程中，每一个行动者都在展开有目的的活动，政治结果就是在互动中产生，影响行动者互动的因素很多，制度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行之有效的制度，大多是建立在人们文化习性的基础上。制度的执行要通过具体的人来体现。
责任感是连接法律制度与思想道德的中间概念。制度不被人接受或者有意违犯，便成为没有价值的摆设，制度和思想道德之间通过责任感建立起良好的转化关系。有了责任感，制度便不再是制度，而成为存在于人的内心的道德价值，成为一种源于制度并由制度转化而来的道德规范。故而，责任意识能够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连接起来。
注重思想建党是我们党的特色和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特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教育问题，是一个“总开关”，只有解决好这个总开关，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之间是辩证的关系，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前提和基础，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有力保障，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者相得益彰。在思想上建党，靠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也是党从长期执政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因而，在制度治党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思想建党的传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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