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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人口塌方中的乡土世界

作者: 来源:admin 关注: 时间:2016-08-17 14:01

法治周末:人口塌方中的乡土世界

“大多数时候,你何时看见过他们发声?他们发声了,你又何时听见过?”

2015年初,上海大学文化研究方向在读博士王磊光,在《近年情更怯——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中选择为仍在乡土世界的人们发声。他说:“我是从农村的土地上走出来的读书人,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如果我不为他们说话,谁还更有资格?”

在此之后,王磊光对自己的故乡进行了持续的调查与思考,形成了更多的笔记,从各个不同层面展示了大别山区偏僻一隅农村的“生动图景”。这些笔记于201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结集为《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出版。

贾平凹说,家乡对离乡人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王磊光就是这样。

被城市化裹挟的乡村

王磊光出生在湖北罗田县凤山镇一个叫大雾山村的小村庄。在书中,王磊光用L县表示自己的家乡。

如果是给别人介绍,王磊光会说:“我的家乡是一座大山,叫大雾山,风景非常美,是湖北省桐子花开得最美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关注家乡建设的知识分子,王磊光思考的显然更多:“我与他们,到底是不同的。他们绝大部分人习惯于眼睛朝上看,但我,要注目于脚下的泥土。”

“这些年乡村其实有很多的进步,也有很多的成绩,尤其是免除农业税之后,农民的精神状态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个是必须承认的。”王磊光的父母是一辈子被拴在土地上的庄稼人,他们的生活与之相关的喜怒哀乐,都来源于与那片土地相关的点滴。

几年前一次回家,父亲兴奋地对他说,以后种田不交税了,国家还要倒给钱,“我立刻走到门外,热泪涨满眼眶。在户外的空地上,我走了一圈,又一圈,再一圈。”他看见母亲在灶旁默默切菜,父亲一把一把往灶里塞着柴草……没有过在土地里找生存的人很难体会到这种心情。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吕德文分析,农业税得以废除说明,不仅国家治理不再依赖于农业生产剩余,农民也不再依赖于农业生产剩余。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作为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的村落正在瓦解。

2000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36%,但到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在短短15年时间增加了20%,达到56%。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2016年农民工总数达到2.7亿。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结构出现双重变化。

城市化、市场经济不断的侵入乡村,王磊光说,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乡村只能被动向前发展,在这种裹挟中,乡村并没有获得独立的文化地位,没有形成正常的、和谐的城乡互动。

看着农村文化精神一步步瓦解,王磊光渐渐生出无力的疲劳感。眼看着他的写作要成为一本书的时候,他不肯再多写一个字,然后便是长长的一段空落和苦闷、不知所措。 家乡在城市化运动中暴露出的种种尖锐问题,处于历史转折中的家乡何去何从。“物”的败坏,尚可恢复,而“文化精神”一旦败落下去,要拯救回来,怕是难以计算时日。

物质化了的乡土世界

当城市里开始“走班族”“跑步热”的时候,王磊光却发现,在乡村里,步行已经成为一件让人羞愧的事情。小集镇到各个村子,有的三五里,有的十几里,已经没几个人步行了,人们多半骑摩托车,少数人买了汽车,“只有最穷的人才用脚走路”。

这样的趋势也成为评价一个人富有与否的标准。近年来,对于在外打工5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对车子的渴望甚至比房子更强烈。春节的县城,已经被私家车拥堵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

车,是许多二代、三代农民工最大的期待。老百姓不知道车子的牌子,也不了解价格,不管5万、10万,还是20万,关键是要有,王磊光在书中说,有车子可以四处招摇,表示衣锦还乡,否则怎么证明自己呢。

如果谁在外面打工赚到钱了,过年他就会成为大家称赞的对象,大家看着他也会格外地客气一些。在王磊光眼里,评价人的标准简单而直接,就是是否赚钱了,“都是非常功利化、物质化的”。

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春节回家最大的消遣活动或者说文化活动就是打麻将。几天下来,就将一年好不容易存下的成千上万块钱输得精光。他们看不到未来,浑浑噩噩,得过且过。

王磊光分析一些年轻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很容易被人蛊惑染上不好的习惯,打牌赌博,有的甚至在外打工一二十年,至今没有存下一分钱。

对于年轻一代农民工,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是却没有真正的亲近过土地。他们对城市充满着渴望,不断地放弃祖父辈的那套乡土文明、价值理念,极力向城市的一切靠拢。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副教授黄灯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如此记录她20岁侄子、侄女的生活: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与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

就这样,他们的结婚生活跟随着债务一同开始。他们的生活观念,依然如同不懂事的孩子,自由享乐。对于积累财富,赡养老幼,年轻的农二代、农三代并没有考量。

同样通过考大学走出农村的薛文涛,将舅舅家、阿姨家的孩子们拉进了一个微信群,希望能给早已离开学校的晚辈们一些知识上的滋养。30多人的群,法律常识、人生哲理这些内容却总是乏人问津。

这让薛文涛有些无奈甚至气愤:“一些有营养的东西阅读量都是零,但是如果发一些低俗搞笑的视频,他们有时候能讨论到凌晨两三点。”薛文涛发现一些上过高中、职业技术学校的还好一些,稍微讨论点有深度的东西,但是初中毕业的晚辈们感兴趣的只有一个字:逗。

在王磊光的家乡,依靠土地就能活的生活已经成为历史。王磊光家乡的支柱产业是板栗,价格20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常徘徊在一块到两块之间。但是,县城小餐馆里一碗牛肉面的价格已经卖到15元,商店里几乎难以找到300块钱以下的衣服,品牌的皮鞋全部卖到500元以上……

从前专门卖便宜货的大棚区、小商店,早已被拆除,建成了豪华商品楼盘和绿化带,人们买东西也喜欢去品牌店和大超市,同样的商品好多都要比大城市贵出很多,以至于很多人感慨:“消费太高了,真不晓得L县的人是怎么活的。”

王磊光表示,这其实并不是自己家乡的特有现象,全国的现实也是如此:越是偏远的农村地区,工资水平越低,农民的劳动力和农产品越不值钱,但是基本生活消费却高的惊人。 为了维持这样的生活,青壮年农民不得不去城市打工,打工的钱流回农村,给农村灌注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农民的面子观和攀比风。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衡量一切的时代,这个标准在农村更胜。”王磊光说。

农村学生是普通大学的主力军

在农村,两类家庭是最贫穷的,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便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油菜熟了,父亲和母亲就会将大部分菜籽卖掉,把钱给我寄过来;板栗熟了,父亲和母亲就会将所有栗子卖掉,把钱给我寄过来;小猪大了,父亲和母亲就会将猪卖掉,把钱给我寄过来;小牛一岁半了,父亲和母亲就会将一岁半的小牛卖掉,把钱给我寄过来。”

寄来的钱,有时是两百元,有时是400元,有时是800元。如果是数千的汇款,那只能是王磊光的学费和住宿费。父亲的信总是充满自责,说钱太少,他和母亲“在想办法”,或者是“再想办法”。

处在深山里的农民总存着一个信念,读书改变命运,到城里去,一切就好了。然而现实却不断磨平这种信念。

“那些年月,我们穷人,是无处告贷的。亲戚能借的都借了。实在没有办法,父亲卖掉了耕牛。就差卖口粮了。我们那地方,八山一水一分田,田都在山里头,完全靠天吃饭。天也常常靠不住,一年忙到头,总是缺吃少穿。”王磊光说。如果问,在成长的岁月中,有什么最值得庆幸和最后悔的事情,他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上了大学。庆幸的是他没有辜负大人的期望,后悔的是把整个家读穿了,让父母和妹妹因自己的读书而长期受到煎熬。

现如今教育能否改变家庭,甚至仅仅是个人的命运,已经是个大大的问号。而现实是,“农村学生是普通大学的主力军”。

2004年到2011年,王磊光曾经在县城的一所重点高中做教师,在他眼里,“城乡教育的条件,相差太大了,而且是越来越大。农村的孩子,可以说从幼儿园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一直到高中。农村的教育条件决定了,90%多的农村学生不可能考上好大学,绝大多数只能考一个高职高专或者三本的学校,农村学生考到一本是很不容易的,而这些学校学费又是最高的,教育的投入太高,而回报又太慢”。

过年过节期间,怀着孝心回到家、又怀着愧疚回到繁华的都市,这是很多“80后”农村大学生普遍的心态。欢欢喜喜回到家,少不了亲戚邻里的寒暄,因学业离开家疏远了亲朋关系,话题也不再那么多,只集中在“结婚了吗?”“买房了吗?”“工作怎么样?”“工资多少?”这几个问题本是无心的寒暄,却往往让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无言以对,在内心深深地刻下了无数道伤痕。因为这几个问题不仅问出了他们的辛酸,也问出了他们父母的辛酸。

许多家长曾经期望孩子可以通过读书,在城里过人上人的生活,就像黄灯的婆婆预期那样,“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命运的。她的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

这些读书无用的现实让他们犹豫不决,他们当着孩子的面说要多读点书,在外人面前又会说:“读书有什么用?读出来还不是打工。”

农村留守的现状又注定,这些孩子无法在学业上得到辅导和严格的监督。在学校是读书还是睡觉,或者逃课打牌玩游戏,老人们常常无力管教。

而外面无尽的诱惑又促使年轻一代的农民工选择尽快离开乡村,去城市寻找父辈口中的繁华和众多能带来财富的机会,而这些是不读书也可以获得的。

但是当他们发现仅有的知识无法应付城市里繁复的工作时,却已经无法回头了。他们以为迎接自己的是城市的五光十色,现实却是只能在体力劳动中求生存。

失去人口学基础的村落共同体

王磊光记忆中的乡村,常常会有争吵,人们都守在家里,资源紧张,难免会寸土必争。谁家的路窄了,谁家灌溉时间长了,甚至为了谁家鸡下的蛋,也要争吵不休。

而如今,村里遍布着新建的两层小楼,里面的电器摆饰跟城里一样齐全,邻里间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不少,然而这里却变得总是静悄悄、空荡荡的。

王磊光在书中写道,今天的农村,人与人之间已经很少往来,哪怕是邻居,平日里见面也不多,大家经常把自己关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每天骑摩托车到镇上转一圈。村里只有老弱妇孺,连小偷的盗窃也变得越来越大胆。

除了在家看电视,王磊光找不出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文化享受。虽然有个别家庭,儿子替父亲买了电脑装上网线,可是他根本不会用,也没兴趣去学习。二三十年前,村里有祠堂、礼堂、露天电影、庙会、小学的钟声、村级运动会,镇上有会堂、文化站、台球室、录像厅、各种节日活动,县里的戏剧团和文化馆的干部,也常会下乡培训农村文艺爱好者……然而,这些文化场所、文化团体和文化活动已消失殆尽。

正如吕德文所说,当前,我国已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且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由此,村落共同体已失去基本的人口学基础,以至于连“彼此熟悉”也变得不可能,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转变。全国大部分农村、村落共同体哪怕保持了形式上的存在,也很难再有活力。

王磊光说,乡村生活是一种悲剧,很多年这个悲剧并没有强烈的戏剧感,而是一种单调的重复,悄无声息地流逝,默默地衰败。(记者 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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