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他们眼中的法治中国”系列报道之六
还无罪之人清白 让真凶难逃法网
姚雯/漫画
这是云南省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申诉案件，不仅监督纠正了错案，还无罪之人清白，而且引导侦查发现了真凶——2017年1月6日，法官当庭宣布卢荣新无罪释放，曾因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看守所关押了四年的他在那一刻重获自由。而半个月后，真凶洪树华犯强奸罪、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7年春节前夕，卢荣新回到了久违的家中。时隔一年，2018年春节即将来临，记者联系上卢荣新，得知他刚拿到了最后一笔国家赔偿款，前后共计80万余元。卢荣新说，2017年是他“重获新生”的一年。这一年，检察机关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度重视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多名“卢荣新”的冤屈得以洗清，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制裁。
“我相信，国家法治在进步”
卢荣新出身农村，对法律了解不多。“出事”后，他只知道自己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所以不断上诉。初中文化的他一直很注意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知识。“我在‘里面’经常看中央一台。”卢荣新在看守所里密切关注着呼格案、聂树斌案等冤错案件的情况，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进展，都能给他带来信心，“我一直相信，国家法治在进步，我肯定能等到还我清白的那天！”
卢荣新对记者说，回家之后有老乡告诉他，在他被关押的时候，经常有穿制服的检察官来村里询问情况。“真心感谢他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法治的力量，相信有公平正义存在。”
“我的女儿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我进‘里面’的时候她才上初中，我会用这些钱供她读书，再把家里的老房子修整一下。”卢荣新早已安排好赔偿款的用途。他的女儿成绩很好，但是因为冤案的影响，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家中的房子也早已破败不堪，他出来之前一直无人修缮。
“希望能少点像我这样的冤案发生，如果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也希望被冤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有清清白白和家人团聚的一天。”这是卢荣新眼中，法治社会应该有的样子。
这一年，还有很多像卢荣新一样的人，告别沉重的过去，开始了新生活。
2017年2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法院全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撤销原审判决，宣布原审被告人王力军无罪。
2017年5月15日，广东人曾凡年“敲诈勒索”一案，湖南省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认为证据不足，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宣告曾凡年无罪。
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法院二审公开宣判于欢案，采纳检察机关意见，认定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将于欢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此前，最高检第一时间派员调查，提出检察监督意见，推动了二审改判。
2017年7月17日，经浙江省检察院向该省高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终审改判“死刑犯”丁国勤无罪。
……
从“不幸”到“万幸”，这些曾受冤屈的人以亲身经历见证着中国法治进步。
以事实为依据，让清者自清
2017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方面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切实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2017年，司法理念从‘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庭审真正成为刑事案件办理的核心环节，证据裁判原则得以贯彻，非法证据排除有了更具操作性的司法解释。这一变化使检察机关对于办案质量要求更高，监督意识更强。”卢荣新案的办案检察官可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云南省检察机关2017年存疑不诉案件有明显增加，许多问题案件止步于检察机关。即便已经起诉的案件，如果庭审中发现问题，检察机关也会及时采取补充证据甚至撤诉的方式，实现对办案质量的有效把控。
卢荣新案就是在第一次上诉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认定案件的证据存在问题，因此建议将此案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在原有的证据基础上仍然判决卢荣新有罪，案件进入第二次上诉。经审查，办案检察官发现案件存在八个方面的证据疑点，例如：有罪讯问笔录的同步录音录像没有声音，未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被认为是作案工具的物证上只有卢荣新DNA而没有死者DNA；现场发现的毛发不知道是谁的。
针对重重疑点，办案检察官进行了一系列的证据核查工作，特别是对现场发现的一根来源不明的毛发和当年提取、扣押的物证，委托侦查机关进行DNA的重新鉴定，发现了第三人涉案的情况，最后锁定杀人真凶洪树华，卢荣新也因此被改判无罪。
“错案有可能就发生在一念之间，对法律事实的还原必须恪守证据‘三性’审查要求，特别是对证据合法性审查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可文表示，司法的终极目标是公正，要尽量避免因工作失误产生冤错案件，不冤枉一个好人。
2017年11月14日，最高检签发《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异地审查规定》，对于在当地遇有阻力或者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等情形的刑事申诉案件，可指令异地进行办理。
在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申诉案件查办二处处长杜亚起看来，这也是2017年刑事申诉工作的一大进步，更有效地预防了冤假错案的发生。“检察机关加大了刑事申诉案件办理和监督力度，在健全完善监督纠正重大冤错案件工作机制的基础上，依法充分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充分发挥律师在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全面加强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力度，增强案件办理的透明度，提升了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回忆起2017年，杜亚起认为国家法治建设卓有成效。
以法律为准绳，让恶人受惩罚
2017年3月，四川省高级法院对一起24年前发生的凶杀悬案被告人周涛作出终审裁定，裁定周涛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是由最高检核准追诉，经过检察机关三次补查完善证据，最终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
2015年12月，最高检侦查监督厅受理周涛抢劫追诉案后，承办人发现该案证据存在诸多疑点，遂先后三次向公安机关提出补充完善证据的要求。经过三次补充侦查，全案证据最终达到核准追诉的证明标准。
该案承办人余岚经历了艰难的思想斗争，都体现在她的工作日志中：“核准追诉或不核准追诉？不核准很简单，但作为检察官，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引导公安机关穷尽一切手段收集固定证据，有责任和义务准确地运用证据，尽力还原事实真相……”坚持获得了回报，犯罪分子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同样，在卢荣新案中，不仅卢荣新被洗清冤屈，同时还抓获真正凶手洪树华，不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增强了人民对法治的信心，维护了法律权威，守护了公平正义。
何为“正义”？这是一个古老而深刻的话题。可文表示，在法学语境下，所谓正义就是公平、公正处理好每一个案件。他认为，正义的实现首先要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个体，公平地处理好每一个案件，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还要实现程序公正，严格按照法律规范办案。
“我们的工作是通过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比对法律规定，对侵害他人的违法者施以刑罚，从而修复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公平公正。”可文说。
“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正义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均平等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当其权益受到侵犯时，能够得到及时均等的法律保护，犯罪分子能受到相应的惩罚。”在杜亚起心中，正义是这样的。
刑事司法，一边关乎自由、名誉，不能动辄定之以罪，施之以刑；一边事关权益受侵、社会秩序，不应轻率放纵犯罪，纵虎归山。
“随着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推进，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检察机关必将以公正司法凝心聚力，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不断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新要求。”驻守在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杜亚起见证了2017年中国法治的点滴进步，在采访的最后，他由衷地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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