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了9年的付洋正式开启了他的律师职业生涯，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历史也就此展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接下来的三十年时间里，付洋一直带领着康达的律师们践行着当初选择踏入律师行业的理想和目标，承担着身为律师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在康达的官网上有这样一句话：“铸就百年大所，传承红色梦想”。因此有人说，康达是一家具有“红色基因”的律师事务所，这种概括虽然较为准确，但并不全面。从京城发端，他们一路披荆斩棘，走向全国，开设了12家分所，坐拥700余名执业律师，靠的不单纯是“红色基因”，背后还有他们所共同秉持的文化和使命，赖以发展的人才和制度，当然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法律服务足以得到市场认可。康达现在的主任乔佳平说：“康达的律师最擅长啃硬骨头。”这应该是对康达文化的又一种诠释和解读。
今天的这篇“大所之路”，大概是康达这家老牌大所第一次如此全面地向社会公众和中国律师行业袒露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于康达的自身基因和创业故事最有发言权的，自然是其创始人、合伙人会议主席付洋以及主任乔佳平，于是，我们走进康达，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对话。
一、付洋和康达的家国情怀
1978年对于现代中国而言真是一个极为特殊和关键的年份。5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空前的讨论。而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历史转折意义足以大到任何书写中国现代史包括商业史和法制史的文章和书籍都绕不开，因为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国的改革文化和思想基石均得以奠定。
作为彭真之子，付洋一直从旁耳濡目染。据付洋回忆，彭真对其最大的影响有两点：一为世界观、人生观；一为法治观。
1979年，彭真平反，重新回到全国人大，担任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副委员长，七个月主持完成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法律的制定和修订，更主持了“八二宪法”的制定。这也给彭真本人带来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主要奠基人”的巨大荣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彭真这辈子所信仰的，一直是人民的立场、唯物主义观点和唯物辩证方法，并将其充分运用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实践中。
付洋接受采访，常会提及这样一段过往。“父亲曾在国民党监狱中坐了6年半，在自己的监狱中坐了9年。他活到95岁，平均算下来，每周差不多有一天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坎坷经历，才使他在主持中国民主法制建设时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付洋提到，“父亲在国民党监狱的6年半里，别的书看不到，《六法全书》却允许看。父亲曾告诉我们，在狱中和国民党做斗争，要学会运用敌人的法律，应该说这打下了他的法律基础。”
1979年，付洋进入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亲身见证并参与了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破产法等40余部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工作。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身边的所有人都在为了中国的法治事业而奋斗，给正在变革中的国家社会和经济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这样过了许多年，付洋萌生了一个想法，想看看法律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运用情况。
1988年3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总公司有领导找到付洋，希望他能到康华总公司主持法务工作，这与付洋当时想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想法不谋而合。到康华后，付洋提请总公司与司法部协商，设立了由司法部与康华总公司双重领导的康华律师事务所。1988年9月，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撤销，康华律师事务所改由司法部直属领导，更名为康达。这是康达创办初期的历史背景和阶段过渡。自那时起，付洋与中国律师行业的缘分持续了三十年。
采访时，付洋和乔佳平身后的墙上，挂着一枚金色的党徽，付洋拿着一本《十九大报告》，专门为我朗读了一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句话，在付洋的内心深处，不仅深信不疑，并践行始终。虽然如今已经退休，但付洋还坚持给康达的年轻一代上党课，这或许就是一种家国情怀和革命精神的传承。
作为创始人的付洋身上所具有的气质、康达律师的传统、办公室的陈设，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其“红色基因”。但正如我在前文所说，“红色基因”只是康达的其中一面，而其他方面，亦是促成这家大所三十年基业长青的关键。
二、律师不单纯是一份工作，也是一种使命
访谈至傍晚，一抹阳光洒进屋内，给清冷的冬日北京平添了几分温暖。三十年，我想，付洋和康达必定历经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关键时刻，时光的脉络能够帮助我们厘清思路，追忆流去的过往。但付洋只谈到了两点：
“我想，康达最关键的时间节点有二，一为2000年时从司法部隶属的‘国办所’改制为‘合伙所’；一为2015年时，我退休，由乔佳平接任主任，让更多的中青年人承担责任，完成了康达的交接班。”
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实践论》，其中一句“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让付洋受用至今，这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提炼出的方法论，对于律师工作亦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在付洋看来，律师同样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忠于宪法和法律，律师不单纯是一份工作，也是一种使命。老一辈人的精神传统能够传承下去，也就够了。
时代和法治在进步，对于律师行业今非昔比、日益迅猛的发展，付洋一直有一种敬畏感。年龄到了，康达的年轻一代该接替自己，带领康达走向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选人、用人、留人，是每一家律师事务所都要面对的难题。一家卓越的律师事务所，既要有容人之量，也要有识人之智，还要有用人之能。如今，康达有越来越多的70后、80后、90后成为业务骨干，承办了一起又一起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拥抱信息时代，打造了属于康达的OA系统，让这家大所的管理更加顺畅，风控体系也日趋成熟完整；重新设计了康达的事务所官网，让其品牌价值的传递能够愈加深远。可以看出，这是一家老牌大所的自我革新和转型。
付洋和乔佳平都说，这么多年来，康达的骨干人员流动性比较小，靠的就是包容的文化，大家一起来做一份事业。
文化这种东西，说起来很务虚，但却也极为实际。说它务虚，是因为虚无缥缈，远远没有成功的案例、逐年增长的创收、日益扩大的规模来的实在，来的看得见、摸得着；但文化是该融在血液里、基因里的，是用来感受的，往往润物细无声。康达更倾向于自我培养年轻人，即便接收外部律师，亦会考察其法律服务的能力、品性和与康达文化的契合度，在满足了康达的条件之后，才能晋升为合伙人。
采访中，付洋还提到一个康达的传统，那就是康达的律师在对外发声时，是非常谦抑和谨慎的。付洋说：“律师是懂专业的，不能误导社会和公众，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这种气质在当今聒噪的信息时代，显得难能可贵。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战略安排。未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法治环境必将发生变化。付洋和乔佳平表示，康达已经不止一次组织全员学习《十九大报告》，因为报告对于康达的未来安排同样具有实际、深远的指向意义。康达要坚持老传统，拥抱新时代。
三、律师事务所管理的三大关键
1986年，乔佳平在吉林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之后，就留校任教；1991年，他出派去了日本国一桥大学攻读博士课程。1994年的秋天，乔佳平经过留学时的一名师姐和全国律协同志的介绍，经过面试之后加入康达，在这里一干就是二十多个春秋。
2001年，康达要北上开拓沈阳市场，考虑到乔佳平在吉林大学法学院的求学任教经历，便派他担任沈阳分所主任。自此，乔佳平开启了他的律所管理生涯。2005年，乔佳平进入了康达的管委会；2015年，他开始接任康达的主任。
在退休之前，付洋曾经树立了一个惯例，即康达的管委会（原称为“所务会”）成员获得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舞和奖励，在合伙人分配时并不享受特殊性。这是老一辈人重义轻利的优良作风。乔佳平表示，即便如此，在管委会换届选举时，康达的律师们仍然积极参与，希望能为康达的发展作出贡献。
现在的乔佳平，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这种担子主要体现在他要带领康达走更远的路，开创更辉煌的明天。乔佳平开玩笑说：“原来，付主席等老同志还在管委会时，我还有依赖心理，现在自己当了主任，要承担的责任更多，压力自然也就更大。”在乔佳平看来，人间正道是沧桑，作为律师事务所的领路人和管理者，要具备足够的格局、胸怀和担当，才能服众，才能凝聚、团结全所。
在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中，有三大关键。其一，制度化的建设。现代律所发展中所强调的专业化、品牌化等，均是以合理的制度保障为前提，每一家大所都有适合自己基因的制度和道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能完全复制。其二，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的契合与统一。每一家律所都在谈，最难最关键的也就是合伙人之间能够达成一致，在发展路径和方向上求同存异。其三，拥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唯有如此，才能减少合伙人之间的内耗，才能收住人心，从而持续性地产生竞争力。
当前，法律服务市场正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大所、强所欲继续保持先发优势，10后新生代律所想要突出重围，弯道超车。这正是一个“群雄逐鹿的大争之世”，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自然也要顺天应时。
康达的管理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口。乔佳平说，康达强调的是规模化、制度化、团队化。引申开来就是，规模的扩张需要制度来进行保障，而再好的制度也需要团队来落实。而且，康达的管理层未来也会越来越年轻化。在分配制度方面，康达正在尝试进一步量化对律师们的考核。
四、我们不过分强调规模，适度就好
数据往往是最直观的，目前，在规模上，康达已是一家近千人大所，坐拥700余名执业律师；除北京总部外，从南往北在海南、深圳、广州、杭州、成都、上海、苏州、南京、西安、菏泽、天津、沈阳设立了12家分所。根据2017年英国知名法律媒体《The Lawyer》发布的《中国精英律所报告》，康达的总创收位居全国第11名。
自1991年到1992年，新生的康达就有意识地进行分所布局，开设了海南、深圳、西安三家分所，开始在大所之路上挺进，这比国内的许多大所都要早。九十年代初，海南的房地产行业和深圳的资本市场均大热，而西安则是在机缘巧合之下，有律师看中了康达的品牌，因而主动联系付洋，希望能够加盟。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备。
北京律师行业一直走在国内前列，由于特殊的地缘优势，北京律所当然也更容易快速发展，走向全国。与其他大所一致，康达的布局亦是因时、因势、因市场而动，率先在国内的经济发达地区设立分所。当然，在拥有这么多分所时，其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成本也会增加，因而如何整合全所的资源，保证法律服务的质量极为重要。
在分所管理制度方面，首先，康达所有分所的主任均为高级合伙人担任，有的是所管委会成员，同时还设有分所、部主任会议制度，以加强总部与分所、分所与分所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沟通。其次，在管委会的专门委员会中，设有分所工作委员会和风险控制委员会来加强对分所的纵向管理；最后，管委会的专业委员会是针对各专业领域的纵向整合，以打破各分所之间的专业壁垒，加强业务资源整合。
虽然康达的体量较大，在国内律所中位居前列，但付洋和乔佳平的看法一致——“大所有其存在的意义，专业化、精品化的中小所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无限制地扩张不利于自身以及整个行业的发展。”
乔佳平说：“步子迈得太大，摊子铺得太多，不便于管理，也会增加成本。我们重点考虑的是当地市场的业务量、是否有能担当重任的人才、法律服务质量的保证以及风险控制。”因此，“适度规模化、强化制度化”是当前康达在分所布局上的理念。诚然，适度的规模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服务，强化制度是为了规范管理、集中资源，降低成本，达到规模效应。
五、“康达的律师擅长啃硬骨头”
“接案子是最能体现一个律师的水平的。我们要求，康达的律师在接项目、案件时，无论在什么阶段介入，都必须要深入关键和焦点，必须要有新的策略和自己的观点，这才有发挥的空间，而不是拾人牙慧。康达的律师，要专啃，擅长啃硬骨头。”乔佳平如是说。
1988年是康达的创始元年，在中国的企业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写道：“在此之前，中国民间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是无意识的，它们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免于饥饿，而在此之后，对资产的追求成为了新的主题。产权意识的苏醒，意味着从计划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开始了资本人格上的独立。”
时至2017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消费能力的升级，中国的经济体量在不断增大，中国企业的商业逻辑也正在重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达伴随并见证了中国企业的成长。
对于律师事务所而言，面对的是愈发精细化的专业分工，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越来越多的新经济领域。因此，“巩固传统业务，拓展证券业务，培养新型业务”成为了康达在业务方面的发展策略。与此同时，康达的专业整合、部门划分亦要更加清晰。
作为一家综合性的律师事务所，三十年过去，康达处理的疑难复杂案件已多达4000余件。争议解决（北京）和资本市场是康达的两大优势业务领域，常年被《钱伯斯亚太指南》评为领先律所。今年，在“公司/商事：东部沿海（北京）”和“公司/商事：西部（四川）”两大领域也榜上有名。
付洋和乔佳平告诉我，目前，康达的破产、保险、知识产权、银行金融、国际租赁、海商海事等业务也在急剧增长；未来，康达不仅要巩固刑事辩护等传统业务，急需拓展资本市场业务，还要在涉外法律服务方面发力，因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涉外业务的体量将会激增，康达要想在急速变化的市场中继续占据一席之地，就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和潮流。
结语
如果要问：“康达能够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基业长青三十年，靠的是什么？”
乔佳平给出了自己心里的答案，他说：“一是康达的传统，以付洋为代表的一群老律师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的家国情怀，是对律师职业的操守；一是康达在漫长的岁月里沉淀下来的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别是核心合伙人文化，所谓家和万事兴，大概如此。”
从我的视角来看，康达是中国众多老牌大所的代表之一，他们均创立于中国律师行业复兴的初期，在急剧变革的社会经济中搏击风浪，经受住了岁月的检验；他们填补了中国法律服务的空白，有自己所坚守的文化和传统，承担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他们要想成就百年基业，也必然要在新时代之下积极拥抱变化，接受新的商业逻辑，采用新的管理理念，完成自我变革和转型。康达未来能走多远，要靠他们的传统、文化、专业、人才、制度，以及拥抱时代变革的信心和决心。
康达拥有大所的基因，也具备大所的格局和气象。若按照人类的年龄来计算，三十岁的康达，不过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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