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定教育诉讼价值，完善纠纷解决机制
首先，应肯定教育诉讼的法治价值，扩大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司法诉讼的长处在于就具体教育纠纷做出合理裁决，并矫正个案中曾发生的不公正[15]。因此，尽管诉讼不见得是所有教育纠纷的最佳选择，但其一定是法治国家解决纠纷的最后途径。不仅如此，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途径，司法诉讼还是确保教育法律实施的重要方式。因为司法诉讼不仅能够促使教育主体的权利从纸面走入生活，还可以督促政府和学校依法治教，从而促进教育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可以说，“法律的可诉性，对于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具有特殊的意义”[16]，而且其对于实现我国教育法治的现代化也意义重大。为此，应充分肯定教育诉讼的法治价值，继续从法学理论和司法制度等方面扫清教育诉讼的受理障碍，拓宽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让更多教育纠纷更为顺畅地进入诉讼机制。同时完善司法审查方式，尊重法治价值和教育规律，既坚持法治无真空，将教育纠纷纳入司法审查，又坚守司法遵让原则，尊重学术(专业)判断，重在程序审查。
其次，继续完善校内申诉制度，健全专业评价纠纷的自主调解机制。在坚持将诉讼作为权利救济最后一道屏障的前提下，重视替代性教育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合理设置教育诉讼的前置程序，厘清教育诉讼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关系。在此中间，作为教育法确定的法定救济形式，校内申诉制度具有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心理、成本低、尊重高校自主权等优势[17]，应在多元教育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同时，应充分考虑教育纠纷的特殊性、复杂性与专业性，健全学术(专业)评价领域纠纷的自主调节机制，优先考虑通过专业裁量、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相关纠纷，尊重学术权利和专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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