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指责只是美国准备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借口，理由根本不成立。”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志鹏教授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中国为国际贸易法治化所做出的贡献，全世界有目共睹。”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教研室主任漆彤教授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表示，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法治建设，在国际规则制定、全球贸易治理、区域贸易合作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国际贸易法治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参与者。
西方世界开始倾听中国声音
几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立余曾经与何志鹏探讨过一个问题——“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真的能够贡献出我们自己的思想和制度吗？”
“那时候由美国主导的TPP文本刚刚成型，韩立余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对这个文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进而认为，美国制定的相关规则非常精密和细致，中国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何志鹏说。当时他们做了很多假设，但都没能说服自己。
2017年9月，当何志鹏与韩立余在武汉大学再次相遇的时候，曾经困扰在心头的问题双方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
几年来，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继续保持并巩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并且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对全球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中国的话语权已经随着自身的国际贸易参与度上升到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将为世界贸易贡献智力成果和制度经验。”
2015年，何志鹏受邀到瑞典和芬兰去参加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变革的会议，会上他和同行的中国学者出乎意料地被西方学者包围了。
“我们被问及最多的问题，就是欧洲现在面临的经济和贸易问题，中国怎么看？中国会怎么处理？这让我很吃惊！”何志鹏谈到，以往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谈论问题时，西方学者总是滔滔不绝地讲出自己的认识和经验，摆出一副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供中国参考和学习的态度。
“中国在国际贸易体量上的增长，以及国际法治参与度的提高，带来了不可轻视的话语权。西方的学术界放下了以往当先生的架子，开始平等地和我们交流，有很多时候也愿意吸收中国学者的观点。”
此后，在何志鹏参与的多场国际贸易会议上，来自中国学者、官员的发言都得到了全世界各国的热烈探讨。
“中国思想和认知给世界贸易法治带来了不同的视角，让许多国家改掉了以前的成见，重新审视他们自己观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何志鹏谈到，中国发出了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声音，让他们有机会去审视原有的经济贸易制度，去追问其背后存在的前提性的错误认知，至少是可以用其他的视角来重新构建的认知，这是中国对国际贸易法治发展献出的一份大礼。
推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与完善
“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中国一直是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维护者和贡献者，为多哈回合下相关议题谈判取得进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漆彤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近年来，中国在推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
他指出，多年来，中国一直积极支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和《环境产品协定》(EGA)谈判，努力与各方就共识度较高、可能收获的议题加以协商和整合，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为了配合加入《政府采购协定》（GPA）的谈判，中国主动进行国内法的配套改革，于2015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2015年9月4日，中国做出接受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决定，成为第16个接受该协定的国家。《贸易便利化协定》是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快速批准该项协定有助于其早日生效并发挥作用。
“在对最不发达国家免税免配额的市场准入问题上，中国做出了表率。”漆彤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中国是向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程度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自2015年12月10日起，中国对原产于科摩罗联盟等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97%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承诺做出的“免关税、免配额”并没有完全兑现。
在WTO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积极参与WTO谈判与事务，在会议中促和、促谈、促成，为会议取得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
WTO第十次部长级会议达成了近18年来世贸组织首个关税减让协议——《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围协议。此前中国一直积极参与ITA产品清单扩围谈判，为谈判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谈判期间，中国与美、欧等谈判方确认接受达成一致的ITA产品范围，为扩围成功扫清了障碍。
除此之外，中国还加快实施区域贸易合作，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自贸协定，努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合作，升级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园区建设等，为探索和推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和努力。
国际贸易规则的模范守法者和执行者
“在对外贸易执法方面，与国内体制改革相适应，中国继续深入开展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提升贸易救济调查的合规性，完善海关执法和贸易便利化措施，加强反垄断调查和执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漆彤谈到，中国加入WTO的16年来，积极成为WTO的模范守法者和执法者，对世界贸易的公平和法治做出了贡献。
自中国入世以来，特别是2006年WTO对中国首次进行贸易政策评审以来，WTO其他成员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在外贸行政许可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此，中国政府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良好态度，对各方的质疑进行了积极回应。
漆彤谈到，为了切实履行WTO条约法义务，中国政府在完善对外贸易执法工作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自2013年开始，以上海自贸区为试点，大力推动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全新尝试，中国政府在外贸行政审批领域广泛推行备案制管理、减少行政审批事项。随后，中国政府在各个层面上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改革举措，在便利通关方面，积极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试点，强化大通关协作机制。
为维护公平贸易和正常的竞争秩序，WTO允许成员方在进口产品倾销、补贴或过激增长等给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手段，对国内产业进行救济。
“中国在使用贸易救济措施方面继续表现出有理有据的克制态度，并在技术上趋向成熟规范。”漆彤谈到，无论从案件数量，还是涉案金额来看，中国仍然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和首要目的国，不过为促进贸易自由、避免贸易摩擦，中国在使用贸易救济保护国内产业方面依然相当克制。
多年来，中国持续加强与各国和国际社会的海关合作，强化通关环境建设，切实推进便利通关，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海关执法尤其是知识产权执法工作，加大对外贸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整顿市场竞争行为，规范外贸经营秩序，使得海关工作取得长足发展。
尽管中国的反垄断机构成立时间较短，但为了切实履行WTO贸易规则对中国的要求、中国反垄断机构逐步积累经验、大胆实践，发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促进市场向公平方向发展的积极作用。
鉴于反垄断执法往往涉及多国立法和执法当局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各国逐渐重视这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国自2011年起，相继与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签署了《反垄断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完善了国际合作的机制化安排。
“完善对外贸易执法工作一直是中国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中国履行入世义务的必然要求和应然结果。”漆彤谈到，在这方面，我国给WTO和世界交上了一份堪称模范的答卷。
深度参与WTO争端解决
“在外贸争端解决方面，作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深度参与者，中国继续积极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反击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认真执行WTO争端解决裁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尊严。”
漆彤谈到，以“规则导向”为特征的WTO法，在国际经贸领域开创了“规则之治”的时代，在国际法治中具有典型意义。在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促进国际法治方面，中国当前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建设性积极作用。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改变了WTO内部力量的对比，使得世贸组织不再只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机构。在争端解决方面，通过入世后10余年的学习和探索，中国不仅已经成为该机制中最主要的涉案方，也逐步具备了熟练运用各种诉讼策略处理争端的能力。
“中国还积极参与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并已提交若干改革建议，为推动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和改进献谋献策。此外，中国已推荐多名国内专家进入WTO专家组名册和上诉机构，有力地支持了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作。”
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周小康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目前中国已经向WTO组织推荐了包括WTO秘书处法律事务司律师冯雪薇、WTO上诉机构大法官张月姣、赵宏等工作人员，进一步履行中国参与世界贸易法治的承诺和责任。
“近期我们在WTO上诉机构裁决的案件中，先后取得了三场胜利。”商务部条法司WTO处处长于方谈到，在“公平贸易”旗号下，一些国家频频利用WTO的规则缺陷与不足，滥用各种贸易救济措施，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针对中国采取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涉及产品范围广泛、影响时间长，已经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威胁。为维护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近年来中国主动出击，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展开反击，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自中国决定入世以后，WTO法律规则就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国依靠WTO法律规则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中国尊重WTO规则并以实际行动兑现入世承诺，尤其在执行WTO争端解决裁决方面表现良好，堪称典范。”
漆彤谈道，通过善意地、模范地执行裁决报告，中国不仅展示了其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良好国际形象，也保障和维护了多边贸易纪律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为国际贸易的法治化做出了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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