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出于对中国发展壮大的忧虑，不断散布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并将其夸大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陷阱”是精心包装的话语陷阱，中国思想界应跳出这一话语限定，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修昔底德陷阱”的由来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早在2012年和2013年，他便在《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阐述这一观点。随后，“修昔底德陷阱”一词便常常出现在分析中美关系的文章中。2017年5月，艾利森出版了他的新书——《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援引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句话：“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他根据这一论断来观察过去500年世界大国竞争的历史，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一说，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崛起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或者叫霸权国、守成国），而现存大国因为惧怕崛起国，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他的团队认为，在世界上主要的16个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中，有12个都落入了这个“陷阱”。
如今，“哈佛修昔底德陷阱项目”的专门网站已经建立。这个项目希望把更多的历史案例搜集和融入到研究范围中，并试图创建关于“崛起国家挑战守成国家权威”的社会科学大数据库。美国政界、智库界、学界的不少知名人物，包括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温尼菲尔德海军上将、前国防部长卡特、《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傅高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格森等，都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
当然，美国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指出：中美之间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两国关系的前景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康奈尔大学教授乔纳森·科什纳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本身是对修昔底德的误读，是试图从表面上解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并得出结论，存在着巨大的分析危险。
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看，“修昔底德陷阱”的表述其实是“新瓶装旧酒”。比如上世纪50年代产生的“权力转移理论”就阐述了崛起国挑战霸权国的基本逻辑：如果一个大国的力量增长到至少为现主导国力量的80%，这个大国就会被看作是现主导国及其国际体系控制力的“挑战者”。崛起国常常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霸权国则因为是既得利益者，想要维持现有秩序。随之便会形成双方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发生竞争与冲突。当崛起国认为有机会通过战争赢得秩序主导权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战争来争取改变现状。
结合国际关系实践看，上述理论尽管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近现代国际体系中能够得到印证，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已经不适用了。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梳理了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其间发生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就远远超过16个。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的70多年里，尽管各种国际冲突和纷争为数不少，大国之间没有再爆发战争。在“修昔底德陷阱”团队所研究的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中，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其中的2次便是二战后的美苏冷战以及德国的崛起。
“修昔底德陷阱”是精心包装的话语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代表了少数西方国家的一种成见，他们认定，中国的崛起会挑战少数西方国家的霸权，全球性冲突因此将不可避免。在目前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少数西方国家热捧，这一概念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
在国际舞台上，少数西方国家非常善于使用“话语陷阱”来进行舆论打压和攻击，也就是把自身的价值观包装在一个看似中性的议题、理论或者概念里，形成一种隐藏在强势话语背后的陷阱或者圈套。话语陷阱具有迷惑性、隐蔽性、煽动性，极易引发人们就这些议题、理论或者概念展开讨论甚至辩论，从而使其影响不断扩大。
西方文明具有双重性。正如西方那句源自《圣经》的名言：照我说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在许多情况下，西方世界的言行并不一致，甚至常常蓄意误导，从而将非西方世界引上一条错误的道路。许多拉美、东欧、中东阿拉伯国家以及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都是因此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衰败。
设置话语陷阱是一个简洁高效的手段。仅仅针对中国，美国就曾提出过“融入”“转轨”“现行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利益攸关方”等概念。针对中美关系，则是在“中美国”概念之后又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些概念有的意在为美国当政者处理对华关系提供参考，有的则纯粹是为了给中国设置话语陷阱。
综合各类分析，我们可以还原“修昔底德陷阱”作为话语陷阱的本质：“修昔底德陷阱”在形式上是作古今对比，在方法上并不是根据历史检视现实，而是为心中早有定见的现实判断套上了一层古典的外衣，由此成为一种伪经典概念。修昔底德的思想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研究并不容易为大众所熟知，而经过精心包装的 “修昔底德陷阱”，则将两千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和古希腊历史进行了简单化、抽象化，实际上只是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概念借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名称而已。这种包装的迷惑性在于，容易让不熟谙历史的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认为 “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历史规律的总结，中美关系也将是这种逻辑的继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少数西方国家中的利益集团有将“修昔底德陷阱”意识形态化，以及和所谓的“政治正确”捆绑在一起的趋势，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语限定
我们应注重从中国自己深厚的政治、历史、文化资源中，提炼出一些创新性的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世界观和发展观。例如，天下、王道、大同、势、礼、和、太极、纵横，以及通、中、容、圆、道、易等。这些概念本身非常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历史悠久，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经典的战略思维，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生命力，而这正是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没有的概念。我们应结合国际关系实践，并在同既有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理论构建，这样将会对西方世界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当前，应深入阐释中国关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不仅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吻合，也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需要和诉求相契合。中国始终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对美外交理念，并采取了一系列富有诚意、蕴含善意的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全面阐释，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对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更是对5000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要把这些理念自信地展示在国际舆论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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