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动车事故、郭美美、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李娜夺冠、石门坎公益活动、陈光诚、独立参选、免费午餐、官员直播开房、小悦悦、药家鑫、织里抗税、李双江儿子打人的共同点是什么？
他们，是中国迅速崛起的、赢得越来越多关注的社交网络——微博平台上的2011年度不可忽视的事件或人物。
他们，在《财经文摘》联合共识网、财识网共同进行的“2011年微博十大事件评选”活动中，呼声最高。
2011年临近尾声之际，从备受关注的郭美美事件，到唤醒公民意识的第一步——独立参选人，我们从公益类、法律类、人物类、文体类、社会事件类五个方面共选取了50件微博上的大事作为投票选项，期待读者和用户告诉我们这一年的关注焦点。
截止到11月末(评选活动仍在进行中)，投票结果显示，上述事件赢得了多数投票者的青睐(投票结果参见《微博上下》一文中的图表)。本刊从其中选择了十件大事，进行了深入报道。
温州动车事故后，政府在处理过程中自说自话，引发了微博上媒体及民众对铁道部铺天盖地的愤怒地追问和揭露；天上掉下个郭美美，这个奇女子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二百五式的炫富女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国家信用破产的故事；微博打拐，虽然很快归于平静，但经由于建嵘、薛蛮子、邓飞等网络公民的思考，把一个善念变成了公民行动；探访陈光诚的公民行动，成功在微博形成影响力。而“陈光诚”这三个字本身，则集中体现了当局的恐惧以及社会的呼唤；2011年夏天，“独立参选”成为热词，谁也没想到，这届区县人大代表换选会如此热闹，虽然几乎全军覆没，但人们没有放弃；2011年4月，邓飞与一群爱心人士共同发起了“免费午餐”公益行动，背靠网络，倚赖民间，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已经诞生；江苏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在微博上的“一个淘气的网络小错误”，说明了网络媒体时代的危险，“网络有风险，官员须谨慎”；近80年过去了，时代在变，鲁迅先生批评的“围观”现状在中国却几无改观，在小悦悦事件中，路人甚至都不肯围观，直接走开；药家鑫，这个22岁的大学生的生与死，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关乎公平与正义的代名词，更成为弱者释放愤怒的一个出口；2011年10月末在浙江一个名叫织里的小镇，当地居民以显得有些极端的激烈方式，取得了抗税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胜利。
这些事件，都遵从了一个规律：先是媒体在微博上爆料，意见领袖们跟上来表态讨论，然后群众围观学习，最后民意或多或少影响决策和游戏规则。这说明，微博早就远远超越了传播手段或中性工具的范畴，而带有社会力量，甚至政治势力的属性。
因此，人们需要正确、客观、深入看待微博：微博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针对体制话题的严厉管制与针对个人的肆意诽谤是如何共存的？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微博民意如何才能成为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力量？
微博上下
本刊记者 满凯艳
3亿，是针对中国微博用户的最新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人口总数旗鼓相当。
3亿，是中国网民数量(4.85亿)的61%，由此可见微博在中国之盛。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组数据，一种传播媒体普及到5000万人，电视机用了13年，互联网用了4年，微博只用了14个月，就征服了中国人。
在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世界第一的背景下，在微博显然已成为互联网用户增长最快的群体的情形下，谁也不敢轻视微博的影响力。
微博在推动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等方面的作用不可估量，但是它本身的局限性和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需要人们正确、客观、深入地认识微博。
微博与新闻自由
“若想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请上微博。”这并不是新浪、搜狐、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在微博战场上厮杀的宣传口号，它陈述的，是一项事实：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只为了解世界动向而登入新闻网站，反而愿意通过微博看新闻。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指出，微博可以轻松地实现信息的传递和舆论的聚集，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大家了解正在发生的新闻及其动态，知道自己需要去做什么。
这缘于微博独特的个性化定制媒体属性。在微博上，每个人的微博页面都天生是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化动态媒体，并且其个性化和靠谱状态，随着用户的深度使用而持续优化。
可定制的信息，通过对信息源的多次遴选，能避免多重传播导致的污染、失真。于是，用户不需要永远只能面对那么几份真理报，发言者也不用担心观点被传媒断章取义。
和传统媒体信息的展示方式相比，微博呈现出典型的时间现场特色，让受众进入现在进行时的事件进行观察，甚至参与。可参与的新闻有很大的可能去改变事件本身，这本身就是一种.exe文件。
可定制、即时、可参与，这些自媒体的浓厚色彩，使得越来越多的微博用户认为，微博上的言论才是真实的，而那些掌握传统话语权的《人民日报》、《新闻联播》等官方媒体公布的内容，与现实有着极大的差距，并不能代表中国的真实情况和民意。
关于真实与虚拟的基本判断，不论在体制内，还是在西方，都尚未有定论。但微博改革最大的成效之一，就是能够获取以前被政府严密控制的信息。人们有了表达自己不快的平台：腐败的政府官员，工作中遭受不公正的待遇等等，纵使很快被和谐掉，但一切“坏事”都可以披露。
正如一位作家在新浪微博写道：“部分新闻自由，已在微博实现了。”
微博与政治生态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程苓峰关于微博有一个很好玩的比喻：“在中国，微博不仅仅是脉搏，也是大脑。”
就性质而言，Twitter要成为“地球的脉搏”，正在发生的事实通过最有影响力的人群每时每刻向大众传递。而Facebook要成为“人类的大脑”，它掌握所有人的个人信息和社交关系链条。
“在微博上，每个人的微博内容就相当于Ta的神经元，人们相互收听相互评论和转播，就相当于这些神经元的相互交错和能量交换。因此也产生了超越于个人大脑之上的高等智慧。”
程苓峰认为，微博在中国，不仅是大脑，也是良心。他指的是在微博上被快速传播和放大的诸种事件。7?23动车事故、郭美美、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李娜夺冠、石门坎公益活动、陈光诚、独立参选、免费午餐、官员直播开房、小悦悦、药家鑫、织里抗税、李双江儿子打人……这些在微博上风生水起的大事件或人物，开启了民智，推动了社会进步。
纵观本刊与共识网、财识网共同进行的“2011年微博十大事件评选”活动中罗列的五十件大事，可以发现他们似乎都遵从了一个规律：先是媒体在微博上爆料，意见领袖们跟上来表态讨论，然后群众围观学习，最后民意或多或少影响决策和游戏规则。
这一点令许多西方研究者感到困惑不解。在微博上很火的日本人加藤嘉一指出，在当今中国，微博早就远远超越了传播手段或中性工具的范畴，而带有社会力量，甚至政治势力。不少中国人，不管是普通百姓或拥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不仅不把微博上的网络舆论当做虚拟空间，还主动把微博的交流平台塑造为现实的，甚至影响舆论和决策的战略平台。
“这一点从包括日本人和西方人在内的多数外国人看来，是令人诧异，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眼中，电视、杂志、广播等才是塑造主流民意的现实途径，网络上的民意是虚拟的。”
秋风在微博打拐事件之后的思考，或许可以解释这种中外差异。“在中国，由于种种历史、文化和现实原因，具有公民精神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可能比其他国家都要低。另一方面，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迟滞，社会组织化程度非常之低。这样，即便有一些公民具有行动的意愿，也必然势单力薄，无法真正地行动。”
秋风分析指出，网络媒体的出现，给那些相互隔离的公民提供了联络的工具。微博也是一种网络媒体，它让人际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有了一个几何级的提高。
在微博上，“这样的信息交流，就有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效应。全社会打拐就证明了这一点。于建嵘教授最初只是随手发布一条信息，随后，他自己产生了一个灵机一动的想法。如果这样的信息，出现在论坛上、博客文章中，未必会引起多大反响。但在微博中，带有情感色彩的粉丝，会非常认真地对待微博主人的这个灵机一动的想法。他们会做出带有情感色彩的评价，并会转发。微博传播的指数化效应，也可能让情感呈现指数化增长。信息随同情感被不断强化。”
这样，本来均匀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志同道合者，借助网络联络起来，成为一个虚拟的联合体。真正让微博催生公民微动的机制是，微博群中热烈的气氛会鼓励那些本来分散在各地的公民，就公共事务进行高效率、点对点地讨论。
线上热烈讨论与线下行动的结合起来形成的民意呼声，令政府不得不重视。微博名人李开复表示：“微博至少会加速政府首脑对人民散播的消息及呼声的思考。”
前不久，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出的一组名为《微博，干群关系新“变量”》的专题以两篇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已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在信息管道众多的情况下，你不能通过权威途径客观、及时地对外公布，就可能有人通过其它途径歪曲、虚假地公布，并调动起整个社会的情绪。征询民意是成本低、范围广、易于说真话的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与机制之一，确认这种形式是对社会力量的尊重。”
《人民日报》站在官方立场，从更新社会治理手段的角度劝诫官员调整心态语态，适应网络时代的话语方式，甚至提出“把微博的互动管道制度化，成为政治沟通的必要制度安排”。官媒发出这样的声音，足可见微博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
正确看待微博
微博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但是其自身的局限性和中国特殊的大环境，需要人们正确、客观、深入地认识微博。
活跃的少数与沉默的大多数：3亿注册用户，是公开的数据统计。这数亿多微博背后，到底是哪些复杂的面孔和身份？
微博具有天生吸引高端人群的特点。最初，微博的影响力局限在IT圈，那时一个IT界的会议就会登上新浪微博热门榜。
后来，明星、媒体人、各IT公司的CEO、风投人士等高端人群纷纷加入，这些人的声音最大、最活跃，起到了放大微博功能的作用。
再后来，微博闯入了一支生力军，他们所受到的关注、所激起的争议，并不弱于前两者——这就是官员。
毋庸置疑，高端精英人群主导了微博的话语权，尤其是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在微博上的争吵热闹至极，以至于有许多人这样告诉加藤嘉一：“微博就是吵架的平台，左派和右派互相吵架，痛骂对方，有时还自己人之间吵架，相当情绪化。”
但如果把这些人的体验当成是整个中国，就错了，因为忽略了更广大的群体。微博至今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如何降低门槛吸引更多的用户。尽管在一线城市和高端人群中影响力很好，但在二三线城市，在那些连网络都覆盖不到的偏远山区，微博的影响范围，远不如想象中乐观。
除此之外，在3亿用户中，有多少是活跃用户，有多少是僵尸用户，各大互联网公司至今都语焉不详。有人曾经做过测算，只有5%的用户是活跃的，剩下的，是沉默的大多数。对于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微博的效用，到底有多大？
开放与否：近期，微博上针对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于建嵘等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这些非观点之争的人身攻击和诽谤，将致力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拉入一个类似文革话语系统。
曾经乐观地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评论人笑蜀将类似事件总结为“微博小文革”，他在微博中指出：“关不了围脖，但可关人；关人无须自己动手，一个暗示，民团力量足够；枪打出头鸟，定点攻击狼群战术，莫须有，让其百口莫辩越描越黑，即围脖(微博)小文革。”
媒体人彭晓芸在近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由于长期以来的言论钳制，民意无处抒发，而微博是有技术革命意义的公共平台，提供双向流动的扁平化话语空间，匿名更可肆无忌惮宣泄各种激愤情绪。
她认为，这并不能成为要求互联网走向全面实名的理由，但也在对网站的管理者提出小区自治的考验，当google+、twitter已有成熟的网络小区公约的时候，中国的网络媒体仍在纠结于小区规则是不是等同于专制、控制等打压措施。
与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不受约束相对比的是，政府对微博的管控愈发严厉。这大部分由于微博的发展让中共领导人不安，他们担心，微博会撼动他们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约束力。于是，他们试图控制微博，正如他们管控整个互联网一样。
新浪和其他中国微博运营商已部署技术员和软件，监控内容及区块，删除认为不能接受的评论，尤其是关于体制、抗议、官方丑闻和党领导人的内容。
“这样的矛盾心理和命题紊乱，导致了一道奇特景观──西方很多网站反倒在感叹中国的网络开放、自由，竟然可以肆意地贩卖他人隐私，造谣诽谤而无需负法律责任？”彭晓芸如此评价。
一阵风与网络民意制度化：打拐事件初起时，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对乞讨儿童的同情，温州动车事故时，微博舆论的沸腾比打拐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打拐行动解救了数名儿童，虽然动车事故中的民意压力被官方吸纳，并转化成了相关受害人的利益，但是微博上的热点层出不穷，民众的注意力很快被其他事件所吸引。
专栏作家连清川说：“所谓公众热情，就像个轻薄浪子，一有事件则万众一声，施加巨大压力，把当事者搞得热血沸腾，一心奋战到底，但一旦下一个热点出现，公众热情立刻转移，只留下当事者孤身奋战，自生自灭。”
微博上的民意热情似乎陷入了不可更改的轮回：一盘散沙的民意始终未能凝聚起变革社会的中坚力量，下回再遇同类事件，一切又从头做起，
对今日的中国而言，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如何让网络上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如何走出困局，成为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力量，如何让公众热情避免成为“轻薄浪子”呢？
民主发展首先需要的是独立的司法体系，然后是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以及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最后才是选举制度。显而易见，今天中国以微博为代表性角色的网络民意确实对公权力起着某种意义上的监督作用，然而，微博与政府之间的碰撞过程并未带动民主发展的首选对象——法治。缺乏或不带有法治进步的舆论膨胀，对民主发展本身不仅没有建设性作用，反而有着破坏性意义。
彭晓芸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如果不能清晰界定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存在差异，如果不能摆脱网络依赖症般的宣泄迷思，那么，网络上的民意也许某种程度上为官方所吸纳，但是于民间社会而言，却难以留下扎扎实实的社会网络和基层自治组织，培养起自治能力与公共理性。因此，“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
（一）动车与谎言
本刊记者 韦雯
@伊能静：法国飞机失事，残骸数年没有清理。即使一小片残骸也会查清楚如何断裂、切割面怎么形成，瞬间的撞击力、撞击距离等等细节，并用计算机仿真还原失事现场，以防止下一次悲剧发生。
2011年7月23日20时27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次列车4节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
这样一场重大事故，政府在处理过程中自说自话，最终圆不了一个巨大的谎。直到今天，媒体及民众对铁道部的愤怒、追问、揭露并没有停止。
处理事故“谎言化”
事故处理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莫过于掩埋车体的举动。从事故发生到宣布救援结束仅仅5、6个小时，大型挖掘机就开始清理现场，把列车粉碎，更在深夜时将车体深埋，官方释疑称是为了用车体填埋现场坑洞，好便于抢救。但是按照工程常识，平整、硬化场地通用的办法是回填土石方，决无挖坑填埋“软性填充物”之理。受损车体残骸无论如何碾压，其质量与空隙决定了埋入地下后必然失去稳定性，地面出现沉降将不可避免，何况上面要承载300吨重的大吊车！此举不仅有违科学，还可能给后面的救援带来新的障碍。况且，从收集各项事故参数进行高铁技术研究的角度看，这起事故的残存实物正是宝贵的资源，铁道部却为何将其视为废品？车头这么关键的部位，为何要将其掩埋？
面对公众的质疑，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说“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相信”。此时此刻，距离救援黄金72小时还相差很远。事发20小时，当清理受损最严重的车厢时，特警战士坚持在原址查看还有没有受伤的乘客，救出了被新闻发言人称为奇迹的小伊伊。换个角度，如果特警战士的意见未被采纳，车厢将被拽下高架桥，这意味着一个2岁半的小生命活生生地被谋杀！
质疑之声在微博上迅速传播，灾难将所有人的心连在了一起，微博打破了地理界限。台湾歌星伊能静在微博上援引国外的案例来质疑铁道部的回应：“法国飞机失事，残骸数年没有清理。即使一小片残骸也会查清楚如何断裂、切割面怎么形成，瞬间的撞击力、撞击距离等等细节，并用计算机仿真还原失事现场，以防止下一次悲剧发生。”她质问：“如果是雷击，雷雨中运行的动车如此频繁，怎么避免下次雷击？前班车停行时，如何通知车辆全体停行，这一堆问号，谁能负责回答！”与大多数网友形成共鸣。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在微博上向相关部门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要求动车全面停驶整顿无人磨合；第二，启动法律程序起诉铁道部查清失职渎职的民事责任，要求国家赔偿；第三，公开高铁动车建设的设计施工管理检修责任机构与直接负责人资料，面向公众查询；第四，国家审计与社会专业审计机构联合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团队审查财务，发现隐患路段。”
在事故善后的最初阶段，政府拒绝公布遇难者名单，理由是死者家属不愿意。对此，网友表示了极其强烈的质疑。长平在微博上写道：“只要不公布遇难者名单，就可以怀疑数字作假。无论从逻辑还是经验，这个判断基本不谬。以死者家属不愿意为理由拒绝公布死难者名单实在荒谬，全世界空难都公布名单，从未听说有家属感情因此受伤；即便真有，在名单中隐去并注明就可以。”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下，铁道部公布了死者名单，并将赔偿金由45万元提高到91.5万元。
7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赶赴温州。同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名单公布并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会议给出了此次事故情况的初步分析，并承诺争取在9月中旬公布调查结果。
遗憾的是，至今调查结果仍未公布。
作家沙欤在微博上写道：事故本身并不会让人愤怒，更不会让人失望。人们可以接受技术失误，却难以接受程式化的官腔，急于定论的做法，草菅人命的态度。官僚系统不缺乏执行力，然而却都用在了“对上交待”，而不是“对下负责”上。一句话，围绕此事的所有解释、决策、作秀，并非为了解决和弥补，而是为了欺瞒和自保，所以令人失望。
为中国模式敲响警钟
日本新干线以240公里的时速运行40年后才将速度提高到340公里，而中国刚开始就以300公里的时速运行。这种操之过急的做法酿成了悲剧。中国国内外普遍认为，此次事故是中国一味追求“世界第一”而酿成的悲剧。中国2004年开始开发高铁，2009年就在试运行中将最高时速提至近400公里，并为这一速度而自豪。在一味追求“世界第一”的同时，安全被抛之脑后。发达国家虽然开发出时速达四五百公里的高铁，但考虑到安全和经济效益，还是以300公里的时速运行。中国非常清楚这一点，却不当回事。中国在其他领域也表现出“世界第一强迫症”。伦敦花150年构建地铁网，上海只用了15年。北京在很短时间内蜕变成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现代大都市，但郊区还有很多村子连自来水和下水道都没有。香港媒体称：“原本没有时间观念的中国人现在变成世界上最急躁、最没耐性的人。”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姚树洁说：“当今中国就像世界最大的暴发户。暴富的速度很快，但发展的质量太差。”
不管在事故的处理上，政府处理得是否有力，我们都不得不反思中国的增长模式了。
（二）“功臣”郭美美
本刊记者 张毅
@李承鹏：郭美美事件并不是一个二百五式的炫富女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国家信用破产的故事。
“这个年轻女子在互联网上晒出的一张张诱人照片，就像投向中国慈善事业的一颗颗手榴弹。”《纽约时报》用这样的开头来报道郭美美事件的第一句话。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郭美美事件并不是一个二百五式的炫富女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国家信用破产的故事”；从国家层面上来看，郭美美事件带来的国际负面影响令中国对国家形象苦心孤诣的打造大打折扣。
正如郭美美事件爆发后李承鹏在博客所言：“郭美美是一传奇女子，她小宇宙爆发，轻轻一点发送键就把一民间慈善协会的马甲，还原成官办爱心公司。”
郭美美其实是个“功臣”，她在微博秀出的，是中国慈善体制困局最后一块用以蔽体的遮羞布。
天上掉下个郭美美
6月23日，在新浪微博上，名为“郭美美baby”的人晒出了自家的大别墅、二十岁生日礼物之玛莎拉蒂跑车、数十个价格不菲的名牌包等各种炫富内容，而真正引发转载和热议的，是她的新浪微博认证身份——“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在郭美美为大家普及有关中国红十字各种会的相关知识之前，广大民众还未能分得清楚红总会、红基会、红博会、商红会等等到底都是些什么会，但“红十字”这三个字还是很熟悉的——每当大灾大难，它就以宝相庄严的形象出现，寄托的无疑是与它名字相同颜色的爱心。
“难道我们之前为灾区、为难民所捐的款，都变成了豪车的轮胎和名包的拉链？”——尽管中国红十字会马上作出回应，在官网上发表声明称没有“红十字商会”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的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新浪微博也作出澄清，指郭美美认证身份为演员。但是显然，公众长期以来对中国红十字等官办慈善机构的质疑情绪，及对官员贪腐的不满，转换成了网上搜索行动，网民对郭美美的真实身份、财富来源、红十字会的捐款使用等进行起底搜索。
据统计，截止目前，由20岁郭美美炫富牵扯进来的机构和个人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天略集团、中国青少年发展基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车管所、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等，一时间贪腐链条上网住诸多机构和社会名人，慈善系统公信力受到严重挑战。
随着旧谜团不断被揭开，新谜团不断出现，这部悬疑肥皂剧把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人物拉下水，其最严重后果，就是令曾经深受信赖的中国红十字会被怀疑成为一些人满足私欲的工具。
原罪？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短短半个月内三度声明与澄清，但声明无法证明，澄清又拿不出证据，陷入了一个谎要用更多谎来圆的窘态。让这个慈善组织陷入公关烦恼的是，官商利益共享的黑洞有多深多大。”这是法国广播电台发布的一段内容。
郭美美事件背后真正的愤怒不是指向这个享受着既得利益的年轻女孩，而是中国式的红十字会这个早已异化为与权力体系紧密结合的官办组织。郭美美最大的贡献，无疑是揭开了中国式慈善公益机构官办、商业化、不透明的三大原罪。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是属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中国红会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其名誉会长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会长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兼任，各级红会的负责人由政府任免。每年红会接受财政拨款近3亿元，与其接受捐赠收入相当。各级红十字会的经费收支情况只需向理事会负责。
中国红十字会不仅是官办的，还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越来越多地采用商业模式来进行慈善捐款活动。多家公司成为红十字会的关联企业，它们大打擦边球，以红十字分会或直属基金的形式挂靠红会，利用红十字标识和名义，开展商业营利活动。
“郭美美事件”只是个催化剂，起的是加剧作用，郭美美本身并不是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源头；其实，不仅仅是红十字会，中国人对国有慈善机构的不信任感由来已久。
“凡有人群之处必有爱心，这是人性。可现在大家找不到释放爱心的信任渠道，另一方面，这里人民的底线一直在退，从高房价退到中石油退到铁道部，现在连红十会这种慈善机构的底线都守不住。国企破产是可以的，国家信用破产不可以。”
国际红十字运动常盛不衰的保证是其透明化的运作，但中国国家审计署每年只对红会的政府拨款这一项资金来源的收支进行审计，而不对另两笔资金来源(募集的善款和层层上缴的会费)进行审计。“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财务收支情况”的承诺没有兑现，红会官网上的“统计数据报告”，至今只披露到2007年。中国红会官网的捐款查询系统只反映善款的到账，却没有善款流向和使用情况。
中国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的冲击下向社会承诺：“两公开两透明”，即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做公益慈善事业的中国红十字会居然开了两天的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廉政工作会议，这本身就非常讽刺，凸显中国特色。而国家审计署公布对红十字总会的审计，发现了五方面财务问题，包括去年超标采购420万余元。
向更深处追问，中国红十字会失信于民的责任并不仅在红十字会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腐败之风，最高权力层的谎言和虚假作秀，已经成为中国人必须呼吸的空气。“污泥浊水的环境下，如何可以祈望中国的慈善机构能成为一个高尚的圣坛呢？”而这个商业挂勾善款，官商利益共享的黑洞有多深多大，背后真相都是当今中国没有可信任的政府机构与官员。
如果没有微博，如果没有那几张炫富照片，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或许依然还是不能说的秘密。郭美美，真的是个功臣。
（三）微博打拐潮
@郑渊洁：中国法律不禁止乞讨，但禁止儿童乞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2条设有“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该罪名最高判7年并处罚金。在中国乞讨不犯法，但是组织14岁以下儿童乞讨犯法。见到儿童乞讨，请立即掏出手机拨打110报警。对于刑事犯罪报警，警察必须出警并制止犯罪。如不出警，请投诉警察。
一条看似偶然的微博，最终却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从具有专业知识的大学教授和律师，到粉丝众多的明星，从有公权力的公安机关，到有雄厚资金的成功企业家，从经验丰富的社会公益组织，到行动力迅速的媒体记者，都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个会拍照会发微博的普通网友，纷纷主动进入风暴中心。
虽然很快归于沉寂，虽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争论和思辨，但这场风暴，注定成为2011年中国人不能忽略的大事，注定成为载入微博史册的大事。
这场风暴，就是微博打拐。
偶然而起的风暴
故事的开端看起来纯粹是一个偶然。
1月17日下午2:20分，在收到一封私信之后，于建嵘发了一条寻找一名叫杨伟鑫的孩子的微博。出人意料的是，这条几乎没有时效性也非热点话题的微博最终被转发上万次，评论数超过两千，对于当时的新浪微博而言，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于建嵘没有想到的是，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微博收到了关于乞讨和被拐儿童的海量信息。他开始意识到，光靠个人力量已经难以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处理，于是在网友的建议下，粉丝超过20万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专题微博面世了，开始了至今未有停歇的全面运转。
2月2日，是农历除夕。就在这一天，另外一位微博名人薛蛮子在微博上分六次发表了抢走春晚不少眼球的打拐“檄文”：“我自登博以来每日都见父母亲友为拐卖儿童的求救信……此类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日发生，在十三亿人民的眼皮底下愈演愈烈。实是我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2月6日，农历大年初四，著名媒体人邓飞在微博上直播了湖北人彭高峰去江苏邳州寻子成功的经过，引起网友强烈关注。
事情的发展速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难以计数的人参与了进去。如今，在新浪的热门话题榜中，关于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高达152万多条。
来自民众的力量推动了官方的打拐行动。其他许多通过微博在中国传播的活动，往往都因为着眼于抨击地方官员的不正之风，而迅速转变为与政府的对抗。因此中国政府常常命令微博网站封锁进一步的评论。
但在打拐活动上，政府罕见地采取了支持态度。官方媒体报道了彭高峰找到三年前被劫持儿子的新闻，一些城市的公安部门也参与到网上行动中来。江苏省常州公安官方微博“平安常州”说：“请您随手拍下你遭遇到的乞讨、流浪的儿童，连同时间、地点信息上传到微博，为寻人家庭提供线索。”
争辩
与微博上瞬间爆发出来的铺天盖地的打拐风暴相比较的是，于建嵘及其志愿者承认，尽管各地警方盘查了许多乞儿，也解救出数名儿童，但至今尚不能确定，有任何一个被拐孩子是通过“随手拍照”获得解救。
于建嵘、薛蛮子以及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世渠等人与壹基金方面曾在宋庄召开一次会议，商讨建立壹基金打拐专项基金。之前的打拐经验证明，打拐与解救乞讨儿童是两回事，他们开始转向儿童保护方向，但最终也未能成型。
反倒是这次寻子浪潮激发的辩论引人注目。有人认为，将孩子的照片随便上传网络有可能侵犯孩子隐私权；也有人认为，救助乞讨儿童是公安机关的事，公民过于介入此事有越权之嫌。
凤凰卫视曾报道，中国每年约有20多万儿童失踪，目前仍然没有放弃寻找的案件逾60万件。与国外相比，中国对于失踪人口的寻找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架构，类似于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这样的东西还没有建立。因此，打拐是一项链条繁琐、工作繁重、成本异常巨大的社会系统工作。
于建嵘的活动将这一运动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标志着微博首次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香港大学中国媒体专家班志远表示，打拐行动展示了社交媒体在应对社会问题时的能量，以及这些工具是如何挑战了对民意的管控。
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行乞问题。从长远看，要解决问题，必须尽快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普遍的儿童福利制度。
公民行动
长久以来，在“强国家——弱社会”的不均衡关系模式下，中国只有抽象的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没有真正的公民社会。
在此背景下，有人认为，于建嵘与政府禁乞和打拐运营模式，注定了是一场没有后劲的阵发性抽搐表演，注定了会成为浮云。
微博“打拐”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可能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一切在于今后社会或政府的自我行为纠正以及理论补充。
但是，微博打拐其实经由于建嵘、薛蛮子、邓飞等网络公民的思考，把一个善念变成了公民行动。而公民行动，是通过社会动员来达致、改善、重塑规则和伦理秩序建构的一部分。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释放人们追求财富精神的同时，一个社会运行的良好法则却并没有建立起来。在良法难行、道德败坏和人人互不信任的前提下，随拍行动通过网络的放大和社会的配合，间接起到了凝聚社会信心和温暖人心的作用，这是一种社会改善自身的内在力量。
这一简单随手拍照事件的扩散和传导，网络和社会人人皆可“立法”的观念与行动，都慢慢开始壮大。而无数行动壮大的结果，将更有利于促进形成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基础。
不管是什么样的行动，都会招致争议。而在随手拍这次行动中，则既呈现了理性审慎的批评建议，也有不加克制的攻击和恶猜。在这中间，很重要的一项，是给予公民行动以掌声，除非有明显的违法事实，善待公民的一切善念，包括呵护一切凝聚信任、组织自救、革故鼎新的力量。一个自由生发的社会，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公开争论和一个又一个自由的公民行动，达致他自身所欲求的结果。
（四）"不做黑暗的一部分"
本刊记者 鲁娟
@章诒和：昨天接受外媒采访。我说，不是作家，不是学者，仅为一个公民，借此表达一个郑重又简单的意愿：希望山东和临沂当局把陈光诚当人看待。这里的“人”，包含个体人的全部意义——从肉体到思想，从生命到尊严。
“就是这个瞎子，他对人类和生命充满了热爱、对未来也充满希望，他一个人独自活在这小楼上，非但完全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而且随时都在准备帮助别人。他说：‘有时连我自己也不信我是个真的瞎子，因为我总认为只有那种虽然有眼睛，却不肯去看的人，才是真的瞎子。’”这是古龙在《陆小凤》中的一段文字，如今，这段文字的确在现实中上演着。
微博尽是“陈光诚”
2003年，陈光诚将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告上法庭，获得胜诉，终于使外地盲人也可免费乘坐地铁。
2007年，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兰托斯为首的34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陈光诚。
2010年，陈光诚在历经4年多牢狱之灾出狱后，开始遭到软禁，各地看望人士均遭拦截、殴打、凌辱、抢劫和强制遣返。
至此，依然有很多人不知道“陈光诚”这个名字。即使他在2006年和温家宝一同成为《时代周刊》“世界最有影响力”年度人物之后，媒体对这个名字也是避之唯恐不及。“陈光诚”这个铁铮铮的名字，被挂在千万人嘴唇上还是得归功于微博的强大助力。
陈光诚在获释以后一直被官方软禁，2010年八九月份包括刘沙沙在内的一大批网友不惧阻力，前往山东临沂东师古村探望陈光诚，一石激起千层浪。
10月15日国际盲人节前夕，网民在新浪微博上号召各界关注盲人陈光诚，让更多人知道山东临沂有这样一位长期为妇女权益、为残疾人权益而受迫害的盲人。不计其数的网民开始转发有关陈光诚的消息。
例如《文武北洋》的作者李洁10月11日在微博中写道：“沂南县分工看管陈光诚的农民兄弟们：你们历来向往平等，向往光明，不然，你们的祖父就不会推着车子跟在解放军后头‘支前’……你们本非暴徒，如今却成了帮凶；你们民风淳朴，如今却为了钱而丧失了天良……”
很短的时间内，微博开始不间断删帖，有的网民甚至因为声援陈光诚的言论而遭遇帐号删除。陈光诚之于国内媒体的敏感度可见一斑，没有媒体敢越雷池一步。
与国内媒体相比，美国之音、CNN、德国之声等外媒一直有相关报道。11月12日是陈光诚40岁生日，在无法到达东师古村为他过生日的情况下，网络上一系列的呼吁开始水涨船高，网民纷纷呼吁戴墨镜以表达对他的关注。
不惜代价维稳
东师古村位于孟良崮山脚下，也许你曾在历史书上看到过解放战争中打过一个孟良崮战役，但是或许你学通地理，也无从得知东师古村这样一个村落。
就是这样一个村庄，在维稳上花下了大心思。从外媒的报道来看，陈光诚的维稳费已经耗资5000万，而这只是一个保守数字。从临沂政府的角度来看，陈光诚已经成为让他们神经极度紧张的一根导火索。5000万人民币对着一个失明的人，已经暴露出山东政府的极度不安，宁愿不计成本，也要彻底封口。
近年来，举凡是此类“敏感人物”，基层政府就会使出浑身解数，暴力威胁、监视、袭击、囚禁，并且限制与外界交流。一旦有人想要与这些“敏感人物”接触交流，就会被相关部门“请去喝茶”。陈光诚遭受的维稳方式应该算是近年来的“集大成者”。
对临沂如此庞大的维稳动静和维稳经费，许多评论家认为，地方政府夸大陈光诚的危害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央不断的维稳拨款。利益的驱动使得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四级政府“兴致勃勃”地维稳。
除了维稳经费上的肥脂之外，人事变动之后，作为临沂地方官，自然不会触动前任高官留下的政绩，更有可能是串谋起来，将政绩做大。
“一个基本良心问题”
从2010年9月，陈光诚出狱后开始被临沂地方政府非法囚禁，以致全家遭殃。自11月30日开始，先是成都市民陈云飞探望未果。接着一大批的公民，包括微博上的人气博主开始了探望陈光诚的“凶险之旅”。不同的人遭遇相同的结果——殴打、侮辱、抢劫。
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介入其中，北京知名维权NGO“公盟”认为：“这不是网民吃饱了撑的，不是西方敌对势力无事生非，而是一场基本良心运动。”
资深媒体人北风表示：“这次陈光诚事件，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清楚，一年多以前我就有一个判断，当信息自由流通的时候，公民的权利意识就会被唤醒，这种权利意识就一定会催生公民行动，现在可以说陈光诚事件是最好的验证……”
探访陈光诚的公民行动，成功在微博形成影响力。值得关注的是，参与探访的人已经不再只是专家学者，而扩至各行各业。正如网民所说：“‘陈光诚’三个字集中体现了当局的恐惧以及社会的呼唤——陈者，言论自由；光者，公开透明；诚者，实意正心。”
（五）选票的模样
本刊记者 韦雯
@北京柳红：拿到选票。一张粉色票单。我是本选区第一个投票人，投自己一票。选票的格式是三行，第一行画X或者O处，第二行侯选人的名字；第三行另选他人的空格。第一次行使投票权。这是个难忘的夜晚。此时此刻，立冬。
2011年夏天，“独立参选”成为热词。谁也没想到，这届区县人大代表换选会如此热闹。这么多独立候选人站出来表达了参选意愿；同样，如果没有这波热闹，大家也不会想到原来人大选举如此复杂，原来有决心为选民服务的候选人要当选这么难。
其实，公民参选人大代表之事并非今年方有。在英语中“独立候选人”是independent candidate，指没有政党背景的参选人，在中国的学术研究里，“独立候选人”概念最初出现在2003年，当时深圳和北京同时出现了一批人，开始采取竞选的手段进入选举。但今年因为微博这一传播利器，独立参选人验证了“技术改变政治生态”的潜力，他们很方便地利用这一工具宣讲主张，争取选票。
微博上的独立候选人和平媒的论战
4月19日，江西新余钢铁厂职工刘萍在微博上最早谈起参加人大选举一事。《选举法》规定，“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候选人。” 刘萍得到17人的联名推荐，但却没有进入新余区人大选举委员会宣布的候选人名单。
4月30日起，刘萍的行踪、电话就被当地警方24小时监控。5月12日，新余市公安局袁河分局铁山派出所以“涉嫌破坏选举”为由传唤刘萍；5月13日晚6时，在饭桌边的刘萍被袁河分局警察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带走，并软禁五天。
5月15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然而，刘萍在这一天却被困在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良山铁矿招待所。虽然在警方的控制下，但她坚持要求投票，最后通过流动票箱为自己投了一票。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胜了。”5月18日凌晨，失去自由五天后重返家中的刘萍说。
5月25日，李承鹏在微博上宣布：本人将于今年9月正式参选人大代表，在户口所在地成都，组成参选班子。李承鹏近年来主要以社会不公现象抨击者的形象出现，是竞选者中的旗帜性人物。有人为他主动制作了一幅竞选海报，口号是“没有您的授权，我不能代表您”。
同一天，作家夏商在微博里宣布了自己将参加上海市静安区人大代表选举的消息。之后，微博上掀起了一个开微博参选的高潮，有90多人宣布要参选，包括网络红人五岳散人、媒体人梁树新、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吴丹红、江苏常州的企业员工何鹏、浙江杭州从事房地产营销策划的徐彦、深圳高级中学高二学生刘若曦、曾担任吴敬琏秘书的柳红、学者熊伟等。
6月8日，《新闻联播》播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就县乡人大换届选举问题答记者问。主播康辉宣读了中国官方对“独立候选人”一事的态度：没有所谓的“独立候选人”。“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
《南方都市报》反驳称众人参选“既象征《选举法》的修改正在发挥正面的激励效应，也预示随着时代的变迁，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很可能从此持续高涨”。
作为南方系的公开论战对手，《环球时报》很快站出来，发表社评《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归现实》：“越是受到微博的关注，越应注意别刻意突出自己同现行体制的对立，仅仅用这种方式拉选票，会破坏中国社会目前的运行规则。”
不管微博上如何热火朝天，包括梁树新、李承鹏、五岳散人在内，虽然他们在中国媒体中拥有诸多友人以及拥趸，但网络空间里传出的消息一直是，多位参选者抱怨遭遇阻挠，例如自己的联名推荐人被劝说撤回提名等。独立参选的结果是，无一人当选。
无足轻重的民意
有不少人问，就算当选上人大代表又如何？的确，虽然法律上人大代表权利极大，可现实中人大代表参政能力又极弱，让人感觉人大代表就是个花瓶，当不了真。这又有两种情况，第一，有能力当真但不愿意当真；第二，没有能力当真却又成了人大代表。
不需要较真也能成为人大代表，这至少说明，在决定谁能当选人大代表以及谁是否称职上，民意是无足轻重的。
民意不重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出在选举制度的设计上，让民意无从着力。中国的选举制度被称为多级间接选举，除了区县一级保留直选外，市级省级全国人大代表，都是间接选举产生。所谓间接选举，即由低一级人大代表投票产生高一级人大代表。层级越高越远离民意，层级越多民意越无足轻重。
整个中国选举制度，唯一让民意与人大代表挂钩的，就是在县区级别人大选举中，以独立候选人姿态出现，通过直接争取选民投票当选的人大代表。
这才是当下独立候选的意义所在。但在程序上，除非是绝对民意支持，否则即便有一定民意支持，也未必有机会成为正式代表。
梁树新通过自己的微博全天直播丽江花园选区投票过程后，向自己的支持者们致谢，说“我们没有输”。
大家都没放弃。
梁济去世前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你手中这张小小的选票，便是答案之所寄。
（六）“免费午餐”：
背靠网络，倚赖民间
@邓飞：4月2日中午，黔西县沙坝小学免费午餐启动，169名学生吃到午餐，孩子家长老师们都很开心。看到国旗在国歌中升起，孩子们立正，整齐致敬。感动，国家请更多照顾好他们。
微博打拐的崛起势头让人始料不及，其风流云散的速度也令人诧异。但最出人意料的，当属微博论战阴差阳错产生的、与打拐命运完全相反的副产品——“免费午餐”公益行动。
很难说“免费午餐”和邓飞谁成就了谁。因为“免费午餐”，邓飞完成了他的人生转型，即从媒体人，从资深调查记者，转为公益事业拓荒者。而正是因为邓飞在微博打拐归于平静之后的不放弃，“免费午餐”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2011年4月，邓飞与一群爱心人士共同发起了“免费午餐”公益行动。半年来，共募集捐款1700万元，惠及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区77所小学、1万多小学生。
这个坚持做直观可见的具体项目的公益行动，现已发展成为一个现实中运营完善的线下项目。邓飞利用他们所积累的经验与资源，完成了一个管理成本几乎为零的团队建设与流程设置，让捐赠人捐出的每一笔钱都化为孩子们手中看得见的午餐，在微博上得到回馈与精神报偿。
而新近发生的事实表明，它的成功，远不局限于此。
出人意料的成功
2011年4月2日，由邓飞等五百多位记者、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公募计划，启动了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的计划，黔西县花溪镇沙坝小学成为第一个试点学校，成为“免费午餐”的样本。
作为一项旨在为贫困地区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的纯民间公益行动，邓飞及其团队设想并付诸操作的模式是这样的：利用微博平台，通过500名记者的联合倡议发起，通过挂靠既有基金会完善募捐资格，借助区域性主流平面媒体的报道推动，吸引社会力量补给贫困地区儿童营养。
“免费午餐”得以迅速推广，媒体的作用立了头功，尤其是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和传统媒体的合力推动。邓飞及其团队同样承认，如果没有记者及媒体公信力的保障，“免费午餐”注定无法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可。
但在北京师范大学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免费午餐”的成功，固然与它的推广手段有关，但更关键的是它的项目设计本身。
在中国经济光鲜亮丽的今天，整个社会已经在心理上无法忍受这个国家居然还存在大量儿童面临饥饿威胁这一残酷事实。因此，当邓飞等人喊出“我们的使命：帮助儿童免于饥饿，健康成长”这样最为朴实的口号时，民众掩埋在内心深处的爱心便如泉涌。
王振耀很欣赏“免费午餐”借鉴国内国外慈善经验推出的创新手段，比如3元钱一顿午餐的准确测算，以及透明与规范化的探索，比如募捐手段的电子商务化。
民间探索引领国家行动
160亿元能做什么？在北京，可以修建一条30公里的地铁，但从10月26日这天开始，160亿元将陆续变成2600万农村贫困学生手中热乎乎的饭菜。
这一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
事实上，推动政府介入根治学生午餐营养问题，也一直是“免费午餐”团队的希望。
党军算了一笔账。据统计，到2006年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寄宿生就已达到3000万人，要让每人每天吃上一顿3元的营养午餐，一天所需经费将近1亿元。“我们的能力是最多一天募捐10万元，满足3万个孩子的午餐。这样的募捐能力在民间公益领域已经很好了，但相对于需求而言，仍然远远不够。”他说。
“这是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免费午餐”计划的成功，王振耀所给予的评价可能比邓飞所想象的还要高。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免费午餐”是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成功范例，应该引起民间公益对照反思，期待政府与民间的这种“默契”出现更多。
中国社会已经远离广泛的民间慈善很多年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不仅让中国人变得更加富裕，也带来了市民社会的复苏和重建，民间慈善也就随之重返中国。免费午餐这个项目正是这个大趋势中的一个突出亮点。
略显巧合的是，免费午餐计划如火如荼发展之际，正是中国官办慈善机构公信力折戟之时，一场因为一个女孩炫富而刮起的对红十字会等官方慈善机构的拷问行动，重构了整个社会对于慈善机构公信力印象的排序：在官办慈善机构遭遇信任危机之时，以微公益形式呈现的民间慈善行动却迎来了开春之旅。
仅从规模的角度衡量，免费午餐计划对于中国儿童忍饥挨饿现状的改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重要的显然不是规模，而是这一计划本身所形成的一种强大的号召力。免费午餐计划成功制造了一股帮助儿童免于饥饿的民意，而在强大民意的推助下，政府的议程设定也必定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不过，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免费午餐计划”呈现的民间公益力量在具体的执行能力、透明度建设方面，也达到了现代慈善公益的基本标准。
2011年将成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变革之年，正如免费午餐计划所提出的：“‘免费午餐’项目由志愿者、政府、媒体、公益机构、电商营运的互动、无所不在的网友、神出鬼没的旅友等一起参与营运及一线监管。”背靠网络，倚赖民间，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已经诞生。未来，政府力量的介入必将举足轻重，而民间公益组织也可堪当大任。
（七）官场围观记
@Y珍爱一生Y：我们今后还是少通电话少发短信，微博上见。想得厉害微博上约好什么地方见，好吗？
过去写一部《官场现形记》，要深入官场，细心观察；如今要写一部“官场围观记”，只要懂点互联网，会上微博就足够了。
官员微博开房
今年6月，网络菜鸟江苏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在自以为私密的微博上，与情人调情，相约开房，遭遇了数千网民热情专业的围观。虽然有许多围观者表态，不愿因为他人缺乏网络知识而无情嘲讽，但这种同情心抵不过好奇心，“微博开房”还是以最快的速度登上了多家媒体的头版。
有媒体根据网络截图辛苦整理了“网上调情”全版记录，记录中“为了你5123”对互为唯一关注对象的“Y珍爱一生Y”说：“我们今后还是少通电话少发短信，微博上见。想得厉害微博上约好什么地方见，好吗？”
6月20日，就在两人在微博上达成一致，相约开房之际，有媒体致电这位局长求证，局长爽快承认“为了你5123”就是他本人，并惊讶道，“你能看到我们发的微博？”在得到肯定回答后，这位局长仍然不相信。有媒体在以“网盲”形容这位倒霉局长时，把那句“我们两个发微博你都能看得到啊？不可能吧？”放大字号，并引用网民评论，称这实在称得上是“今年最为奇特最为喜感的网络事件”。
腾讯在其“今日话题”中，除了描述谢局长是如何“不专业”地泄露大量个人信息、腐败细节外，还记录了那些期待“好戏继续”、“引蛇出洞”的网民焦虑。腾讯编辑对此等“娱乐至死”心态显然有些失望，其结束语如下：“在数千人热情参与的‘围观’中，数次有人建议通知双方家人，却没有一个人提出向当地纪委举报。在围观上如此‘专业’，却对监督毫无兴趣，这样的专业围观也让人略感不安。”
围观无处不在
相比具有娱乐精神的围观，谢局长微博中透露出来的“可以为女方报销购物”，令一些真正专业的围观者更为关切。《现代快报》发表时评直呼，“莫让‘微博开房’遮住了‘报销门’。”文章担忧公众和当地官方只关注“作风问题”，并以广州白云区纪委仅仅提醒网上裸聊的街道办主任刘宁“注意形象”为反面典型，认为当一名官员因为裸聊，或者因为“微博开房”而成为丑闻主角时，哪怕当事官员没有违纪违法，也不再适合继续“为人民服务”了。
有评论提醒那些以为不开微博、不上微博就能免于“自首”烦恼者，“你不可能隔绝于无所不在的网络，躲避开周围群众的监督目光。我们以前常说‘人在做，天在看’，现在可以改成‘人在做，大家在围观’，再加一句：请看着办。”
如今，一些中国官员对网络的态度可以用“恐惧”来形容。前不久，有媒体对300多名党政干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7%的“县处级”干部担心网络。而近年来，确有不少官员因为一句话或手里拿的一支名烟而被网络盯上，最后黯然下台甚至入狱。这样的故事也成了世界媒体看中国的一个切入点。
微博围观下的官员生活可谓异彩纷呈。专养社会名流情人的“学者型”腐败官员陈绍基；四川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局长卢玉敏花六千嫖幼；更有创意的是福建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每两年为22名情妇举办一次“群芳宴”，设置“年度佳丽奖”；科技含量最高的当属安徽省宣城市委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工作所需攻读MBA，却将MBA理论用在情人管理上，任用1位“首席情人”管理其他6位。
除了丰富的感情生活之外，宁波机场“让领导先飞”这样的先行特权已经成为规章。领导先行之后，领导先吃、领导先拿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政府工作的小职员一定不会想到，一张经过PS的中国官员考察新修公路的照片会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英国《卫报》称，在中国网络上，这样的官员被嘲讽可以“无处不在”。英国《独立报》引述一名网友语带双关的话：“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哦，我们是无处不在的。”
官员变“弱者”
如今的网络已不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室”，而是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的爆炸点，能够在瞬间将各种五花八门的细节公开出来，相关者根本来不及掩饰自己的某些不当之举。在互联网世界里，谁也不知道目光从哪里、又在何时投射过来，这使得政客不得不小心行事。而且那些过去被认为是“私人道德”的事在网上很容易引起兴奋，这些都让政客在互联网面前由强者变成“弱者”。
“以前，老百姓想揭黑反腐，恐怕只能上访，或找媒体监督。如今，他们会得到这样的建议：去发条微博吧。”一位名为“午夜听风”的网友在微博上感慨到。
“网络有风险，官员须谨慎。”在这个信息高速流动的社会里，网络令一些“有问题”的官员无处遁形甚至身败名裂，并“株连九族”。事实上，不仅在中国，从美国明星议员“网上不雅照”到俄罗斯州长遭到全国声讨，官员们似乎正在代替娱乐明星，成为互联网上最容易被网民热议和“找茬”的对象。网络对官员们随时随地的监督，让许多官员大吐“苦水”。官员们在网络时代变成了“弱者”。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媒体表示，互联网的作用已对政府产生很大震撼，要求老百姓要诚信，政府首先要诚信，公布事实真相，不能躲躲闪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蔡雯认为，以前官员认为自己私下做什么事没人知道。现在，网络力量证明它就像探照灯一样能照到任何地方。这就为官员们敲响了警钟。
（八）鲁迅笔下的小悦悦
本刊记者 张菲菲
@刘墉：小悦悦是谁杀的？第一次是人碾的，第二次是社会碾的！
“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是1933年，鲁迅先生在杂文《经验》里描写的当时社会。然而近八十年过去了，时代在变，鲁迅先生批评的现状在中国却几无改观，甚至在灾难发生时，路人连围观都省略了，直接走开。
尴尬的舆情第一关键词
2011年10月13日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一个惨遭车祸的女童，她叫小悦悦。媒体一面在报道她身体的近况，一面又在反思，从最先的父母监护不到位到司机逃逸，从缺乏急救常识到原子式陌生人社会里令人寒彻心肺的冷漠……
车祸发生在中国最富有的广东省，小悦悦在一个五金市场的街道上被白色面包车撞倒。一个摄像头拍下了车祸发生的全过程。录像显示，在小悦悦被撞后的7分钟里，有18个骑车和步行经过的路人对受伤躺在路中间的2岁女孩视而不见，直到她被第二次碾压。最后第19位路人，一个拾荒的老人上前施以援手。
对“快速发展的经济下，中国道德沦丧”的讨论从1978年改革开放时就从未平息，而小悦悦事件则将这种讨论推向了高潮。
“人心为何变冷？是人们为生活疲于奔命，无暇他顾？还是社会风气恶化，使人们丧失了做好事的勇气？从今天起，《羊城晚报》、金羊网诚邀您通过以下途径参与讨论，发表意见或者跟帖留言。”——众多类似的讨论迅速在新浪微博等网络平台上展开，只用了不到一个下午，小悦悦的名字已经成为搜索热词，咒骂、叹息成为那个星期的舆情热潮。
冷血的司机、冷血的路人、冷血的风凉话。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议题可以阻拦“小悦悦”成为那周中国舆情第一关键词了。
扭曲的制度，扭曲的人心
1910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考察了中国华南、华北以及西南之后写了一本观察集，他在书中写道：“尽管中国时刻都在变化与进步，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科学技术背后的道德支撑。放弃了旧式教育后，中国如果发展出一种自私的物质主义而不再重视社会公共道德的话，即使中国富裕了，也不是真正的富裕，而是灾难。”
而这个灾难在100年后的今天已经降临。从南京的彭宇案到天津的许云鹤，从湖南女子落水无人救到各地频见报端的老人倒地不扶，再到小悦悦被撞后18个路人默然走过，冷漠正在变得习以为常。
救人在中国已经悄然成为一种“高危险行为”。司法的误判纵然让民众在心理上筑起一道森严的“自我防卫系统”。而残酷的现实是：那些受害者，老人孤苦无依，小孩家庭贫寒。在意外发生之后，在没有任何公共医疗的救助下，潜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会找一个人“垫背”，“铤而走险”，“诬害恩公”，在道德与现实面前，很多人选择了现实以争取一些赔偿费用。而除了医疗制度的不健全，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健全更造就了“伤不如死”的理论怪圈。
制度的扭曲造就了人心的扭曲，而文化上的深层次原因也在于中国“亲疏有别”的传统，觉得事不关己，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更何况传统中国的亲情与仁爱之道，在文革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被冲刷得面目全非。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鼓励“向钱看”的做法更使得社会陷入了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世界。
人心的扭曲靠法律来弥补？《见义勇为法》的讨论以及颁布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人心？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国家治理的好坏，并不在于法律制定的多少，而关键在于法律的执行和落实。
如今的社会，道德对人的行为约束降低，法律对人的约束更谈不及。台湾作家刘墉说：“小悦悦是谁杀的？第一次是人碾的，第二次是社会碾的！”
良知的尖刀
小悦悦事件后，中国社会涌动起一场混杂痛苦自责、拍案而起的大规模全民检讨。每个发言者似乎都在宣称找到了问题根源，打着寒战咒骂别人或者咒骂自己，并指责对方是避重就轻、舍本逐末。
道德的滑坡最直观、也最容易被拿来作为批判的对象。小悦悦事件后，无论是佛山官方宣布奖励救人者2万元的举措还是广东省政府官员去医院看望小悦悦，都无不传达着官方托举向善的力量。更不用说省社工委组织“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弘扬见义勇为精神”讨论会。
在从民到官，再从官到民的全社会道德讨论之后，似乎全民救赎时代已经来临，而这种道德的讨论是否会成为最终改善社会道德的力量？
张若渔给出了回答：“道德，这种词语，轻飘得像一片羽毛，它有‘所指’，却没有‘能指’，它先是被抽空了内涵，然后便是被过度利用，终于变得像干尸一样形销骨立。”
（九）罪与罚，药家鑫
本刊记者 张毅
@药家鑫之父药庆卫：药家鑫今天被执行死刑，我们在家等待去认尸体，谁知法院不让看尸体，让我们等着领骨灰，我给孩子说过不捐献任何器官，因为孔教授说“药家鑫一看就是杀人犯”，我真担心药家鑫的器官会连累别人，但愿药家鑫的死，把他的罪恶全带走了，不要再遗害人间。
在950万考生走向高考考场这天，药家鑫走向了刑场。经最高法院核准被执行死刑，签字后被蒙面刑警押赴执行，至此，药家鑫一案谢幕。
药家鑫，这个22岁的大学生，在长达近8个月时间成为受公众持续关注的人。他的生与死，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关乎公平与正义的代名词，更成为弱者释放愤怒的一个出口。
药家鑫之死已经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在拷问社会正义及司法公正；公众的呐喊，无不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争一个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环境。
“万人皆曰可杀”
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驶小轿车撞上前方同向驾驶电动车的张妙，药家鑫下车查看，因怕张妙以后找麻烦，就从背包中取出一把尖刀，对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10月23日，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
此案引发的“药家鑫该不该被判死刑”在社会中引起巨大争论。从专家的“激情杀人论”到5位教授联名上书“刀下留人”，从西安音乐学院学生集体为药家鑫请愿到院方拥护法院判决的声明，从一些知识分子建议以药家鑫案开始废除死刑到药家鑫之父开微博向全国人民道歉……事关该案的每一次或大或小的反对声，都触动着社会各方的敏感神经，可谓声声入耳。
这起事件与河北保定某公安局副局长李刚的公子李启铭驾车撞死女学生一样，都发生在去年10月，都涉及所谓的“富二代”，因此迅速成为网友和媒体热议的焦点，因药家鑫驾车撞人案开审，对权贵嚣张、司法不公的反感、怨恨一时喷薄而出。
药家鑫虽然没有象李启铭那样口出“我爸是李刚”的狂言，但因父母都在国防企业供职，一审判决后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独家专访，网民因此担心药家会利用权力来逃避罪责，于是对张妙家人进行了声援，要求伸张正义，严惩肇事凶手。“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是认为药家鑫“必须判死刑”者的意志，他们批评的是央视试图用煽情化、不平衡的报道制造舆论，为一个因为“怕伤者找麻烦而致人死地”的泯灭人性者开脱；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警惕媒体报道、评论影响司法判决的人士，强调“民意不能成为判处药家鑫死刑的依据”，甚至抨击发表“该杀”论的媒体，尤其是当这家媒体是与央视同为官办的新华网时。
反观支持“杀死药家鑫”的声音，除了受害方的律师和音乐人高晓松，基本没有主动而高调出击的声音发出。面对法院、媒体、学界有意或无意地充当“药家鑫辩护团”时，民众“群起攻之”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恐惧：“他们害怕这个社会真的被丛林法则主宰，弱者彻底丧失法律的庇护。”
法？法！法……
2011年6月7日上午，药家鑫被依法执行死刑，裁决书上赫然书写着他的滔天罪行：“因交通肇事将被害人撞倒后，为逃避责任杀人灭口，其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属罪行极其严重”，虽有投案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最终，药家鑫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按理，药家鑫案到此应该终了，法律的正义之剑斩断了邪恶，但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药家鑫冥冥中揭示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镜像。
药家鑫一案谢幕了，但一直以来对药家鑫故意杀人案引起的争论及思考仍然在回响。很多民众说，药家鑫之死已经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在拷问社会正义及司法公正，公众的呐喊，是在为自己未来争一个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环境，希望此案成为教育界、司法界乃至整个社会的警示。
药家鑫案并非个案，它是一个现实的缩影。对“撞伤不如杀死”的案例的拷问不能止于药家鑫之死。似乎更应觉醒的是，是制度缺陷诱使人变成魔鬼？还是社会极端私利化、敬畏生命意识的荒凉化？
对于药家鑫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大之轰动，北京律师李静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国司法的信任度太低。如果司法能够让人们觉得可以信赖，有那么一点可信度的话，也不至于民众花那么多精力，才求得那么一点司法公正。希望今后这么简单的案子，不要再让社会花费那么大的力气。
在整个药家鑫案过程中，群情激愤、要求处死药家鑫的原因莫不是司法环境不好、社会对司法的信任度不高，使这个社会让弱势群体感觉到生存得太没有尊严了的结果。
现代司法实践中，律师为被告辩护无可争议，药家鑫案中的调查问卷是否合乎司法程序仍值得商榷，与其说公众担忧舆论左右司法，不如说是司法本身权威不足。而对于公众来说，与其讨论药家鑫是否该死，不如思考是什么样的成长环境酿成了药家鑫式悲剧。
“别了，药家鑫！”与其说是为死者感叹，不如说希望中国能有公平正义保障百姓的生命健康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今天的呐喊是在为张妙争一人的公平与正义，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争一个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环境。
（十）织里：中国骚乱标本解剖
刊记者 李岩
@3frank：游行队伍手持大块石头，见车就砸，见开门营业的工厂就砸。沿街业主纷纷关门，避免殃及自家。苛政猛于虎，以暴制暴，永无安宁。
当万能的政府霸气十足地要提高税收，手无寸铁、甚至连街道都无法合法使用的民众，如何能够令对方收回成命？看上去这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2011年10月末在浙江一个名叫织里的小镇，当地居民却以显得有些极端的激烈方式，取得了这一较量的胜利。
民众非暴力，政府不合作？
商店歇业、学校停课，连老百姓每天必去的菜场都关门大吉；大街上却显得格外拥挤，民众分为两类，砸车的和围观砸车的；车辆几乎全被掀翻在地，有的甚至在火光中冒出黑烟；政府大楼更是被包围起来，而防暴警察和武警正在从四周合围过来的路上。
这一幅骚乱的标准图景于10月26日突然出现在被称为“中国童装之乡”的织里镇。事情起因源于当日上午，当地税务部门到服装加工点收缴“机头税”——这一名目所指是使用一台缝纫机所要缴纳的费用，从300元涨到了600元。一位业主拒绝签字交款，遂与征税人员发生了冲突。而这些被称为“像城管一样打人的”协管人员，对该店的一位来自安徽安庆的打工者大打出手，点燃了当地安庆人的怒火。
当天傍晚，安庆人的抗议拉开了这场骚乱的序幕。而从官方平息事态的处理方式来看，他们无疑在捍卫自己的权益上取得了一定成功，据《钱江晚报》报道：“织里区政府已终止对制衣工人征税，并辞退与该事件有关的税务官员。”成功的另一面体现在，当这一骚乱的抗税性质广为人知后，很多媒体与网民均对此行为表示了理解与支持，只是对暴力的方式存有异议。正如《亚洲周刊》所评论的：“在这场以流血为代价的暴力冲突中，公民理性正在艰难生长。”
骚乱过后的织里，又回复了往日的忙碌与平静。但在这里或是在别处，新一轮“当事人违法──执法人员施暴──受害者讨说法──官方无人理会──游街──警方粗暴干涉──暴乱──打砸抢——人员伤亡──特警出动──事态平息”的循环正在酝酿。
看不清对象的斗争
然而，除了迸发的暴力行为，织里事件距离一件浪漫化的民众抗争行为还相距甚远。事实上，在骚乱发生后不久，抗税的诉求就蜕变为了本地人仇外情绪的发泄——总人口30万的织里，外地人占据了20万，但在心理上却处于弱势地位。
在砸车事件发生后，织里本地人自发组织起来，装备钢管，喊出了“保护织里，打倒安徽，浙江万岁”的口号。在他们看来，这些抗税者持有的是“毫无道理的暴民逻辑”，打砸抢等伤害本地人的行为更是令他们义愤填膺，以至于当警方抓走两名安徽人时，本地人不禁为之喝彩。事实上，本地人与外地人尽管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有所不同，面对的却是同样的苛捐杂税。
本应拥有同样利益诉求的双方，却分裂成为截然对立的对手，令这一事件的意义陡然降低。其实，这样盲目出拳的事例屡见不鲜。今年年初一度引发热议的北京人与外地人之争就是一个实例。联想到金融危机背景下欧洲日益高涨的右翼反移民排外浪潮，中国似乎终于在“群众运动”上追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
利益冲突、地域隔阂、文化对立等因素是这些内讧得以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在更深处，也许这正是齐泽克所言的后意识形态时代中恋物症的一种表现形式，即对对立关系和对手的错误指认，使得对压迫关系的反抗怒火被转移到了一个虚幻的对手身上。换句话说，就如同纳粹德国的民众将所谓的“犹太阴谋”作为自己糟糕处境的替罪羊一样，安徽人为本地人受到的同一种剥削埋了单。就是这样，原本积极的抗争行为被恶劣的现实方式拖了后腿。更加糟糕的是，这种对真实对手的自我欺骗与自我逃避，本质上是拒绝启蒙的。
一个在微博上游荡的幽灵
前述的“不公——暴动——特警——平息”的循环本不新鲜，但这些事件在2011年尤其具有存在感。如果不是微博，织里事件的抗税性质恐怕难以公之于众，而会被以“不法分子寻衅滋事”的官方说法所掩盖。发生于微博上的现场直播，让网民至少在那一刻能够置身于现场，冲破传统媒体的层层迷雾，看见最原始的视频和图片素材。但这种存在又是如此稍纵即逝，十几分钟之内，原本鲜活的视频和图片，就会化作“此微博已被删除”几个字，消失于茫茫网海之中。
就像幽灵一般，这些事件，只在发帖与删帖的间隔得以显形；又像幽灵一般，这些事件徘徊着，从不离去，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在微博上投下阴影。从增城、古巷，到最近的陆丰，织里只是其中的一种形态，一个标本。
有心网友及时保存下来的那些文字、图片和视频，若干年后，可能会被赋予以微知著的史料价值。得力于微博，面对这些资料，不必再在众说纷纭的谜团中探索所谓的历史“真相”，而可以直接感受到这些民众的被压迫与愤怒、受害与施害、团结与分裂、斗争与麻木。
从微观上来看，外地农民工向产业中心地带的涌入，早就在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埋下了敌视与冲突的种子；通货膨胀带来的财政压力，又变成税负压力的形式层层转移，直到位于最底层的外地农民工身上。冲突的发作是必然，直到引发冲突的结点被暂时解开，但或许由于税收、征地、讨薪、冤案，新的结点又会出现。
在即将来到的2012年，这一幽灵可能还会多次重现。虽然它有几次离开时似乎带走了些许胜利，但其回归本身就是失败的标志。不过，正如贝克特所言，它总能够再试一次，再失败一次，失败得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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