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伦理失范，指的是媒体在传播信息过程中出现的违反道德规范，给受众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它不是由对标准的歧见而形成的社会失范，而是对既定的甚至明确的标准的公然违背，因此后果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如果说无心之失尚可理解的话，那么缘于追名逐利而有意地对行业内道德准则视而不见，或者公然违背甚至践踏，这种媒体伦理的失范，我们也可以称为媒体失德。笔者将当前新闻采编方面的媒体失德现象归纳为以下几种，试析之。
立场错位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一个重要的传播学概念——刻板成见。所谓“刻板成见”，就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感情。新闻工作者以呈现事实、报道新闻为己任，角色定位要求其必须秉持中立、客观、公正的价值立场。虽然新闻从业者有自己的情感好恶、是非标准，但这种倾向性要尽量规避和淡化，哪怕是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叙述来表现，也应该考虑到是否脱离具体语境，是否会给读者造成误导。在新闻采编过程中，我们常见一些采编人员，把对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通过感情色彩浓烈的新闻语言表达出来，甚至以贴标签的方式来突出。很显然，这是一种立场的错位，因为这违背了新闻的公正客观原则。
在新闻采编过程中，一些记者的刻板成见，会形成事实上的“新闻偏见”：注意力总是集中在社会精英身上，少数群体被边缘化乃至污名化，对弱势群体缺乏足够关注，对一些社会群体甚至对一些区域存在着认知上的偏见等。比如，对“官二代”的报道、对90后的报道、对富士康等企业的报道中，就存在着标签化、脸谱化的现象。在一些案件报道中，把与案件无关的犯罪嫌疑人所在地域作为突出元素点出来，这也是一种偏见。由于刻板印象，这种偏见在部分媒体上长久地存在。观点先行的结果，就是采编人员偏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对信源选择性采信，在事实的筛选、新闻事实的呈现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偏见，这有悖于客观公正的新闻理念，是一种职业失德。比如，前不久《新京报》关于公务员子女压岁钱多的报道，就有一种先验的预设立场在作祟，无端助长了社会舆论中对公务员群体收入高、灰色收入多的不平情绪。还有，在最近东莞扫黄过程中，一些媒体起初受一些网络大V的影响，以扫黄不解决社会根本问题为幌子，或隐或显地为卖淫嫖娼行为辩护，这很明显是立场错位。
报道不实
不实报道，也叫虚假新闻，其泛滥已成中国新闻业的顽疾，称为新闻业的毒瘤恐不为过。虽然，包括专业的新闻媒体、新闻工作者和网友在内，大家都意识到了虚假新闻的危害，并且新闻主管部门也在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教育、处罚措施阻击假新闻，但依然有各种各样的假新闻出现在媒体上。
不实报道的出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把关和甄别不严、调查不到位、采访不扎实所造成的，有偏听偏信造成的，有误转误传造成的，这些都可以归为无意失实。2013年《南风窗》杂志曾引起舆论强烈反响、产生恶劣影响的《村官腐败透视》一文，其中“这个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就是失实典型。还有就是记者为了牟取私利刻意造假，而编辑和把关环节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让假新闻堂皇面世。如《金陵晚报》报道的《丈母娘婚宴上送400万元宾利轿车》假新闻。另外一种是主观故意失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长时间、大篇幅地采写、发表抹黑报道对象的报道，从中渔利，报社还理直气壮地大喊“放人”，误导了舆论，实为主观故意的严重失德行为。
除了假新闻，还有很不严肃的“逗你玩新闻”、“你猜新闻”、“春秋笔法新闻”等，如《中国证券报》关于山东C县公务员卖房的报道就属于此类，新闻要素不全，到底是哪个县，让你猜着玩儿。不实报道，还应该包括有偿新闻、策划新闻、以新闻面目出现的“伪事件”等。此外，严格来说，在重大新闻事件面前，媒体失语，或者采编人员被人收买，“有偿不闻”，这也应该算是失实。
《新闻记者》杂志总结了2013年的不实报道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数量大、种类多；第二，涉及的媒体类型广泛；第三，虚假新闻体现出鲜明的媒体融合特征。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假新闻是假借传播正能量、伪托社会主流情绪的名头来传播的。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与造假成本太低、追究查处力度有限有关系。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5月，浙江、上海、山东等地率先成立了新闻道德委员会，期待能够为遏制媒体失德行为发挥应有的力量。
诱骗式采访
顾名思义，诱骗式采访就是隐瞒身份或者动机，违背被采访人意志，以诱骗的方式获得新闻素材，从而进行报道的行为。诱骗式采访多存在于舆论监督报道中，往往打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旗号，以隐性采访、体验式采访居多。隐性采访，又叫暗访，可以分为介入式采访和非介入式采访两大类。介入式采访，即记者假冒各种身份，与事件的当事人交往，以获得新闻信息；非介入式采访，是指记者不显露自己的身份，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不介入或干预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而获得新闻信息。暗访，只要目的得当手段合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有些记者，采取诱骗式的手法，从当事人嘴里套话，其目的相当可疑。程序不正义，实质正义也是靠不住的。
还有两种诱骗式采访，一种是假装和当事人聊天，让当事人在不设防的情况下向记者吐露心声、透露一些私密信息，记者明确表示不会报道，但最后不讲信用，让私密内容见诸媒体。另一种就是在电视节目中，对当事人进行诱导，以产生戏剧性效应，提高收视率。如南京电视台的《有请当事人》这档法制类节目中，主持人把有家庭矛盾的当事人请到一起，对当事人进行激将、诱导，制造矛盾冲突，然后以调解为名，“消费”当事人，这也是一种诱骗式采访。这类采访，因为违背当事人的意志，其后果不言而喻，影响自然恶劣，在对当事人造成伤害的同时，也伤害了媒体的信誉和品格，自然可视为失德。
忽悠受众
一些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惯用标题党手法，哗众取宠，夺人眼球，内容与标题严重不符，忽悠受众。现在的一些军事论坛，已经遭人鄙弃，就是因为标题党横行，令人生厌。如果传统的主流媒体，不是靠严肃可靠的内容，而是靠标题来故弄玄虚，其结果，也将是灾难性的。媒体忽悠受众等于给自己挖坑，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媒体并不天然地比受众更具有判断力和鉴别力。事实上，大多有“眼球效应”的新闻都在第一时间被受众戳穿。但令人担忧的是“一再地”出现，它意味着错误与代价不对等，也意味着媒体至今还没有充分的“以消费者为本”意识，这才是媒体滥用“眼球效应”的根本原因。
当然，忽悠受众的手法远不止这些，比如摘转其他媒体的报道时断章取义，为我所需，想当然地篡改标题，误导受众，伤害原作者、原报道媒体等，也是此类。最为典型的要数腾讯网的一例。2012年5月29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标题是“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腾讯网当天在转载该文时将标题故意改成“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误导了读者。而腾讯网做的这个标题，在社评全文中没有出处。腾讯网最后不得不向《环球时报》公开发文道歉。忽悠受众，还包括记者在访谈时不顾访谈对象说话的具体语境，断章取义，拿孤立的一句“雷语”说事。还有的记者，拿人家私下里的一些话，公开发表，制造轰动效应。至于道听途说、抄袭改编、要素虚化、“伪托专家”等行为，就更不用说了。还有的媒体，把广告文案以新闻故事的形式来发表，这也是典型的忽悠，这样违背新闻操守的行为，影响恶劣，严重失德。
新闻侵权
新闻侵权是指新闻单位或个人利用新闻传播工具，以故意捏造事实或者过失报道的形式向社会公众传播有损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当内容或者法律禁止的内容，从而破坏公民或社会组织的真实形象，降低社会对他们的评价的违法行为，这也是一种在采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失德行为。由于新闻媒体的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新闻侵权造成的伤害较一般侵权更大。
媒体上的新闻侵权现象经常出现，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新闻报道内容失实，这是最主要的新闻侵权类型；二是新闻报道评论不当，在语言上使用了侮辱、谩骂或其他具有人身攻击性的言词，对客观事实进行随意评论，造成对他人社会评价的贬损，构成侵权；三是未经核实转载其他媒体报道，事后证实报道不实，构成侵权；四是在报道中采用与报道内容无关的照片，或者未经相关方同意采用照片，构成侵权；五是过失报道或暴露他人隐私导致侵权；六是无中生有任意拔高，对当事人而言不但没有抬高声誉，反倒在社会上引起非议，造成当事人精神层面的痛苦等。这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说的。
还有两种侵权行为，属于媒体失德范畴的。一是对报道对象进行选择性报道，滥用批评话语权，监督过当，对当事方造成严重的伤害。如陈永洲受人指使，发表多篇针对中联重科的失实报道，这种不端行为，不仅当事方愤而起诉，在业内也产生了劣评，当引以为戒。还有一种行为，是将别人的劳动成果，轻松拿来而不注明出处，损害当事记者和媒体的著作权，这在媒体中也很常见。财新传媒记者王和岩以极大的勇气，付出了诸多劳动，写出了一组关于谷俊山被查的报道，但报道刊发出来之后，被许多媒体无偿转载，有的媒体没有注明出处和记者的名字，对新闻生产者极不尊重。另外，媒体评论版转载其他媒体的稿件，不付转载费，这都属于侵权的无德行为。
放大伤害
新闻媒体承担着传播信息的职责。面对各种新闻事件，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报道尽可能多的新闻事实，满足公众的新闻需求。然而，报道并非越详细越好。个别媒体由于报道目的不端正，为取悦公众、挖掘猛料而无视受伤害人的利益，强制采访，且没有必要的保护和节制，在报道中“跑偏了题”，挖掘太多与本案无关的个人隐私，特别是媒体获取这些信息的方式，是以伤害受害者为代价。此举违背社会伦理，也违背了社会对媒体的期待。
一些记者为了抢新闻，对受害者家属缠访，给受害者家属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伤害。虽然这只是少数媒体的行为，仍需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更严重的是，一些记者不顾当事人的切身感受，为了挖新闻，不择手段地追堵当事人，揭人伤疤，放大伤害，甚至引起了公愤。最新一例是，2014年2月18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复旦投毒案”依法公开一审宣判，被告人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案件审理结束后，林森浩的父亲掩面而泣，但一些记者不顾此情此景，反复追问他的感受，甚至对欲离开的林父进行围堵，强制采访，严重地伤害了当事人的权益。这种行为也引起了一些在场记者的不满。
格调走低
2014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对5起报刊刊载虚假低俗内容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予以通报，涉及刊载低俗标题、低俗广告、失实报道、虚假新闻等行为。其中，两家媒体都因标题粗俗而受罚。这两家媒体为自己打擦边球的做法付出了代价，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两家媒体编辑的“小聪明”，可以说是媒体格调走低的例证。
近些年来，低俗之风、有偿新闻、虚假新闻、虚假广告，被公认为媒体业界的四大公害。媒体低俗化的表现多种多样，究其原因也非常复杂，概括起来，无外乎以下五种原因：收视率的诱惑与利益驱动、传播观念的异化和扭曲(对受众观念的错误理解、对消费主义的过度开发与张扬)、社会责任感的淡化和职业道德的滑坡、监管的缺失、公众媒介素养的缺失等。虽经几番治理，但收效不明显。尤其是在新闻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以低俗之风来赢得读者，占领市场，成为媒体不自觉的选择。此次东莞扫黄，有网站借报道之名大量展示扫黄现场图片；而一些电视媒体，对弱势者（如扫黄中的“小姐”）的报道，没有采取技术性的保护措施，尽显冷漠。
通俗不是媚俗，更不能是低俗。在消费主义观念盛行的今天，低俗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冲击力也越来越大，但对于以传承文明、形塑社会、引导舆论为己任的大众媒体来说，不能将其拿到碗里当作菜。杜绝低俗语言上版面，自觉抵制恶俗的标题党手法，这不仅是职业伦理使然，更是其社会责任所决定的。如果媒体以对低俗投诚的姿态来吸引眼球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这样失德行为的结果就只能是饮鸩止渴，以牺牲品格和公信力的代价慢性自杀。
媒体审判
“媒体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害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在司法机关正式宣判前，媒体已经以一个“新闻法官”的角色宣布了判决，这种情形下媒体的活动已经扭曲为对司法独立的不当干预——“媒体审判”。知名学者魏永征将“媒体审判”界定为：“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做出判断，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体审判，是媒体在报道过程中的越位，不利于司法公正，影响了司法独立，这种失德行为，很具有隐蔽性，其危害事实上是很大的。
在网络时代，网民对一些影响较大的案件往往有自己的好恶和评判，但这种评判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来的，情绪化非常严重。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不能随波逐流，擅自越位，否则，就会对司法审判造成压力，甚至造成不当干扰。2013年，李双江之子强奸案，媒体的不当报道给审判造成了压力。受网络上部分网民仇官仇富情绪的影响，加上个别行为不端的当事律师的鼓噪，一些媒体没有进行有效的情绪把关，对案件无论是审查前、审判中还是审判后，都进行了倾向性非常明显的报道，造成不良影响。
新闻失德，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危害具有共同性，那就是伤害当事人，“消费”受众，损害媒体的公信力，渲染不当情绪，进而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必须予以矫治。
（王传宝：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刘鹏越：空军报一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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