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列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直面问题，强化薄弱环节
古人讲，“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当前，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治理领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突出表现为一元管理体制与多元社会诉求之间的矛盾。一是新的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结构从改革开放前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专业技术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等10多个阶层，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二是新的社会组织涌现。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大量出现，替代政府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精神依托。三是新的社会需求增长。人们在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进而追求社会安全、民主权利等更高层次需求，阶层之间、代际之间需求差异扩大。四是新的社会事务产生。出现了物流寄递、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业态、新事务，成为社会治理新课题。五是新的社会心态滋长。部分利益受损群体、弱势群体心态失衡，仇官、仇富心态突出，社会情绪极易被挑动爆发。六是新的社会矛盾凸显。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僵尸企业”、下岗失业、债务纠纷等问题增多，非法集资案件高发频发。因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全国有2.5亿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在城镇不能平等享受教育、就业、医疗等公共服务。
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社会治理工作的理念、体制、能力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在理论研究方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就相比，我国的社会治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短板”，对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解决好一元管理体制与多元社会诉求之间的矛盾，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都还不够。在法治建设方面，我们党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之后，法律制度中的“革命型”印记尚未完全消除，强调管理、强制、打击多，关注协调、协商、保护人权不够，从“硬法”向“软法”的演进尚未完成，社会领域法治建设比较滞后，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还未形成。在治理能力方面，政府职能存在“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往往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执法部门条块分割、分工过细、职能分散、各自为政，管理和服务覆盖面不广；一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不善于做群众工作，对新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不够。在基层基础方面，社会组织不够成熟，数量少、规模小、服务水平低；社区建设亟待完善，政府服务、公益服务、便民服务没有配套衔接。在风险防范方面，一些党员干部风险意识淡薄，缺乏政治敏锐性，对经济、网络、文化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工作重视不够；公共安全的思想、组织、群众、技术防线还不够坚固；暴力恐怖风险上升，车站、机场、地铁等公共场所和网络安全等领域潜在危险源增多，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安全更受公众关注。我们必须尊重社会建设规律，一方面要注重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立足中国国情，“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和完善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理想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发展，必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限制政府权力，实现从政府管理到社会共治的重大转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以创新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为动力，以法治为引领，以信息化和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西方国家的现代社会治理起步较早，有一些成熟理念和经验值得借鉴。比如，“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将大量社会服务项目推向市场；“底线治理”理念，集中资源和力量打击惩处违反法律的社会行为，对于公众一般社会行为管制比较宽松；“柔性治理”方式，注重发挥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软性约束力量作用，重视塑造国民的共同价值观，等等。社会治理既要立足我国国情，充分考虑历史文化传统和“熟人社会”等社情特征，发挥自身优势，也要借鉴国外社会治理有益经验，以开放式思维和底线治理、柔性治理理念，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责任编辑:康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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