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经济学家”教你做个明白人
薛兆丰，他主理的一门“经济学”音频课卖了5000万元。
他一夜爆红，也引来了争议。一边，他是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是超28万人用金钱“投票”追捧的“网红经济学家”；另一边，他被经济学家汪丁丁质疑为“像没毕业的经济系学生”。
马化腾、罗永浩、徐小平在新书《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中为他“背书”，赞其“能把复杂道理用简单直接的方式说清楚”，能“让大家构建一个经济学的世界观”。
撰文/本报记者赵颖慧
如今，薛兆丰已经离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他的音频课名称“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课”去掉了“北大”二字。实际上，无论争议如何，不如看看“真材实料”。这位在知识付费时代一夜爆红的网红教授，提供的“知识”是否值得推敲和有所裨益。
新书《薛兆丰经济学讲义》是他音频课程的文字精华版。“本书及其对应的音频课程，既不是对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的简化，也不是对经济学知识的堆砌，而是对经济学教育改革的严肃探索和尝试。”
他说，“阅读本书，并不能帮助读者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但可以帮助读者做复杂世界的明白人。”
“经济规律在哪里都起作用，哪怕是在战俘营里都起作用”
“没想到经济学是这样的！”这是学生在听完薛兆丰《经济学原理》课程后的感叹。“我知道他们不是客气，我自己就是在亲身经历过经济学带来的震撼和快感后，才渴望把它再传递出去的。”
薛兆丰曾在一次演讲中讲述经济学带来的“震撼”，本科学应用数学的薛兆丰一天听到老师说，“人类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是火、车轮和中央银行”。
“当时心头一震，火可以熟食，车轮让运输成为可能，中央银行怎么可以与这两个发明相提并论呢？”他意识到经济学规律的力量和普遍性，可能并不亚于物理学规律。“而后来学到的经济学知识，果然永久地改变了我观察世界的角度。”
比如，战俘营里人们的行为也遵循着经济规律。在《薛兆丰经济学讲义》的第一讲，他借用经济学者雷德福的《战俘营里的经济组织》一文讲述了战俘营里的“经济现象”。
雷德福在“二战”时，作为一名战俘被投进了德国战俘营。然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却在战俘营这样一个极端的环境里，观察到了战俘营里的交易。
在战俘营，面包由红十字会提供，一个星期两次，星期一和星期四早上每人发一份面包。拿了这份面包以后，每个人都要保存好慢慢吃，下次发面包得等三四天。于是，战俘营里的面包就会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发面包的前夜，也就是星期天、星期三的晚上，大多数人都把面包吃光了，面包价格会达到高峰，交易的价格也比平时需要多一根香烟。如果有人坚持在星期天、星期三的晚上不吃面包，他就可能能赚到一根香烟。当然，到了发放面包的当天，面包价格就会回落。”
有了交易就会产生对货币的需求。战俘营没有传统货币，就用香烟代替。有了货币就有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战俘们会用坏香烟代替好香烟进行交易。一些战俘舍不得用机器造的香烟来交易，而是把烟拆了，重新包装，里面混上一些头发丝，卷得又比机器做的烟细一点，用劣币驱逐良币。
甚至战俘营里的“货币”还会发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现象。“每当营房周围发生空袭，炮弹在营房边上爆炸，人们就会变得非常沮丧，觉得差一点没命了，存那么多香烟也没什么意义，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大家就都抽起香烟来。第二天，香烟少了，通货紧缩来了，人们发现照原来的价格，东西卖不出去了……”
薛兆丰说，“雷德福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经济规律在哪里都起作用，哪怕是在战俘营里都起作用。如果经济学能够解释战俘营里的现象，它就一定可以解释战俘营外的经济现象，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经济现象。”
“政府拍卖土地，对最终的房价不会造成影响”
那么，我们先用经济学来看看人们最关心的“房价”。上过中学的我们都学过“供求关系”，一个耳熟能详的规律是：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跌，这是“供需决定论”。
但当人们面临房价太高时，有人会埋怨说，“谁让政府卖地那么贵，最后盖的房子当然就贵。”薛兆丰认为这又落入了“成本决定论”。
薛兆丰举例：王菲演唱会酬劳特别高，因此她的演唱会票价就特别贵。这种说法对不对？不对。是因为喜欢王菲的人多，买王菲演唱会门票的人愿意出的价更高，才使得王菲的劳动力资源变得更贵。
因为美国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的教授工资特别高，学生交的学费才特别高，毕业生工作后工资也特别高。这种说法对不对？不对。应该是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的毕业生工资特别高，使得生产他们的原材料，也就是教授的工资特别高。因果关系是倒过来。
那么，如何理解“政府卖地贵，所以房价贵”这个逻辑？薛兆丰认为，“政府之所以可以高价卖地，是因为人们对住房的高需求导致了高房价，而高房价才使得高地价成为可能。只要最终的房屋数量不发生变化，哪怕政府把土地免费送给开发商，最终的房价也不会有变化。假设市场上只有一套房子，有一百个人参与竞买，出价最高的人出100万元，其次是99万元、98万元……这套房就归愿意出价100万元的人所有。因此，政府无论是免费把土地送出去，还是高价拍卖土地，对最终的房价都不会造成影响。”
那么，房价为什么高，为什么会涨？薛兆丰说，“北上广深大城市的房价一直在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集聚。很多人涌到这些城市生活，房价怎么会不贵呢？”
“在北京，有非常好的医院、剧院、大学。就像北京大学，有好多课程都是对外开放的。生活在北京的人，他们所付的房价，买到的不仅仅是一套普通的房子，还要加上周边可得的服务，它们的价格怎么会比别的城市、比边远的城市便宜呢？简而言之，人口集聚和城市繁荣，都是使房价上升的正面因素。”
那么“负面因素”是什么？“房屋交易不够灵活，不够频繁；小产权房未能进入正常的流通渠道；城市规划部门对房屋容积率的限制太大；房子不能建得太高，限制了土地使用效率，等等。”
“社会竞争规则的转变，造就社会财富的巨大变化”
在高价房中，学区房是家长们“厮杀争夺”的焦点，也往往成为高房价的聚集地。特别是一流学区的学区房，买房实际上是为了买一流学校的“入场券”。
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赞同教育是一件商品，同样也不愿意将医疗、交通等视为商品，而应该是“公共品”“必需品”。
薛兆丰问，“教育、医疗、交通是否符合商品的基本特征？它们的生产需不需要耗费真实的资源？它们的品质有没有高低之分？人们会不会对它们展开争夺呢？”他认为，如果明明是商品，又不准人们以商品来对待，会产生许多“后果”。
比如学区房，“否认了学位的商品性，就只能把人们对学位的追逐改变为对住房的追逐。本应是家长付给学校和老师的费用，现在变成要付给房地产开发商了；本来家长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付不付得起学费，现在变成买不买得起房了；学生和学生的区别，本来只不过是考试成绩之间的差距，现在变成了主要攀比父母的财富水平了。”
当教育、医疗、住房有高下之分，并都需要竞争，那如何竞争才最公平？
薛兆丰列举了暴力、智力、论资排辈、社会身份、随机分配、按需分配、出价高低等竞争规则。
“一个岛上有一群人，只有一块面包，最常用的一个竞争办法就是暴力，最后从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个人，就能得到这块面包。相比暴力，更常见的办法是比智力，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房子、车子、票子最后都要看文凭，争夺文凭，主要靠智力；除了智力高低，还可以用年龄大小来排序，或者按劳动时间、随机性来分配，比如摇号买车；除了这些竞争规则，还可以按需分配，谁需要分配给谁；最后一种竞争规则，就是按照出价高低，有钱就能买到。”
在这些竞争方式中，哪一个更公平？“没有任何一个规则比别的规则更公平。选择不同的规则，禀赋不同的人，胜出的机会就不一样。”
“如果将暴力作为竞争标准，人们就需要经常练武；如果将智力、教育水平作为标准，人们就会整天学习、考试；如果根据社会职务的高低，那么就会有攀附的成本；如果按需分配，人就要花费不少装穷的成本……因此，每当人们采用一个竞争规则，这个规则本身都会带来成本。”
“但只有一种竞争方式是例外，按照出价高低来竞争。如果凡事都要用出价高低来竞争，人们就会努力地去赚钱。为了赚钱，人们就得生产和提供别人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让别人自愿购买，这种竞争方式，会指引人们去从事一些积极的、有收益的、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福利的工作。”
薛兆丰认为，“回顾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会说，它是有关竞争规则改变的改革：从过去看排队的时间，看出身，看政治面貌，变成另外一个规则，那就是看出价的高低。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社会竞争规则的转变，造成了我们整个社会财富的巨大变化。”
“只要违反了经济规律，就会遭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经济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薛兆丰认为是研究那些“事与愿违”的现象和规律。
“比如，我想买世界上最便宜的苹果，但是当我进入市场去寻找世界上最便宜的苹果的时候，这一行为本身就使得苹果的价格上升了；我要卖最贵的房子，但当我作为供应者进入房地产市场去盖楼房、去卖楼房的时候，我的行为本身就使得楼房的价格下降了。这就是典型的事与愿违的现象。”薛兆丰说，“不管是谁，只要违反了经济规律，就会遭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房租管制：神话与现实》是由三位诺奖得主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合写的一本书，记录了美国房租管制中很多事与愿违的现象。
他们比较了旧金山1906年与1946年的两段历史。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地震之后，又发生了一场持续三天的火灾。整个城市的建筑有一半被地震或者大火毁损，40万人口有一半的人失去了家园。整个城市的住房一下子烧了一半，这时，这个城市会不会出现房屋短缺的现象呢？
经济学家们查阅了当时的主要报纸，发现地震后没有出现房屋短缺的现象，一半的房屋被摧毁后，房价肯定涨上去了，在房价高涨的情况下，有的人暂时搬离这个城市，与亲戚朋友一起住，更多的人，只要它们的房屋还在，他们就愿意腾出来租给别人。人们只要出钱，就能够找到房子，不需要展开价格之外的其他竞争，所以旧金山没有出现房屋短缺。
到了1946年，美国旧金山开始实施房租管制，本意是帮助穷人少花钱就能找到房子住，但管制的结果是报纸上出租房子的广告大幅减少，求租广告大幅增加，1946年求租房屋的数量是1906年的300多倍。房东不愿意租出去，更倾向于把房子卖出去。在租赁市场，人们不容易找到房子租了，而有钱的人，为了居住，只好买房子。
“并不是我们有了美好的愿望就会有好的结果，我们要学会用经济学思维来分辨愿望和结果之间的真实关联。”薛兆丰在书的后记中提出了一个词为“地道的经济学思维”，“地道的经济学思维，是对包含人性的因果规律的探索。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数字不重要，术语不重要，结论也不重要；是想象力重要，是视角重要，是推理重要，而权衡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