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几乎每到过年，都会有几篇有关乡村的文章引起人们关注。今年，北大毕业生的返乡报告再次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乡村还是大部分中国人的根。俗话说：“十亿中国人，九亿是农民”，直到现在，居住在乡村的人口还达到了50.3%（2014年统计数据）。但是，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大面积推行，很多人离乡村已经越来越远。尤其是“五四”反传统以来，代表中国社会的乡村传统已经日趋被污名化，乡村已经与落后、野蛮相关联，想想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获奖的那些电影和小说，《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还有莫言的小说，其实都是把乡村异化成封建、保守、落后的。这一切，在三十年后的今天，逐渐凸显出了种种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反思乡村，回到乡村。
说起乡村的形象，我们会发现它在历史上有着明显的形象断裂。
在明清以前，乡村是美好的代名词。孔子说过“礼失而求诸野”，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也同样在乡村里发现了诸多旷世奇才（如司马徽、徐庶，还有后来成为主角的诸葛亮），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更是常年隐居在山林里，不愿意出来做官。
唐诗宋词，“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苏轼《山村五绝》）。那个时候的乡村，是中国人内心寻求安逸的地方，很多诗人流连于乡村的山清水秀。
明清之后，乡村却在逐渐走向没落。北大教授陈平原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明清以前，很多官员退休后，都愿意回到乡村，安度一个幸福的晚年，并在乡村中充当乡绅，维护一方安宁。但到了明清之后，官员们退休都留在了城市里，没有人愿意在回到乡村。到了晚清时期，西方使团和传教士笔下的乡村，更是到了不堪入目的情况。
比如跟随马嘎尔尼来华的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一本书中写到：“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我看乾隆盛世》）
曾经受到鲁迅推崇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经留下一本专门记载晚清时期乡村生活的书《中国的乡村生活》 ，在那本书里，会看到中国乡民们的麻木，政府对乡村的压榨，饥荒、水灾始终伴随着广大的乡村地区，明恩溥在最后得到结论：中国乡村不存在理智的生活。人们苟且偷生，今生既没有物质生活，也没有精神生活，几乎所有的农民每天除了种地，就是坐在一起传播小道消息。
乡村的形象何以会在近代遭到如此大的转变？迄今为止没有看到对此进行详细论述的文章。不过，下面的几个原因可以让我们寻找到乡村在走向衰败的蛛丝马迹。
近些年，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对乡村的研究，古代的乡村建设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儒家学者对乡村建设的积极参与建构，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也为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借鉴。
春秋时期，亚圣孟子就提出过构建和谐乡村的关系和原则，比如制民以产。南北朝时期，在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里面，也详细说明了如何构建乡村秩序、维护乡村伦理的方法，倡导用“睦亲”的方式来维系乡村秩序。
后来的儒家学者张载、吕大临、朱熹、吕坤等等都强调乡约的作用，强调“民胞物与” ，主张乡绅对于乡村的主导作用，强化礼治对于人们的控制。所谓乡约，是乡里共同制定的某种契约规范，甚至有学者将其与西方的契约制度相类比。
这些儒家学者的建议，对于乡村的礼法的形成、乡村道德的树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对于“兼并”观点，却对中国后来的乡村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张载、朱熹等人都主张恢复上古时期的井田制，所谓井田制，则是土地划分成类似于九宫格的形式，最中间的田归国家，由周围的八户人共同耕种。周围的八户人家的田地，则归自己。其实，我们可以在这其中看到原始的共产主义的影子。
恢复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恢复古制，而是考虑当下的实践问题：以地主士绅为中心、通过‘乡约’和宗法，重建道德、经济和政治相互统一的社会基础。”（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因为宋代政府能力的增强，国家曾希望对乡村进行管辖，随着市场经济的增强，社会的土地兼并开始出现，朱熹等人的提议其实就是反对这种兼并对于农民的损害。
但是，长期来看，这种乡约将中国的农村发展限定在了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而小农经济将限制农业的发展，每个人都是“一亩三分地”，大家并不需要变革技术，即使用最原始的手段，也可以耕种完自己的土地，于是，中国自古以来，农业技术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解放之后，很多农民所使用的农具，与春秋战国时期并无二致。
如果说小农经济在清代之前，还可以保证乡村百姓的生活，那么到了清代人口极速增长之后，低级的生产力已经很难满足大量人口的生活，人们只能艰难地维持在温饱线的上下徘徊，这也同样带来乡村生活的凋蔽。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通过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华北小农生产进行了全面研究，他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内卷化”理论，即中国始终保持着小农经济的发展，根本无法转换成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规模，究其原因，黄宗智热内是认为中国农村闭塞、人口过度增长、乡村习惯性的制度，使它永远陷进落后的阶段。
在宋代时期，乡约的思想还体现了乡村与皇权抗衡的思想。在朱熹等人的思想中，乡村应该以乡绅作为主导。在美国学者张仲礼的《中国绅士》一书中，曾对中国传统的乡绅做了系统的概述，在引用的一段清代巡抚发布的告示中，有“士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可见乡绅在传统中国的作用。乡绅在古代可以与地方官员平起平坐，乡村有各种纠纷，往往都请当地的“耆宿”进行审理，断案。这种在地方上的权力，自然会引起政府的忌惮，于是，乡村需要发展出一套制度与政府的渗透进行调和，家庙和祠堂有此而生。中国的“宗法制”也因为家庙的形成而真正形成。
在宋代之前，只有官员士大夫才被允许建立家庙和祠堂。但是到了宋代之后，普通百姓也可以进行祭祀。南宋时期，政府开始管控乡村的祠堂，“这实际上是对朝廷主动权的肯定，也是中央政府控制祠堂的第一步”，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官府对地方的恐慌。不过，这种控制没有实际意义，乡村还是以乡绅为中心来进行管辖。到了明代，王阳明的“南赣乡约”甚至将乡村的共同体延伸到维持地方治安的功能。
到了清代，雍正的“摊丁入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乡绅的独立自主性（雍正命令此项规定，由乡绅和官僚共同实行），因此，乡村逐渐被政府所冲击。在萧公权的名著《中国乡村》一书中，萧公权还发现清代的乡村保甲制度成为了地方委任制度，保甲制度一直受地方官员监督，乡村被纳入了政府的管辖之中。保甲制度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相互告密制度，另乡村关系越来越紧张。另一个问题，当地方乡绅与政府共谋以后，地方乡绅开始利用制度之便以自肥，通过权力满足自己的欲望。于是，乡村的内在精神被损耗殆尽。到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土豪劣绅”的形象，也是由这一制度而形成。
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旧时的乡村，往往都是以祠堂作为村落的中心，在祠堂之外，才是市场、生活区域等等。虽然中国人千年来没有信仰，但是崇敬祖先的“实用主义”也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中国人的信仰危机。
但是，到了清代晚期，太平天国运动等历次的战乱，击垮了乡村的秩序。据统计，太平天国运动遍及中国18省，死亡人数近5000万，太平天国以变了味的基督教为理论原则，每攻打下一地，都将儒家的秩序摧毁殆尽，乡村的宗祠也多被毁坏。曾国藩在《讨贼檄文》中说，“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可见，太平天国运动对于中国人信仰冲击有多严重。
太平天国灭亡之后，乡村秩序还没有通过时间恢复的时候，西方的科学主义又再次冲击了中国人的信仰理念。杨国强教授认为，晚清以来，事理与事功彼此纠结，曾国藩作为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还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关心人们的精神世界。但是到了李鸿章，则只注重事功，即如何在物质和军事上追赶西方，一味强调外在的强盛，忽略了内在的精神作用。这种“事功”的实用主义思想，渐渐遍及全体中国人，中国人开始追求西方的物质科学，中国传统的精神与信仰以西方的标准来看，彻底封建迷信的代名词，信仰在中国彻底失落……
主要参考文献：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三联书店2008年版。
明恩溥《中国的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
萧公权《中国乡村》，联经出版社，张皓、张升译，2014年版。
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李国庆、欧阳少春译，中国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本文为搜狐读书编辑宋晨希撰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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