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贸易都是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当中。“链”上利益交织同时也是相互依存的，中国企业与全球企业同处一条“链”上。
贸易战是否会加速产业转移，并最终使得中国和全球产业链“脱钩”？
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他国家没有足够的技术劳动力和基础设施来取代中国，至少在短期内如此。更重要的是，价值低的商品可能会被淘汰迁出中国，而中国新一轮高速发展，离不开全球产业链。
中国的中小民营企业，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和技术发展，正发生着重大的应和，让人始料未及。他们在全球化中野蛮生长起来，是全球产业链的最参与者之一，不但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有效降低成本，还可以通过全球企业合作进入新市场，获得新技术。
在攀向更高价值链的过程中，他们必然也不应成为缺席者。对这些中小企业而言，仍要继续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这样在全球竞争中，才能更加从容。
借全球之力生长
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奇拓野营车辆有限公司的一座厂房里，放满了若干正在组装的房车、铝船和拖车，这些产品准备出口到全球各地。吴平龙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他在全球拥有着上千家客户。
《南风窗》记者到来时，他的一位美国客户正坐在一辆展示的房车中休息，脸上难掩兴奋，因为在正在举办的美国的CES展（2019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他们合作的“面包机器人”成功引起了轰动。
面包机器人的专利在这位美国客户手中，这个产品很特别，把面粉放进去，就能生产出包装完好的面包。据了解，他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找到了中国的吴平龙，两人就开始一起研究讨论这个定制的新产品该如何生产出来。
早期吴平龙是做OEM(代工生产)的，生产钣金类的产品。那时，产品复杂，公司也没有明确方向，基本就是按照别人给的图纸来做，包括汽车、飞机、轮船等各种部件，营收高，利润低。
可谓是恰逢其时，当全球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在中国电商也对制造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吴平龙通过电商渠道接触到了更多来自全球各地的客户。这个过程中，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不能一直充当低端生产的角色，得有自己的产品。
吴平龙向《南风窗》记者表示，“我们没有别的学习途径，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就是向客户学习的能力。我所有东西都是客户手把手教的，包括加工生产工艺。”
过往的一个从无到有，野蛮生长的时代结束了。如今吴平龙的公司已经能自行研发、设计房车、铝船等产品，这也是他今后的发展方向。从接单加工，到自行设计加工，逐步形成品牌，伴随着这种阶梯式的升级过程，像奇拓这样的中小民营企业创造和留住的价值量逐渐增多。
在传统的概念里，全球产业链具有三级分工：消费、生产、资源，对应不同的国家区域，生产国从资源国购买资源进行生产，再卖到消费国，而消费国掌握着最核心的技术资源。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一个生产国的角色。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通过廉价的劳动力、低廉的优惠政策，形成制造业巨大的洼地优势，把全世界的产能吸引到了中国。
吴平龙的想法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很大一部分民营制造业企业的发展逻辑，要走出去，要升级，要转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小民营企业选择的这种制造业发展路径必然会改变原有的全球产业链——与发达国家从产业三级分工的关系，变成产业竞合的关系。
可以说，全球产业链就好比串联电路，一环扣一环，中国一直尝试通过产业升级，在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上不断攀登高附加值环节。从美国的加税目录也可以看出，它主要针对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因为它们都代表着国家的硬实力。
在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民营企业数量就已经达到了800万家，经过十年发展，更多新的变革在制造业出现。广州明珞汽车装备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在明珞的研发测试车间，有世界首创的“机床化”机器人生产线。
如今明珞主要从事汽车车身智能生产线的规划、设计、制造和运维服务，与KUKA、ABB等国际知名公司相比，虽然在规模上暂时还有差距，但它多项革命性的核心技术皆为全球首创，服务奔驰、宝马、特斯拉等汽车品牌。2018年，明珞在欧美等海外市场销售逾6亿元人民币，占比超过50%。
从默默无闻到在国际汽车装备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明珞董事长姚维兵在过去十年干得最牛的事情，就是坚持自主创新，聚焦核心业务。
在姚维兵看来，核心技术就是公司的“城墙”，当你有核心技术的时候，就能逃脱价格竞争的死亡陷阱。而他的这种核心技术来自全球产品的整合，“用全球已有的资源来去创造一个新的产品，才是最有价值的。”
从链条到网络
即便不存在因国际政治的“卡脖子”，整个产业链是多国国际最优化分工，市场多年形成的，一个国家不可能通吃。例如在汽车产业，同样存在这种效应，但对企业和国家而言，当中的选择并不一样。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汽车产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巫细波对《南风窗》记者表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产业专业化是必须的，但掌握全产业链的研发设计能力也是必须的，“可以不生产但必须有能力生产”，不然会逐步失去某些产业环节的议价和掌控能力。
但对于企业而言，这是产业链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的选择问题。一般产业发展初期有实力的企业会选择垂直整合，也就是所谓通吃，这样有利于整合资源促进创新以提高竞争力，随着产业发展成熟，越来越多竞争者进入，为进一步提高竞争力和降低经营成本，会逐步采取业务拆分并保留核心业务。在全球化分工精细化的时代，在产业细分领域做到足够好即可。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产业细分领域的个性化应用是突破产业链上短板的一大机会。明珞在供应链上面，核心部件主要来自德国和日本。姚维兵认为，顶端的技术还是要举国家之力，让大企业去干。“而已经在市场上充分竞争的产品，我自己再做就完全没有意义，我们更重要的是创造产品的应用价值，我认为我的产品是能够让用户的制造费用下降的。”
同质化的规模生产已经基本上走到头，如今的升级需求就是解决怎么让个性化的东西降低成本。这是姚维兵的机遇，他的产品正是有关标准化生产和数字化交互生产线，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智能化的生产线上人工越来越少，生产成本越来越低。
同时，他尝试在精细化管理上做一些改变，“原来我们是接到项目，自己产能有限，只能做一部分，比如五条线做两条，三条要包出去。现在就在尝试逐渐渗透到每个产业链的每个细节中，做精细化管理。”
丰田和苹果就是精细化管理的典型代表，他们与欧洲企业差别很大，欧洲一些企业会将一整条生产线包出去，而丰田则把它拆分成数十家公司来精细化管理，利用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制作流程，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所占用的资源和成本。
在全球产业链交织形成的网络中，企业就相当于一个一个的点，他们在供求关系之中建立起自发的联系，形成层层嵌套的产业链。明珞将自己的产品嵌了别人的产业链当中，而它自身也是更大的产业链上的一环，不仅在单链式的内部全球各企业相互合作，还存在着跨链间的协调和分工。
当然，国与国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制成品之间的贸易，商品的成本、价格、流动都会发生变化，分工的同时也是在分摊风险。终端市场越全球化，越要求寻找某个环节的成本洼地，甚至搭载对方区域性自贸协议或对发展中国家优惠安排的顺风车。
吴平龙生产的铝船上，装配的是日本的发动机，但都是在国外当地装的。因为如果从日本进口到中国再出口，成本太高。欧盟和日本签署了经济伙伴协定的关系，根据这个方面的协议，欧盟取消了日本进口商品的99%的关税，可见在当地装配发动机成本要低得多。
而在吴平龙看来，产品最大的“短板”不是在于“品质”，而是“品位”。若想在全球打响自己的品牌，创新带来的独一无二的品牌形象不可或缺。这里不仅指技术创新，也包括设计创新—美也是生产力。吴平龙称，“品味与受教育程度、文化熏陶是分不开的，我现在就经常去国际的展会上看别人的产品是如何设计得更有品位的。”
产业转移还是产业链整合？
《南风窗》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吴平龙正计划飞往柬埔寨考察。背景当然是中美贸易战，产品如果加25%的关税对他量大的订单而言是个大问题。
吴平龙称，“美国客户倒没有想撤单的意思，只是跟我商量解决方案。我问他，你有没有可能去美国本土生产？他说不可能。”而此前提到的设计面包机器人的美国客户，更是直接坦言，“我可以在美国加价。”
可见，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极有可能造成最终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会削弱产品的竞争力。
有美国客户建议他通过中转贸易先将最后一道工序转移到东南亚，佛山的很多民营企业都有此考虑。但吴平龙表示并不看好，“越南的地价比佛山还高，人工成本虽低一些，但效率只有中国工人的一半。去那里太不划算，还有政治风险。而柬埔寨虽然劳动力和土地便宜，但它的工业配套好像不太行，不过我还是得去看看。”
有意思的是，吴平龙发现，中美贸易战发生后，竟然有更多的美国客户找到他。他还因此计算了一下，虽然他的澳洲客户是最多的，但销售金额加起来，第一名仍在美国市场，而此前他还未意识到。
他猜测是贸易战强化了“中国制造”在美国人心中的印象，“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体验，我也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没有贸易战，大家也没有把中国制造当回事，而我们之前也没有把美国市场当回事？”
事实上，中美两国总贸易量已超过世界贸易总量的20%，两国共生产了世界可贸易部门产品的40%。
面对贸易战，姚维兵也有他的应对法则，一方面让客户去负责做关税，客户根据这部分的价格来综合计算成本。另一方面，他试图把商品中知识产权或软件服务类的部分拆分出来，能够适当减少一些关税。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美贸易战会客观上促使中国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拓宽海外市场。姚维兵表示，“我们公司正在做战略转型，高效生产。美国的人工费比较高，如果生产方式排除掉人工的因素，我们就可以像苹果一样，在中国研发，在美国进行生产。”
经济层面而言，企业选址，考虑的还是未来的成本与收益。依靠能降低成本的标准化流水线，姚维兵表示还可能会去海外去收购一些在贸易协定国家的汽车产业，在他看来，泰国、日本、中国台湾都是不错的选择。
以全球化应对反全球化，这是中国中小企业的生长方式，也是它们面对贸易壁垒的方式。在全球产业链里完成自身突围的过程中，这些中小企业将对全球经济体系带来深远的影响，而它们也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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