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严打”自1983年起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共分三大战役，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为了达到“从快”的目标，本来应该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公然合体，我们现在在美剧中常看到警察的侦查结果被检察人员退回，公诉方与辩护律师吵成一团，法官最后判公诉人败诉。在我国司法中，也一样是公安侦查、检察起诉、法院审判的程序，“严打”时三家各派一到两人，共同审问，各做各的案卷，但却是共同定罪名，一次定刑，而且定出判多少年，效率高的惊人。
“严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在此期间，全国“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有的地方往年枪决人犯只有几人，严打时却动辄几十人，因为需要行刑人一犯一枪，一齐开枪，所以每次行刑还需要从外地借调警察。关押场所也极为紧张，公安、狱政部门进行突击性建设，另外还临时征用、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才勉强满足需要。
1983年的“严打”打到了“大老虎”，被捕的是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六位上海 “公子哥”。为首的胡晓阳是胡立教之子（胡立教是走长征的“红小鬼”出身，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小蒙、陈冰郎是陈其五之子（陈其五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是“一二·九”学运领袖）。三个淫荡公子、三个帮闲混混，在父辈革命勋章的荫蔽下，厮混在一起干的是拈花惹草、奸淫民女人妻的事。1986年2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一审判决，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5年、3年。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三人的死刑，陈小蒙得知后说：“想不到现在共产党动真格的了！ ”经胡耀邦等领导人过问后，于1986年3月对三人执行枪决，此事引起社会轰动。除了胡晓阳、陈小蒙等人外，在京津沪等主要城市的官二代、军二代聚居区，警车穿行，人人自危。天津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以及天津警备区的军队子女等,杭州枪毙了将门之后熊紫平、熊北平兄弟……不少作恶的干部子弟在“严打”中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被认为是这次“严打”的一个突出“亮点”。
“严打”毋庸置疑是一场决策层主导的一场司法“运动”，全国各地出于政治惯性，开始层层分解严打任务，甚至精确到某单位有百分之几的人必须列为严打范围，据说有一个500多人的工厂，接到的严打指标是30人。为了完成任务，厂里甚至把在厕所写脏话的人都抓起来了。实在没得抓了，就把一个中学时偷过同学十几块钱的工人抓起来凑数，结果这人被判了两年徒刑。在严打中，公检法系统的权力过大，其专政工具的面目得到张扬，在迅速肃清社会风气的同时，也开了司法机关在运动式集中执法中重结果正义、轻程序正义，肆意践踏公民权利的恶例。1985年“严打”转入第三阶段后，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反思，认为对一些罪行轻的人打击过重，打击面也过宽。
参考资料：陶盈，《1983年"严打"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刘复之，《严打就是专政》；李云虹，《流氓罪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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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顾一下“严打”政策出台前后的社会背景，我们就会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真的很乱，恶性杀人、强奸，乃至爆炸、劫机层出不穷。公安部统计，1980年全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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