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那是文学刚刚经历了冬天，即将进入春天的解冻时期。
每天都在等待报纸上的连载
《班主任》这篇小说，如春雨洒在冰封的土地，更像春雷唤醒蛰伏的压抑，激发出人们空前的阅读热情。为了满足需求，当时种类不多的报纸纷纷进行了连载。在一些机关学校，收发室门口常常能看到一些人群，热切地等待投递员的到来。十几个人争相围看一张报纸，食堂宿舍里议论那个“不守规矩”的学生宋宝琦，猜测下一集他会和师生们发生怎样的冲突，一时成为司空见惯的场景。
“社会轰动和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本源在于文学由此开始回归本质。”郑州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单占生这样认为。
《班主任》出现以前，有相当一部分人仍沉浸在保守和极左文学环境中；还有一部分人期待着新的文学表现形式、新的文学主题和文学人物出现。那时，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是文学的指导思想，一部分觉醒较早的作家开始思考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路径。恰在此时，《班主任》发表了。这篇小说描写的是学校教育和师生关系。它在塑造了有良好教育方法、讲真话的新型老师张俊石和好学生谢惠敏的同时，还讲述了“不守规矩”的学生宋宝琦的故事，而恰恰是这个人物，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极大的轰动。由此，人们突然发现，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冲突和矛盾，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用来传达某些浪漫主义的想象，更是让我们直面社会现实、人性复杂性的一种存在。无论是从传统的角度，还是新观念的角度，这都让大家异常兴奋。兴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怎么会写一个“坏学生”，并且写得如此生动；二是将人性的复杂性描写得如此活泼，启发思想解放中的人们更全面更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性。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及其他各个方面都需要改革、需要开放，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班主任》这篇小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国家民族发展的心声和向往。后来陆续出现的卢新华的《伤痕》、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都印证了《班主任》发出的信号，一起引领着文学本质的回归。这些作品让读者看到生活不仅仅是鲜花、阳光，还有阴雨和其他，生活是丰富的、复杂的，不能用理想化的模式编造。多年被高大上、假大空作品所灌输的读者，第一次看到文学本真的样子，自然如饮清泉，如沐春风。
意义和影响不止在文学领域
《班主任》发表时，粉碎“四人帮”虽已一年有余，但“两个凡是”的信条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作为改革开放标志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在一年之后才召开。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和社会背景下，就会清楚看到，这部作品不仅仅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对全社会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依然激动不已，他说：“十年‘文革’，我们的文学观念、思想观念极度僵化，严重地阻碍了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班主任》大胆揭露、深刻控诉了极左思潮对一代人的精神伤害，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成为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性作品。”
何弘认为，《班主任》扭转了以往僵化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具有重要的文学启蒙意义。由《班主任》等作品肇始，中国当代文学开创了一个繁荣兴盛的新时期。此一时期，我们大胆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文学艺术的优秀成果，大胆创新，锐意开拓，文学创作不管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讲，都达到一个新高度。
可以说，《班主任》发出的是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学先声。回顾当时的情形，我们更加坚信文学在人民精神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和巨大影响。以《班主任》为开端的一大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极大地推进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今天，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4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其中有着文学的肇始推动之功。
“好的作品历久弥新。40年过去了，小说里面提到的很多问题，在今天仍旧具有现实意义，依然发人深省。”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督学朱丹说，当年还是师院学生的他如饥似渴连读两遍《班主任》，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直影响着后来数十年的教育生涯。
学校教育的使命是什么？朱丹认为，小说中两位老师张俊石和尹达磊代表的两种观点，至今还在深刻影响着中国教育：学校是搞教育还是搞教学？现在的学校和当时相比，教育的缺位似乎越来越大。什么叫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就是把教育责任，简化成了教学责任，只重视知识技能的传授，忽略学生的全面成长，淡漠了一个人想做大事、成大事必须具备的高尚品质。好的教育不能排斥所谓成绩不好的差生，不能只关注知识技能的掌握和考试成绩。
另外，小说一直警示朱丹持续关注家庭教育问题。宋宝琦的父亲是个工人，每次下班后都到小树林里和大家打扑克，打得昏天黑地，若不过瘾，夜里还要打。小说中反映的家庭教育责任的缺位，使朱丹联想到美国的《科尔曼报告》，底层社会或经济困窘家庭的孩子成长不起来，不是因为穷，是因为穷产生的其他一些问题，使孩子在学业上表现不理想。现在家庭教育问题依然不容忽视。教育孩子不只是学校的事，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然而，很多“家长学校”尚停留在浅表的概念中。应该认识到，家庭教育实际就是父母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也是影响孩子终生的老师。
文学要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单占生回忆，《班主任》发表时，政治壁垒尚十分严密，刊登这篇小说的编辑无疑拥有巨大的勇气。当时的文学家和出版人首先面对的是极左思想下的极端现实，而后才是考虑如何真实地表现、反思那个时代。现在和那个时代相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从那时开始了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一段历史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占有的地位、创造的成就以及带来的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么多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作家们提供了深度表现生活、挖掘生活、表现人性复杂性的可能性。作为一个作家和出版人，非常庆幸的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很多可以表现的内容。应该以更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去表现史诗般的改革开放历程，表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的悲欢。实际上，现在的作家应该反思：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无论是用非虚构的方式记录，还是用虚构的方式创作，都有很多可呈现的故事。作家的责任是表现社会现实，如果不去讲述这样的中国故事，就是作家的失职。当前，作家和出版人好像没有完全做好“讲好故事”的心理准备，“当下对于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人们此间的欢乐、苦恼的文学表达，我认为还不到位。”
单占生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认为，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塑造了宋宝琦，是因为他意识到生活不仅仅是鲜花、阳光，还有阴雨和其他。这也引起了整个文学界的思考：生活是丰富的、复杂的、有其规律的，不可能用理想化的模式编造出来。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文学家的使命不仅仅是单一地表现具有革命理想化特征的人，而是要表现社会整体的现实和各色人群的命运、思想、感情、理想、生活方式。总的来说，《班主任》推动中国文学走出极左的文学状态，引起整个作家群的广泛共鸣，发出了改革开放的文学先声。同时，引发了作家对生活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思考。作家对生活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要观察社会现实，真正地深入生活，全面考察。
何弘也这样认为，他说，以今天的眼光再看《班主任》，我们会发现它在思想上不够深刻，艺术上也不够完美。正如李书磊认为的：“从它（《班主任》）对谢惠敏的剖析和对‘文革’的批判上来看，它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而从这种剖析的保留性和批判的表面性来看，它又是旧时期文学的总结。”从文学表现上，《班主任》仍然带有用所有人物来陪衬一个中心人物的“三突出”痕迹，对极左思想的批判和揭露也流于表面。但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受得那么多人的喜爱，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勇敢地面对社会现实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体现了作家所应具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想，今天的作家如果能够继续保持这样一种使命感，有能力针对社会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人们美好的理想和追求，文学就依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仍然会对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的文学应该继承优秀传统，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旧版章
班主任（节选）
◎刘心武
节选一
谢惠敏的个头比一般男生还高，她腰板总挺得直直的，显得很健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她功课中平，作业有时完不成，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大多了——因此倒也能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谅解。
头年夏天，张老师接任这个班的班主任时，谢惠敏已经是团支部书记了。张老师到任不久便轮到这个班下乡学农，返校的那天，队伍离村二里多了，谢惠敏突然发现有个男生手里转动着个麦穗，她不禁又惊又气地跑过去批评说：“你怎么能带走贫下中农的麦子？给我！得送回去！”那个男生不服气地辩解说：“我要拿回家给家长看，让他们知道这儿的麦子长得有多么棒！”结果引起一场争论，多数同学并不站在谢惠敏一边，有的说她“死心眼”，有的说她“太过分”。最后自然轮到张老师表态，谢惠敏手里紧紧握着那根丰满的麦穗，微张着嘴唇，期待地望着张老师。出乎许多同学的意料，张老师同意了谢惠敏送回麦穗的请求。耳边响着一片扬声争论与喁喁低议交织成的音波，望着在雨后泥泞的大车道上奔回村庄的谢惠敏那独特的背影，张老师曾经感动地想：问题不在于小小的麦穗是否一定要这样来处理：看哪，这个仅仅只有三个月团龄的支部书记，正用全部纯洁而高尚的感情，在维护“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她的身上，有着多么可贵的闪光素质啊！
但是，这以后，直到“四人帮”揪出来之前，浓郁的阴云笼罩着我们祖国的大地，阴云的暗影自然也投射到了小小的初三（3）班。被“四人帮”那个大黑干将控制的团市委，已经向光明中学派驻了联络员，据说是来培养某种“典型”，是否在初三（3）班设点，已在他们考虑之中，谢惠敏自然常被他们找去谈话。谢惠敏对他们的“教诲”并不能心领神会，因为她没有丝毫的政治投机心理，她单纯而真诚。但是，打从这时候起，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开始显露出某种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比如说，谢惠敏来告状，说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时，五个团员竟有两个打瞌睡。张老师没有去责难那两个不像样子的团员，却向谢惠敏建议说；“为什么过组织生活总是念报纸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赛不成吗？保险他们不会打瞌睡！”谢惠敏瞪圆了双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隔了好一阵，才抗议地说：“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再比如，那一天热得像被扣在了蒸笼里，下了课，女孩子们都跑拢窗口去透气，张老师把谢惠敏叫到一边，上下打量着她说：“你为什么还穿长袖衬衫呢？你该带头换上短袖才是，而且，你们女孩子该穿裙子才对啊！”谢惠敏虽然热得直喘气，却惊讶得满脸涨红，她简直不能理解张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班上只有宣传委员石红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这在谢惠敏看来，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
“四人帮”揪出来之后，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的矛盾自然可以解释清楚了，但并没有完全消除。
现在，谢惠敏找到张老师。向他汇报说：“班上同学都知道宋宝琦要来了，有的男生说他原来是什么‘菜市口老四’，特别厉害；有些女生害怕了，说是明天宋宝琦真来，她们就不上学了！”
张老师一愣。他还没有来得及预料到这些情况。现在既然出现了这些情况，他感到格外需要团支部配合工作，便问谢惠敏：
“你怕吗？你说该怎么办？”
谢惠敏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
张老师心里一热。一霎时，那在泥泞的大车道上奔走的背影活跳在记忆的屏幕上。他亲热地对谢惠敏说：“你赶紧把团支部和班委会的人找齐，咱们到教室开个干部会！”
节选二
五点刚过，张老师骑车抵达宋家的新居。小院的两间东屋里东西还来不及仔细整理，显得很凌乱。比如说，一盆开始挂花的“令箭”，就很不恰当地摆放在歪盖着塑料布的缝纫机上。
宋宝琦的母亲是个售货员，这天正为搬家倒休，忙不迭地拾掇着屋子。见张老师来了，她有点宽慰，又有点羞愧，忙把宋宝琦从堂屋喊出来，让他给老师敬礼，又让他去倒茶。我们且不忙随张老师的眼光去打量宋宝琦，先随张老师坐下来同宋宝琦母亲谈谈，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的大概。
宋宝琦的父亲在园林局苗圃场工作，一直上“正常班”，就是说，下午六点以后就能往家奔了。但他每天常常要八九点钟才回家。为什么？宋宝琦母亲说起来连连叹气，原来这些年他养成了个坏习惯：下班的路上经过月坛，总要把自行车一撂，到小树林里同一些人席地而坐，打扑克消遣，有时打到天黑也不散，挪到路灯底下接茬打，非得其中有个人站起来赶着去工厂上夜班，他们才散。
显然，这样一位父亲，既然缺乏丰富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那么，对宋宝琦的缺乏教育管束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当母亲的，从她含怨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她是怎样自食了溺爱与放任独生子的苦果。
绝不要以为这个家庭很差劲。张老师注意到，尽管他们还有大量的清理与安置工作，才能使房间达到窗明几净的程度，但是一张镶镜框的毛主席像，却已端正地挂到了北墙，并且，一张稍小的周总理像，装在一个自制的环绕着银白梅花图案的镜框中，被郑重地摆放在了小衣柜的正中。这说明这对年近半百的平凡夫妇，内心里也涌荡着和亿万人民相同的感情波澜。那么，除了他们自身的弱点以外，谁应当对他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负责呢？……
差一刻六点的时候，张老师请当母亲的尽管去忙她的家务事，他把宋宝琦带进里屋，开始了对小流氓的第一次谈话。
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看看宋宝琦是个什么模样了。他上身只穿着尼龙弹力背心，一疙瘩一疙瘩的横肉，和那白里透红的肤色，充分说明他有幸生活在我们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社会里，营养是多么充分，躯体里蕴藏着多么充沛的精力。唉，他那张脸啊，即便是以经常直视受教育者为习惯的张老师，乍一看也不免浑身起栗。并非五官不端正，令人寒心的是从面部肌肉里，从殴斗中打裂过又缝上的上唇中，从鼻翅的神经质扇动中，特别是从那双一目了然地充斥着空虚与愚蠢的眼神中，你立即会感觉到，仿佛一个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赤裸裸地立在了聚光灯下。
经过三十来个回合的问答，张老师已在心里对宋宝琦有了如下的估计：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相当初中一年级程度，别看有着一身犟肉，实际上对任何一种正规的体育活动都不在行。张老师想到，一些满足于贴贴标签的人批判起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来，一定会说他是“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但是，随着进一步地询问，张老师便愈来愈深切地感到，笼统地说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具有资产阶级思想，那就近乎无的放矢，对引导他走上正路也无济于事。
宋宝琦的确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但究竟是哪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呢？
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讲究“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用虚伪的“人性论”掩盖他们追求剥削、压迫的罪行。而宋宝琦呢？他自从陷入了那个流氓集团以后，便无时无刻不处于森严的约束之中，并且多次被大流氓“扇耳茄子”与用烟头烫后脑勺。他愤怒吗？反抗吗？不，他既无追求“个性解放”、呼号“自由、平等”的思想行动，也从未想到过“博爱”；他一方面迷信“哥儿们义气”，心甘情愿地替大流氓当“炊拨儿”，另一方面又把扇比他更小的流氓耳光当作最大的乐趣。什么“成名成家”，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从他懂事的时候起，一切专门家、科学家、工程师、作家、教授……几乎都被林贼、“四人带”打成了“臭老九”，论排行，似乎还在他们流氓之下，对他来说，何羡慕之有？有何奋斗而求之的必要？资产阶级的典型思想之一是“知识即力量”，对不起，我们的宋宝琦也绝无此种观念。知识有什么用？无休无止地“造反”最好。张铁生考试据说得了个“大鸭蛋”，不是反而当上大官了吗？……所以，不能笼统地给宋宝琦贴上个“满脑袋资产阶级思想”的标签便罢休，要对症下药！资分阶级在上升阶段的那些个思想观点，他头脑里并不多甚至没有，他有的反倒是封建时代的“哥儿们义气”以及资产阶级在没落阶段的享乐主义一类的反动思想影响……请不要在张老师对宋宝琦的这种剖析面前闭上你的眼睛，塞上你的耳朵，这是事实！而且，很遗憾，如果你热爱我们的祖国，为我们可爱的祖国的未来操心的话，那么，你还要承认，宋宝琦身上所反映出的这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并不是极个别的！
请抱着解决实际问题、治疗我们祖国健壮躯体上的局部痈疽的态度，同我们的张老师一起，来考虑考虑如何教育、转变宋宝琦这类青少年吧！
（原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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