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举报校长一事仍在发酵。昨日，合工大副校长朱大勇表示，8月4日，合工大相关负责人代表校党委向他口头传达了处理决定，要求其在两天之内针对举报内容和方式作出书面检讨。朱大勇表示，他对这个处理决定坚决不同意。（8月7日《新京报》）
自从“副校长实名举报校长”事件出来过后，舆论的热议就从未停止，有质疑“杰出校长奖”申报材料造假的，有争议副校长和校长之间利冲突的，更多的，则是在高校评优评选的机制上浅尝辄止。即便真相真如副校长所说，校长的评选以及校内多项政策的调整都有造假嫌疑，那么在这种真相博弈中，又能否跳出学校的层面避免以偏概全？
任何违法违规事情都需要合理举证，高校评选造假同样也是如此。只不过，在涉及学校纪委和学术委员会的时候，不应该仅是从学术不端方面寻求事实，更多的是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视角，以及对虚假事实“适格主体”的判断，然而，我们在此事中，并没有看到副校长举报的主体责任人是谁？
有人说，不是举报校长吗？确实，在朱大勇举报的主要对象里面，校长梁樑确实是矛盾主因。然而，在这份举报中，很显然还牵扯多个部门和单位。据悉，朱大勇举报的“全国教育改革创新杰出校长奖”存在造假嫌疑，属于《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主办的一项公益性活动之一，而对这份举报内容进行处理的则是合工大纪委和学术委员会，这样的处理显然也不能评判出谁才是主体责任人。
此外，舆论的关注点是副校长公开实名举报校长，原因在于这种行为颇为少见，正是因为少见，所以才多怪，而且“怪”的对象明显还有偏离。要知道，下级举报上级，除非逼不得已，不然很少有人会选择这样铤而走险，然而在数字时代，借助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下级举报上级还是有许多成功的案例。类比到副校长举报校长一事上，表现出的其实也是下级监督的优势和劣势，优势在于属于程序正义，构建出了良好的法治秩序，劣势在于有人会将此种监督归咎于“利益冲突”，并上升到“家丑不可外扬”的层面。
优势和劣势都有，这就不难明白为何很少有人选择举报上级了。在利益权衡和风险评估的双重影响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已经成为很多人不愿实名举报的原因，频现的官员被举报案例，也让很多举报上级的人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痛苦，这在现实语境下，是极其不公平的。
从这一点上说，其实合工大副校长实名举报校长的事情，往大了说行政体制内部下级监督上级的典型案例，往小了说则是高校行政管理的主体模糊。然而争议事件的主因，不在于朱大勇能否接受检讨，而是不管举报的内容是否属实，对校长、学院委员会以及举办评选的机构的调查，建立公开透明的学术评价机制，在当前的环境下显得刻不容缓，而且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因为利益交织而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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