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观礼开始，合唱队的歌声响起，完全出乎我意料的，第一首——“抗大校歌”。那一刻，热泪盈眶。
其时当时，我认识抗大也不过2个多月。7月底，我去陕西采访，了解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故事。在抗大讲学，是他其中一段重要经历。到达延安的那个下午，放下行李，我就赶着去见了苏雅琳——延安抗大纪念馆新馆重建后的第一任馆长。
没见面时，就听说她对抗大无所不知。一见面，果然名不虚传，说起抗大，她如数家珍，但更重要的是，她的讲述饱含感情。为什么建立抗大？为了抗日。没有地方住怎么办？师生们自己在山上挖窑洞。教员不够怎么办？学生自己上。怎么讲解等高线？用萝卜比划。人们为什么愿意源源不断涌向抗大？因为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苏老师娓娓道来，一点一滴如此生动。待到采访结束，夜色早已深沉。我心有歉意，但她却说，花这么多时间讲抗大的故事，她很乐意。
如果我没有去延安，没有亲耳听到这些故事，抗大校歌对我来说只是一首普通的歌——看过阅兵的人，有多少记得现场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但我去了延安，我听到了关于抗大的一切，我就会永远记住，这次阅兵是以它开场的，记得当歌声响起，我仿佛真得看到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一个个鲜活的年轻生命，为了心中的理想，奋不顾生，豪情万丈。
我因而觉得自己与阅兵这个本不切身相关的大事件，有了些小小的联系。后来我给苏老师发短信：“这次阅兵一开始就是抗大校歌，感觉很激动呢。”她回复说：“咱们感觉一样！”这份并不算大众的情感，也因而有了共鸣。
因为了解，所以感动，所以铭记。
看阅兵实况转播的时候，我正身处抚顺的如家酒店，前一天刚完成一次出差采访的任务。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特赦权，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八次特赦。而我来抚顺，是为了寻访新中国特赦第一人——溥仪的足迹。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了近十年时光，并在这里迎来了特赦的消息。
在此之前，我对溥仪的印象停留在2013年。那次去颐和园看大黄鸭，不想在德和园的戏楼里看了溥仪的生平展。展览的具体内容已记不清，只记得一圈看下来满心觉得这人一生真是荒唐。没想到两年后，我有机会再一次认识他。
我先去了长春——溥仪结束前半生的地方。在去长春的火车上，我读着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写的《暮色紫禁城》，书里的溥仪挺聪明，挺新潮。在长春的伪满皇宫，这个外表华丽、实为牢笼的宫殿里，我看到溥仪过着锦衣玉食、却毫无尊严的生活。在和专家的访谈中，我开始理解溥仪之所以做出种种错误选择，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始终在追寻不切实际的幻梦。而抚顺，是溥仪开启后半生的地方。去抚顺战犯管理所陈列馆的路上，偶遇一场瓢泼大雨，原本就没有多少访客的管理所旧址更显阴沉，走在长长的通道里难免心生怯意。但不多会儿，雨过天晴，我看到管理所院子里的篱笆上一朵牵牛花开得正艳，当真充满了生机。那一刻，我觉得从这里走出去的溥仪是真心拥抱新生。
后来有一次听高晓松的脱口秀，说到溥仪的英文名是Henry，在紫禁城里常常写英文信给Elizabeth，也就是婉容，这时他的语气是调侃的。如果是在两年前听到，也许我同样觉得可笑，但经历了以上所有的我听来，心中竟涌起一丝不忿，心想那时他只是个一心渴望去见识世界的少年啊。
因为了解，所以谦卑，所以悲悯。
是《环球人物》给了我去了解的机会，让我面对世界和世人时，内心怀有更多的温情。希望阅读《环球人物》的你，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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