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占斌：你作为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是否能与党中央习总书记保持一致？
——你主政的审判机关究竟打击的是什么人？保护的又是什么人？
习总书记早于2016年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强调：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
原占斌院长：潞城区法院（审判长申海鸥），的（2019）晋0406刑初35号，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我丈夫宋林虎四年零六个月的刑事判决书。使真正的涉黑涉恶，依仗职权侵吞我村225户巨额搬迁费犯罪分子，在该判决书中演变成了“受害人”。而作为真正检举他们违法犯罪行为的我丈夫宋林虎，在该判决书中却成了有罪之人。
该判决书一味采纳涉黑涉恶分子及其保护伞为保障他们的“不义之财、既得利益”，而采取打击报复的手段，阴谋策划、设置陷阱、栽赃陷害我丈夫宋林虎的证言证词。该判决书纯属黑白颠倒、混淆是非、枉法判决。本人与我丈夫对此一审判决坚决不服，特提起上诉。为保证便于你主政的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该案的真正实情，进行公平公正判决该案，本人几次到长治市中院面见你院领导及办案人员，提交一些新的证据。但由于你主政的长治市中院戒备森严，门难进，人难见，想见你们的领导更是难于上青天。事逼无奈，本人只好于2019年10月31日（上诉期内），以网络形式将一审判决书中存在的多处，关于该案定性的原则性问题及质疑向你反映。本人满以为这次网络反映信能够引起你的重视与关注。办理该案的法官也一定会对该案形成的前因后果，及采纳我丈夫宋林虎有罪的白彦军、桑彦军、宋有良三份“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关键证据进行全面分析，认真判断，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出公正的判决。但不知是你出于懒政怠政的态度？还是出于办理该案的法官有“难言之隐”的难处？仅以书面审理形式，就以（2019）晋04刑终444号做出了“维持原判”刑事裁定。
当本人于2020年1月6日，接到这一终审裁定后，如遭五雷灌顶、六月的暴雪。本人认为这一“终审裁定”比起一审法院罔顾事实的“枉法判决”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原占斌院长：本人不得不就此“终审裁定”向你及办理该案的审判长、审判员提出如下质疑：
一、本人委托的为我丈夫宋林虎进行二审辩护的律师向法官提交了，关于宋林虎是否涉嫌敲诈勒索定性的三份至关重要的证据。
第一份证据是：本案的关键人张成吉2012年与史迴乡党委副书记白彦军、乡政府常务副乡长桑彦军的通话录音（光盘），该通话录音充分证明以下几点：
1、通话录音中，张成吉第一次与乡党委副书记白彦军表示,要将该“款”退回去，该表示遭白彦军以沉默的方式予以拒绝。张成吉又第二次进一步表示，要将该款直接送到纪检委。此表示又遭白彦军第二次以沉默加以拒绝。
2、代表乡党委的白彦军副书记，代表乡政府的桑彦军副乡长在责成所谓的“受害人”宋有良支付这18万元时，与张成吉的对话始终是轻风细雨、谈笑风生。白彦军其中讲道：“我想的是给你俩办好事类，要不是心疼你们俩，我才不管这事类，我是替你们俩考虑的，想叫你们俩有个那个（钱），现在拍住良心说，当时不是为你们考虑的？”桑彦军其中对张成吉讲道：“那个条（指张成吉、宋林虎18万元的收据）是生活困难补助费，他哪一条能弄住你？没事啊，这个钱该花花吧！”
3、该录音光盘充分证明：代表乡党委的白彦军、代表乡政府的桑彦军在责成所谓的“受害人”宋有良，支付这18万元期间，张成吉与宋林虎并没有任何威胁、恐吓、要挟的言行。
第二份证据证明：2013年11月11日张成吉、宋林虎等人联名给中纪委《关于十八万封口费的举报材料》，及史迴人民乡政府于2013年11月20日给长治市信访局《关于201320566517信访件的情况说明》。
这一联名举报信充分说明：张成吉、宋林虎进京上访的原因是史迴乡政府与垂阳村委在王曲电厂对我村225户搬迁时，严重涉嫌贪污、侵占巨额搬迁费。时值史迴乡主要领导担心贪污、侵吞巨额搬迁款的犯罪行为被举报、暴露，指派党委副书记白彦军、常务副乡长桑彦军打着维稳的招牌追到北京、以“协调”方式积极主动责成所谓的“受害人”，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宋有良支付这18万元的“封口费”。但史迴乡政府在给长治市信访局的回复中，将张、宋二人进京举报的因由演变为：“通过进行协调劝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化解个人恩怨，不存在所谓的什么封口费，此事与垂阳村的搬迁事宜没有关联”。史迴乡政府以此“公函”来欺骗上级政府。
第三份证据证明：本案的关键人物、已故的张成吉曾于2012年因涉案的18万元（生活补贴费）中，自认为他少得两万，将宋林虎诉讼至原潞城市法院，史迴乡政府惧怕侵吞巨额搬迁费再次被暴露，最终由乡政府主动支付给张成吉两万元，张成吉撤诉。有一审判决书第四页，证据三：“垂阳村集体记账凭证及领款单各三份；宋有良从史迴乡垂阳村委共领取20万元整”。
这三份证据充分说明：张成吉、宋林虎进京上访纯属举报史迴乡、垂阳村支两委主要负责人狼狈为奸、共同侵吞巨额搬迁费的犯罪行为，因此，代表乡党委的白彦军，代表乡政府的桑彦军，才对张、宋二人恨得要死，但又怕的要命。为了掩盖他们的犯罪行为，才从长治北站追到北京，主动开设宾馆与张成吉协商、协调达成共识，涉案金额纯属史迴乡党委乡政府的“封口费”！乡党委副书记白彦军的证言证词里边“出于信访压力，......特殊敏感时期的软肋”纯属为他们的“封口费”行为的一种托词。同时又证明该“封口费”的交涉与支付自始至终全部是白、桑二人亲自运作导演的，所谓的被害人宋有良只是起到一个陪衬的作用。我丈夫宋林虎与张成吉根本没有敲诈所谓的受害人宋有良的动机。关于涉案18万元钱，不管是生活补贴也好，还是封口费也罢，全是代表乡党委的白彦军副书记，为防止乡村两级侵吞垂阳村老百姓巨额搬迁费之犯罪事实东窗事发，积极主动打欠条，责令所谓的受害人宋有良进行支付的。你们裁定我丈夫宋林虎敲诈勒索罪名，从我丈夫主观动机、客观因素及事实上、法律上的界定是根本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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