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素有公益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项之称的第十届中华慈善奖进行了颁奖，在“最具爱心慈善捐赠个人”的奖项上，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荣膺此奖，这已经是许家印连续第八年蝉联中华慈善奖的称号，也是继2012年、2013年之后，第三次获得“中国首善”的称号。
在捐赠金额方面，许家印以42.1亿元位列首善，捐赠总额占百位企业家捐赠总额的24.3%。而恒大集团也为慈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累计慈善公益捐款100多亿元，直接解决就业260多万人，同时纳税1850多亿元，这便是恒大集团在成立之后的22年时间内践行社会实践所交出的亮眼“成绩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大企业，企业的“成功”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企业规模大小、盈利多少已经不再是定义成功的唯一目标，尤其对于行业龙头企业来说，德要配其位，社会责任感已经成为衡量企业成功的新标准。
慈善行为则是评判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情况的指标之一，成功的企业家们也越来越重视对于慈善的贡献，在2018年福布斯公布的中国慈善榜上，除了位列榜首的许家印所代表的恒大集团，美的、腾讯、万达、碧桂园等诸多的行业龙头级别的领导者均位列前列。
所有做到行业前列的企业家，无论是白手起家，抑或是继承家业，能够维持目前的行业地位，均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份成功的获得，最离不开的则是消费者的信任，正所谓饮水思源，以慈善的形式回馈社会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方式。
以许家印和他的恒大集团为例，二十二年如一日在慈善事业上耕耘是其成功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当前，脱贫攻坚是我国的头等大事， 想要攻克这个难题，绝不仅仅是只依靠政府就能独立完成的，全社会的广大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通力合作才是解题之策。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慈善有着显著正外部性的体现，也就是说，慈善事业的进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改善社会风气，同时不需要受到帮助者支付任何货币。
企业家的慈善行为，以再分配的形式将财富进行输送，社会总效用得到提高，这是由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决定的，打个比方，10000元对于一个亿万富翁而言的重要性与对于普通工薪阶层的重要性显然是具有明显区别的，将这两个人作为整体看待，这10000元从富豪转移到普通人手中之后，两个人获得的总效用得到了显著提升。
以目前我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来说，虽说贫困群体在逐渐减少，中等收入群体也在崛起，但是距离社会学理论中最优的“橄榄型”社会还有不小的距离。较大的贫富差距一直是阻碍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其带来的不仅是社会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效用较低的问题，更重要的，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性也有不小的影响，而慈善事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维护了社会公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蒂格勒曾说过“实际上，关于人类行为只有一个一般理论，那就是效用最大化”，即便将慈善的捐赠者与受赠者分开来看，也符合效用最大化的要求。
从慈善所产生的财富流动来看，慈善行为毫无疑问是一种利他行为，与企业“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相背，但是从结果来看，企业和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实际上造就了一种“双赢”局面，一方面，企业家通过慈善获得了更好的声誉，取得了消费者的好感和信任，而最终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和好感直接转化为购买力，提升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慈善行为的受益方在企业家和企业雪中送炭的帮助下，通过金钱和物资的获得直接提升了生活质量。
吃过贫困的苦的人才知道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有多苦。许家印出生在河南豫东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1岁零3个月的时候，母亲得病，没钱看病，也没地方看病，就那么走了，许家印成了半个孤儿。读小学时，在村里面几间不遮风、不挡雨的破草房里面，用泥巴台子做的课桌，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读中学的时候，离家比较远，每星期背一筐地瓜、地瓜面做的黑窝头，还有一瓶盐去学校，一日三餐每餐吃一个地瓜、一个黑窝头，喝一碗盐水。高中毕业后，许家印想找份每个月10块钱的搬砖头的活都找不到，“当时，我是非常渴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非常渴望能够有一份工作，非常渴望能够走出农村、吃上白面。”
我们不难看出，许家印的“中国首善”更多是源于其从小贫困到现在富裕后，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感恩。“穷着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社会责任的定义早在千年之前就有了定义，这不是对企业家的硬性要求，却应该是所有企业家都不能忘记的“初心”，要知道，只有藏富于民才是真正的富裕所在。
当然，关于慈善和扶贫，我国政府和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越来越多慈善家的出现，正引领着整个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作者盘和林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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