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建立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能的社会环境。的确，兴旺事业，关键在人。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以更宽的视野和胸怀广开进贤之路，大批地选拔使用优秀干部。
任人唯贤，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干部路线。无论是搞革命和建设，还是搞改革与发展，党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在干部队伍建设上，只有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才能把各方面的人才聚集到党的事业中来，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的领导骨干和宏大干部队伍，保持党的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带领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党的干部政策时，就把任人唯贤提高到用人路线的高度：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 ‘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 ‘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其本质区别在于，是用人为公，还是用人为私。为公，则正确，是兴旺国家和民族的用人路线；为私，则不正确，是危亡国家和民族的用人路线。
坚持任人唯贤，不仅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选人用人的基本要求。选人用人，本就是为公的事情。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要干事，要工作，要创业，都需要选用德才兼备的干部作为中坚力量，肩负使命，担当职责，胜任工作，完成任务。对此，我们先人们就有着极深刻的认识。 《资治通鉴·唐纪》中说到：“举贤为国，非为私人也”。从中国历史上看，大凡处于进步时期的阶级或有作为的政治家，为了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大都要招贤纳士，广罗人才。诸葛亮曰：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唐太宗李世民在总结治国方略时说： “吾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对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共产党人来说，认识和境界应当在古人之上。
坚持任人唯贤，同时就要反对任人唯亲。自古及今，为什么要力倡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呢？因为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用贤则兴，弃贤则衰，这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中国曾是一个家天下传统非常浓厚的国家，封建残余根深蒂固，但凡视权力为私有，把权力当做谋取私利工具的掌权者，在用人上总是从私利出发，大搞任人唯亲，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亡政息。在封建社会里任人唯亲的事屡见不鲜。三国时期群雄逐鹿，三足鼎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人方略的较量，势力弱小的曹操能战胜势大力强的袁绍，就得益于唯才是举，群贤毕至。袁绍出身名门望族，原本也是人才济济，但他心胸狭隘，重亲弃贤。其子袁谭、袁熙、袁尚和外甥高干等，虽无真才，却委以刺史，各领一州地。关羽、张飞武艺超群，忠勇有加，袁绍却嫌他们是无名小卒而屡加斥逐，致使人心涣散，人才外流，最后兵败官渡和仓亭，吐血而亡。他死后其亲子们为了争权夺势，相互火拼，从内部瓦解。太平天国时，在平息杨韦事件中起兵靖难的石达开，尽管享有甚高威望，但不被洪秀全信任，并另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借以牵制石达开。这样两个平庸之辈列功受禄，干预朝政，最终逼走石达开，导致太平天国**大业由盛转衰。
无数事实一再表明，任人唯贤还是唯亲，绝非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是事关民心向背，事关江山社稷。从情理上看，任人唯亲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从理性上看，任人唯亲势必排斥或压制贤能，挫伤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无能之辈、投机取巧者有机可乘。尤为严重的是，还将导致各种腐败，损害社会风气，危害治国理政。我们不能不看到，在社会诸多腐败现象中，任人唯亲、裙带关系是危害最大的腐败。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言：“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 ‘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蒋介石败退台湾一隅后，在反思和总结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原因时，就很难看到这一点。而毛泽东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蒋家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蒋介石一生成败很大程度在用人得失和循私枉法上，他深谙用人之道，也有一套让别人为其卖命的高招，他以 “忠诚第一，才德次之”为准则经营人事，按照亲疏关系来取人，甚至玩弄权术，结党营私；打打拉拉，分化瓦解；打压异己，巩固权力；任人唯亲，专权袭权。这套用人之术，确实使蒋介石在与各路军阀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争斗中获得“屡试不爽”的效果，但也导致其最终在政治上失败。
坚持任人唯贤，重在贯彻落实。选贤任能，自古不易，根除任人唯亲，尤为不易。为了选贤任能，历史上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和做法，如今也探索和实行了一系列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保证。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完善选人用人机制，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就是为了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任人唯亲等不良用人行为的弊端。在干部工作上狠抓制度建设，用制度规范选人用人，这固然必要，但万不可忽视思想建设。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再好的用人制度，也要靠人去制定和执行。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起支配和主导作用的是用人思想 （或用人意识）。用人者的思想意识决定其用人行为，其思想意识正确与否，将决定其用人行为是否公道，作风是否正派。
坚持任人唯贤，根本的是要出于公心。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出发点，同时，也就有了一定的目的。用人思想意识决定和派生出的用人行为的出发点，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其最终目的也就只能是为公还是为私。共产党人的阶级本质要求就是大公无私，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选人用人，都应出于公心。只有出于公心，才能任人唯贤。出于公心选人用人，就要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从党和人民利益需要出发把人选好用好。元朝的张养浩就曾说： “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举天下之贤。”出于公心选人用人，就能心平而正，客观识人，正确量人，公正取人。明朝的薛瑄在他的 《读书录》中说： “人心公则如烛，四方上下，无所不照，私则如灯，只有一面，光不能遍照也。”这就是说，出于公心看待一切事物，包括识人选人，就会心明眼亮。出于公心选人用人，就能恪尽职守，坚持原则，克己奉公，公道正派，不循私情，不谋私利，不搞小圈子，不以个人好恶、恩怨、亲疏取人。出于公心选人用人，就要想方设法把人选好用好，就要寻求选人用人的科学方法，就要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坚持下去，就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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