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从五个方面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本报记者 张一鸣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指出，管资本为主是这一轮改革的亮点和突破口，针对当前的情况需要澄清认识，凝聚力量，加快推进改革，应从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国企深层次体制问题最终要靠企业制度解决。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政府管企业的体制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一直在“放”和“收”之间徘徊，没能摆脱“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魔咒。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政府管企业的体制在不断加强，政府把国有企业作为行使职能的工具，推动经济增长的抓手，承担社会职能的基本单元，导致企业缺乏活力。
实践证明，政策性调整不能代替“体制性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要从《企业法》转向由《公司法》调节，要摆脱管企业的纠结，就要落实管资本为主，推进顶层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从企业法转为公司法，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股权关系。因此，当前国企改革的主导方面已经不是国有企业自身，而是在国家层面推进国有资产实现形式的资本化，国有企业再改革的命题不是政府机构“如何改进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是由“管企业”转为“管资本为主”。
第二，国有资产资本化是化解诸多矛盾的关键。
管资本就是改革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实现形式，由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转向价值形态、可以用财务语言清晰界定、有良好流动性、可以进入市场运作的国有资本。国有资产资本化可以实现三个目标：国有企业进行转向拥有资本（股权），并委托专业投资运营机构持有和运作；国有投资机构的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政府在管资本不管企业的体制下，可以站到超脱地位，正确处理与市场的关系，对政府也是一次解放。因此，资本化将从根本上理顺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化解体制转轨中的诸多矛盾。
第三，重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重要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含义是保持较大份额的公有制、国有经济，同时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高效率，要在国有经济的范畴内构造出各自独立的市场主体。在排除私有化的情况下，唯一的途径就是借助现代公司的制度安排，形成包括国有资本投资的千万个独立的市场主体。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但至今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建立，监管部门依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如何管企业、如何用政府的力量去推动做大做强，轻视了企业制度转型的重要性。
第四，“管资本为主”的两种意见，两种做法，两种结果。
一种理解认为，“管资本”是指国家所有权机构直接监管的对象要由“企业”转变为“资本”。实现这个转变的前提是国有资产必须由实物形态的“企业”，转变为价值形态的“资本”。另外，“管资本为主”是指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应逐步悉数资本化、证券化，使其富有流动性。国有资本按市场规律的流动将大大提高资本效率，对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将产生重大的正面效应。而在某些特殊领域则不排除政府直接管企业，但是它应当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较小的范围，基本不对市场配置资源产生影响。
另一种理解是不太理会顶层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以及监管对象向资本的转变。认为以管资本为主，是在继续强化对未转制企业监管的同时，还要把监管扩展到这些企业可以运作的“资本”，包括重点管好这些企业的“国有资本布局”等。其要点是监管机构管企业的体制不变，而范围进一步扩展，带来的结果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体制性问题无法解决，将继续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中兜圈子。
第五，科学界定“国有企业”，把握企业转制的方向。
目前两种企业制度“并存”，但绝不是两种企业制度“并重”。现代企业制度是改革的方向，传统和国有企业应逐渐向公司制度转型、在条件具备时要加速转型，因为与管资本对接的不是传统国有企业，而是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公司。
目前政府文件和媒体都笼统地把市场主体称作“企业”，把与国有资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统称“国有企业”。这种称谓上的混淆，造成了概念混淆、政策混淆。而国企“转制”的关键是“转”。在这过程中清晰界定两种企业制度十分重要。因为这涉及政企关系的转轨、监管制度的转轨和治理结构的转型。
为此，在强化国有资本所有权管理的同时，对市场主体的分类和称谓应该及时由“所有制”转向其企业所遵循的制度：依照企业法调节的企业仍称作“国有企业”。按公司法调节的统称作“公司”，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这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转制，而且有利于消除所有制鸿沟。这将是对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责任编辑：娄在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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