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顾学文
某大学研究生在导师所办工厂爆炸事故中遇难，悲剧再次激发人们对教育的高度关注：师生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异化，学校到底是培养“人”还是培训“才”，学校与社会之间该保持怎样的距离……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对诸多教育问题有其独到见解，尤其是在校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上，他认为两者应保持警惕的距离。“距离不一定意味着疏远，维持一定的距离，或更能相互影响，似对彼此都好。”
“教以利、学以利”，
获利成为影响教育的核心观念
解放周末：您在新作《道大无外：校园与社会》中，花很多笔墨探讨了校园与社会这一对似乎越来越对立的关系。社会对教育的诟病既是长久以来的，又是愈见激烈的，究竟是教育越办越糟了，还是社会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了？
罗志田：教育受批评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中国人在批评教育，美国人也在批评教育。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以前中国的读书、教书，基本是民间的个人行为或家庭行为，政府主要负责以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验收”。自晚清引入新教育，格局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一些基本原则到现在也没能厘清。如教育的宗旨，到底是要造就合格的人才，还是要培养完整的人格，就是从晚清起就在讨论的问题。
解放周末：您说的格局发生根本改变，是什么样的变化？
罗志田：老师越来越把教书当成职业，学生自然也把求学视为获得资格以求职业的手段。老师教书成了劳动，要按劳计酬，学生则是出钱买资格。结果是“教以利、学以利”，获利成为影响教育的一个核心观念，于是，“高尚之精神事业”就“变为交易市场”了。蔡元培曾说，这是“使学术之授受，同于商贾之买卖”。这就严重腐蚀了师生关系，而学生背后是实际出钱的家长，他们也就是对学校有各种期待的“社会”之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周末：这也使得老师的身份进一步模糊。不久前，一名研二学生在导师所办工厂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人们纷纷质疑：大学导师究竟是老师还是老板。
罗志田：我们现在说相声的、演二人转的，彼此之间都互称老师，因为在他们心里，老师是个尊称。可是我们大学里面，学生把老师称老板，有些老师自己也觉得当上了老板。还好我的学生没有叫我老板，如果他们叫我老板，我会觉得很痛苦，因为老板是不是应该比较有钱？但我没钱给他们。
顾颉刚在新文化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就发现：学者去改革社会，不但没把社会改好，反而被社会熔化了，变成一个带着社会风气的“学者”。老师变成“老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顾颉刚认为，如果真的想改革社会的话，还是自己先努力做好学问。
现在有人批评大学行政化，官职啊、级别啊，这些都还是次要的，现代教育最大的害处是把社会上的很多东西带了进来，而校园中人似乎并无不习惯的感觉。
知书达理不能仅是辅助的通识，
而应是教育的目标
解放周末：照此说来，是不是学校应该保持相对的封闭，以免被世俗污染？
罗志田：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按中国传统，读书人有化民成俗的责任。所谓文德与民德，或学问与社会，本是一种关联互动而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大学又是一种引进的外来体制，体制本身包含了大学对社会负有的责任。
在一个分工的社会里，若大学完成了本职工作，应当就算承担了它的社会责任。但什么是大学的本职工作，这又是一个迄今尚未获得共识的问题。
大学与社会相互的定位非常重要。如果大学的定位是产出能找到工作的人，它的本职工作就是灌输知识和技艺；如果大学的定位是提高民族甚至人类的智慧和修养，那它在教学之外还需要进行研究工作，且不止是研究工作；如果把大学定位成社会的文化中心，它恐怕还要承担以前的化民成俗的重任，那就更不一样了。
解放周末：这就又回到了教育的本质与宗旨问题。
罗志田：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化，就是大量读书人接受了外来的思想方式，与此相应，学术也以分科为贵，是为科学；技术更以专精为高，遂有专家。新学堂体系建立后，专门而有用的“知识”成为教育追求的目标，而读书主要为修身的传统思路则退居边缘。
只有少数具备古今中外通识的人，例如蔡元培，还知道教育的目的是使被教育的人“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因此，大学“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蔡先生特别提醒北大学生，“不要误认这学问机关为职业教育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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