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广州市领导分类接访活动举行，16位市领导分赴接访点接访群众，各区（县级市）也同时开展接访活动。
对一千多万广州人而言，这样大阵仗的接访已不陌生。就在前不久，广州市各区（县级市）及市直部门主要领导的大接访活动才刚刚落幕，各级领导干部走到群众中，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而再往前追溯，2008年6月26日，2010年10月18日，分别举行过两次颇具广州特色的大接访活动。短短三年时间内，就举行了四次如此大规模的大接访，包括广州市主要领导及各职能部门领导都直接参与，“这么多人口的城市，敢这样进行大接访的”，确实不多。放眼国内，这确实是广州一项创举。
广州敢拿出如此气魄，开展大接访，一方面与广州“先行先试”的改革创新意识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政府服务理念的延续：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广州就在全国率先开通了市长热线和免贴邮票的市长专邮；2005年，先后制定《广州市政府领导接听群众来电工作方案》等文件，使领导接访成为常态；2008年，广州出台信访工作首办责任制试行办法，将“大接访”制度化，并实施首办责任制……一脉相承的大接访，体现的正是这种执政为民的理念。
主要领导直面群众，以大接访的形式，走近老百姓，走进基层，听民声、知民意、解民难，从大的方面说，为改善群众和职能部门的关系架起一座桥梁——老百姓把自己的诉求当面告诉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则用心倾听他们的声音，并创造条件解决他们的实际难题。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既提高了办事效率，也拉近了政府和群众的心理距离，领导干部并不是居庙堂之高，而就在你我身边；从小的方面说，大接访为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渠道，而且这个渠道效率更高，更令人满意。
诚然，从根本上说，大接访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群众的诉求。但一旦其制度化、常态化，意义就不仅止于一次接访，更深层意义乃在于通过这种形式，探求、摸索一种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并力争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因而，大接访的结果如何，意义不可小视。要想让大接访令群众满意，可以考虑建立公开透明的跟踪、汇报、回访制度，追踪接访中群众的合理诉求是否得到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答复和解决。
而几次大接访所表现出的变化，则折射了社会的进步。从第一次大接访领导需要用喇叭安抚接待的群众，到现在秩序井然的更平和心态；从以前只关注个人和家庭就业、医疗、教育等的个体诉求，到现在为广州治堵建言献策的公共利益诉求；从以前只关注物质层面的生活需求，到现在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文化需求……诉求的改变，反映了广州人在参与社会公共治理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领导参与大接访，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老百姓通过大接访参与社会管理，和政府职能部门良性互动，这样的大接访无疑多多益善。
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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