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乡村，在当代人的眼里，可能是与贫穷、饥饿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然而无论是在古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村耆旧的心中，乡村更多的是充满温情和诗意的祥和。我们只要从晋南村落今幸存的老宅走过，看看那残留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稼穑为宝”“职思其居”“居易俟命”“君子攸宁”之类的门楣题字，从这些连今天的大学生都不能完全理解的古典语汇中，我们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经飘荡着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这里没有豪言半语，而充溢着的是内在的道德修束。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如果从读书人的数量来说，当代中国农村绝对是古代农村的几倍乃至几十倍，然而为什么却没有从前的典雅，而且也失去了传统农民的道德坚守与精神追求?由此我们想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乡绅。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即士大夫居乡者。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由乡间士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地了解。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因而“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绅衿论》，同治壬申五月一日《申报》)。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
“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称作“里”。“里”字从田从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滋养的人群颠扑不破的信念。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仪礼·士冠礼》中提到有“乡先生”，郑玄注说：“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乡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为他们兼任着乡间的教育，所以郑玄说“先生”是“老人教学者”。从“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通俗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还乡后，与当地“士”一同教授乡里，行化一方的故事。像汉代以力谏皇帝折断殿槛而闻名于世的朱云，退居乡里后，即教授诸生，“择诸生，然后为弟子”，培养出了两个著名的博士(《后汉书·朱云传》)。蜀中司马胜之，辞官不做，“训化乡闾，以恭敬为先”(《华阳国志》卷十一)。曾作过武威太守的冯豹，“以《诗传》教授乡里”(《东观汉记》卷十四)。宋之理学大家如二程、陆九渊、朱熹等，无一不是休官后还乡讲学，培育后进者。宋吕大防兄弟四人，大防曾为尚书右丞，大钓嘉佑进士，大忠曾为河北转运判官，大临曾为秘书省正字，都是“国家干部”，但中国乡村的第一份民规却出自他们之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蓝田《吕氏乡约》。南宋朱熹又对这《乡约》作了增损，由此而传播开来，对明清乡村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关于乡绅作为的记述。如《洪洞县志·人物志》记清之人物，靳之隆，曾为解州学正、阳城县教谕，“解任归，筑读书精舍，数百里负笈从游者，不下百数，各因其才，多所成就。处乡党以中正和平为一邑表率”。刘我礼，“考授州同，赠资政大夫”，“于里中建乡塾，捐资延师，寒畯多赖成就”。刘镇，刑部福建司郞中。致仕归，“所得俸尽赡三族。捐学田四十亩，助寒士膏火”。刘勷，直隶河督。致仕归，“督修学宫、城垣，并城南涧河石堤”。刘大悫，曾任贵西监司，以疾足乞假归，设墨庄家塾，“成就四方士甚多”。
19世纪的中国乡绅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这些乡绅，他们怀着四方之志，在青壮年时期通过科举、铨选，离开家乡，为国家效力。晚年归乡，则带着一身的荣耀相见于乡亲父老。他们的成就、德望为一乡民众所瞻仰，他们的学问知识为一乡学子所钦慕，他们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后辈学子奋发向上。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回归故里，换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乡土。如此而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环，使中国乡土变成了人才生长的沃壤。有人对明代初期百年间的城乡中举人数作过统计，发现乡村多于城市。这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乡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功能。再说，在与六畜、五谷相互依赖、关爱中成长起来的人群，是否比城市叫卖喧嚣中的生命，更具有“仁人而爱物”的情怀呢?
然而，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制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在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开始动摇，部分退休官员开始失去还乡的热情，在城市安置家眷。这种单向流动，在民国时期曾使一批有志之士深为担忧，而为乡村重建作过呼吁。到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潮，乡村的命运便急剧直下。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都变成了城市人。先是城市工作的革命离休老干部，他们安居于为革命功臣建起的休干院、疗养院而再不“思蜀”。其次是工职人员中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人，因农村失去土地，完全没有了“归根”的念想，安居城市。再其次是基层官员，工作在乡，退居则入城。再其次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农村大学生，一批毕业于名校，留居城市工作;还一批毕业于不入流的学校，在三十年前原本应属于初中生是可以留居农村的知识人，现在也有了大学生身份，漂于城市而不思归。
乡绅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加之城乡教育资源配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与规模，使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村落中的暴发户和农民中的精明能干者，或在大城市购买豪宅，安置子女户籍入城，享受京沪人口升学的优惠政策;或靠经商或其它谋生手段，定居城市，虽无城市人的合法身份，而为了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也艰难地过起了城市生活。还有一批农民工，望子成龙的切切之心迫使自己蜗居城市，为孩子离乡上学赚取费用。于是大批“空心村”出现了。中国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植根于乡土的中国文化之树，“叶”不归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这棵大树面临的不仅仅是凋败，而是枯死!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乡村失去“灵魂”之后，八亿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变为流民，游荡入城。城乡人口的单向流动，违背了“天道循环”的自然法则，其结果会如何呢?
当然，对于乡绅的消失，可以归咎于社会近代化变革中“工业文明”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这场变革对传统价值观的摧毁。虽然近代出现的新型知识群体和有理想的革命者，其初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但面临自己最后归宿选择时，在城市良好的医疗条件保障下安享晚年，成了他们最合理的生活选择。“叶落归根”的传统价值观被彻底抛弃，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失了“根”的记忆;工业文明追求效益与利益的观念，冲刷了传统学人曾有的文化使命与社会担当精神;安坐电视机前关注“养生堂”栏目，变成了他们的新常态。而殊不知他们的选择，比之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封建士大夫”，显得是多么卑微!于此，我不得不礼敬中国传统的乡绅，磬折于他们“归根”的壮举与高尚精神!“叶落归根”，归根则成肥料，不归根则成垃圾。他们不愿意作不归之叶，被人作为垃圾扫掉，而是要化为肥料，让生养自己的大树长得更茂盛。他们明白，自己尽管到垂暮之年，不能再有大为，但只要身影出现在乡土上，那曾经有过的荣誉就会发出光芒，激励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他们的价值已不在职所，而在乡土!
(作者为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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