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称，上海一个12岁孩子的母亲涉嫌诈骗外逃，警察向学校提出要询问这个孩子。结果校长回复：学校可以让班主任、老师配合询问，但不能直接问学生。校长直言，对12岁的未成年人来说，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形成，学校不鼓励孩子揭发父母、撕裂亲情。这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做法。
近年来，类似的“亲亲相隐”的话题有很多，也引发了很多争论。不让子女揭发父母，是保护人性，还是放纵犯罪？
亲人互相揭发有违伦理 “亲亲相为隐”不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产，是一种国际通行惯例。
法律是什么？无非在保卫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观。亲人之间相互揭发，的确有助于提高破案率，高效打击犯罪，但这种正义是有代价的，它破坏了人类社会最起码的亲情，使当事人陷入了伦理悲剧当中，这对于社会的伤害，不应在“法不容情”的冰冷口号之下被忽略。
比如2009年，著名歌手满文军因吸毒被警方抓捕之后，作为“污点证人”指控其妻子容留他人吸毒，最终其妻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丈夫作证指控妻子，自己获得较轻处罚，而妻子获重罪，这是法律机器对人性和亲情的无情挤压，在完成法律“正义”的同时，也在伤害作为社会基石的人伦关系。
中国传统上主张“亲亲相为隐”，近亲属免除互相揭发举报的责任。孔子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就是传统中国的正义观。如果是卑亲属和小辈“告言尊长”，尊长可按自首的规定免罪，而卑亲属和小辈却要“依干犯名义律”被判刑，因为这是“以小犯上”。这种法律规定贯穿于各个封建时代。但这不是中国封建特产，更不是某些人臆想出来中国法治建设的“绊脚石”。
比如，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1994年《德国刑事诉讼法》、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均规定：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即使自愿作证也有权不宣誓担保证词无伪。并且德国和意大利还规定，法官一般不得就有损于证人亲属名誉的事实发问，还应告知其有权拒绝作证，并且不得强迫、恐吓其作证。1937年，当时的中国《民事诉讼法》第307条，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规定，这是中国伦理传统与西方法治逻辑自洽的结合。
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如此，社会主义法系也有类似制度，前捷克斯洛伐克、前波兰、前保加利亚的法律均规定：为帮助近亲属而实施包庇藏匿罪犯、知犯不举、伪证或者湮灭证据、代替受刑、隐匿赃物等行为均不处罚或者减轻处罚。可见古今中外的“亲亲相隐”，是基于共通的价值观——保护亲情、保护善良。
“大义灭亲” 有人说“大义灭亲”也是传统，其实这是对传统的误读。
什么才叫“大义灭亲”？有人强调了“灭亲”，没有注意灭亲是因为“大义”，而不是针对一般的违法、犯罪。“大义灭亲”的最早出处是，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之子石厚，与公子州吁杀了国君篡夺王位。石碏杀掉自己谋反的儿子时说：“子从弑君之贼，国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古代所谓“大义灭亲”，是指干犯了君臣大义时才能灭亲。
这个词直到近代，才变成对“普通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那是与近代中国“反封建”历史以及国家全面介入私人生活有关。比如，在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张正国是一个民兵队长，也是一个立场坚定死心塌地跟着党走的青年人，小说是这么形容他的：“要是都能象张正国那才好。大义灭亲，死活只有一个党。”
此时，大义灭亲成了阶级斗争决绝的精神品质，而得到国家的褒扬。苏联大义灭亲的小英雄帕夫利克。1932年，乌拉尔农业集体化时期，12岁的帕夫利克告发了自己的父亲，说他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袒护富农，致其父亲被杀害。之后小英雄被爷爷奶奶杀死。从此，苏联儿童便在课堂上学习帕夫利克英勇的斗争精神，以他为榜样，也向苏维埃政权告发家里的人，直到1991年，莫斯科的帕夫利克铜像才被拆除。
在这方面我们之前走过不少法治弯路。好在我国的法律日益人性化，特别是最近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
在去年8月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正案草案中，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今年正式通过的新《刑诉法》已然去掉了“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制。
不过，所谓“拒绝作证”仅是不用出庭作证，即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仅仅是不用出庭作证，面对面地指证亲人。新《刑诉法》依然保留现行法律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第60条），以及“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义务按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要求，交出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第135条）。也就是说，近亲属之间仍有义务向警方提供不利于亲人的证据，自己的证言依然会成为亲人的罪证。但这个取消当庭指控的“小进步”，依然体现了中国法治理念的微妙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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